建构主义与冷战：温特及其不自在的盟友

迄今亚历山大·温特的建构主义仍被视为这一复杂、有争议的思想流派的代表。许多建构主义者，包括本书匿名评审之一，都强烈反对温特能够代表他们的观点。有些人甚至准备把他罢免出这一思想流派。本书评估他对冷战的解释，就好像他的解释代表了建构主义者的观点，那么我们将不予考虑其他建构主义者所提出的批评，也不用给予他们一个陈述自己对这一思想流派观点的机会。考虑到过度复杂化这一讨论的风险，以及公正地对待所有流派的建构主义者，本书总结和评估了其他两类建构主义者对冷战结束的解释。再加上温特提出的解释，那么我们可以说涵盖了建构主义研究议程中有关安全与国际关系理论的主要流派。

第一种不同的解释或者说“温和”建构主义者的观点将集中关注弗里德里希·克拉托赫维尔（Friedrich Kratochwil）及其同事。克拉托赫维尔把温特定位于体系层面的分析层次往下移，把它运用至外交政策分析以及苏联国内政治的分析层次。在探讨这些分析层次以及同这些研究视角相对应的行为体或者施动者时，建构主义者旨在更加深入地探究更加主要的因果结构，不仅用来解释冷战结束，削弱现实主义、新现实主义与自由制度主义理论的解释力，而且旨在建立起相对温特而言更加激进的建构主义理论。相比超级大国的物质实力——主要是军事力量——变化的解释，行为体身份的根本性变革与国内政治以及苏联主要改革者的思维倾向对冷战结束做出的解释更加具有说服力。这些研究思路也挑战了温特集中关注的无政府状态以及他狭义地把国家身份重组设想为这些物化单元的一种互动功能。温特与这一延伸版本的建构主义的支持者都认可无政府状态及其国家身份所发生的变化。他们的不同之处在于确定这一变化的特定驱动力。这一驱动力不仅在后冷战时期改变了国际政治，也克服了超级大国与冷战时期的安全困境。而大多数非建构主义者把该安全困境假定为国家间关系以及民族国家体系所特有的通病。

最后一个有待验证的建构主义观点同激进建构主义或者“观念到底”建构主义相关，他们坚持被温特以及温和建构主义者所放松或所忽视的关键原则。他们认为就行为体行为作出任何客观、非历史性的总结都是不可能的；也不存在任何超越了这些规则建构并涵盖了行为体与施动者所有行为的规则；以及行为体能够重新界定它们的身份，甚至自相矛盾地把它们的身份定义为其行为的一种非本意且极其讽刺的结果。[54]后一种结果正是戈尔巴乔夫所声称的那样，他在不经意中推动了“新思维”改革，却没有预见到摧毁苏联政权这一非本意的后果，而其本意理应是为了维持苏联政权。所有建构主义者可能一致认为，戈尔巴乔夫通过“新思维”结束了冷战，但是他们很少对“新思维”的内容与后果持相同的理解。

温特的重心是向沃尔兹及其新现实主义提出挑战，并且扭转变化的因果关系箭头，建立观念到身份再到利益之间的联系。国家间物质能力的分配服从于观念性因果关系链，且该观念性因果关系链根植于国家不断变化的身份。国家按照它们的需要和意愿造就了无政府状态；它们有机会选择它们将扮演的角色和内容，因为它们是其社会建构的附属品。同双方国家身份与利益相应的观念结构，而非国家间给定的、静态的暴力能力及其分配的结构，决定了国家行为。

自由制度主义同样也是温特审查和批判的对象。自由制度主义强调规范、规则、原则与制度，而不仅仅是国家间物质能力差异，限制了国家的行为。但是，温特认为，自由制度主义的观点无法充分地解释国家对自身施加的自我限制，即在国家同其他国家交往时，当它们看见可以通过违反一项协议或者规范来获得有吸引力的优势时，它们却限制自己使用其物质权力去获得它们想要的东西或者选择合作而非背叛。自由制度主义作出了让步，认为观念有助于帮助国家在可供选择的“均衡”（博弈论）中作出决定；但是，在温特的批评中，这对理解社会科学研究以及随后解释国家的身份、利益和实践，或者把这一重要性归因于这些行为体所拥有的硬实力和软实力来说仍是不充分的。自由制度主义者有关国家行为是工具主义、以自我为中心的认知阻碍了他们认可温特的假设，即国家能够最终克服背叛的动机，建立一个由各种身份与利益构成的共同体，进而逐渐地边缘化乃至消除敌人与对手的认知。[55]

考虑到温特雄心勃勃的理论目标，他没有对冷战进行详述并不令人吃惊。这一更宽泛的理论目标并没有阻止他就相关问题提出宽泛的看法，即他的建构主义能够解释冷战为什么结束以及他的研究方法为什么比其他的解释更胜一筹，也包括不同流派的建构主义者提出的批评。正如本书讨论的其他两种建构主义观点一样，温特首先分析了20世纪80年代苏联的“新思维”。“在四十年间，”温特写道，“苏联把冷战视为是给定的。随后，在20世纪80年代，它开始接受‘新思维’。‘新思维’的一个重要结果就是它意识到正是苏联咄咄逼人的外交政策招致了西方的敌意，这反过来也迫使苏联维系高水平的国防开支。戈尔巴乔夫政权把‘新思维’理解为安抚西方，并在此理解上采取行动，几乎是单方面地结束了冷战。”[56](https://www.daowen.com)

在《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后面的章节中，温特拒绝了物质主义者对冷战结束的解释。他写道：

那些盲目坚持武力模式的人（沃尔兹）……将会说，因为苏联不断下降的相对权力位置，苏联领导人必须改变其政治观……然而，这一结构压力理论无法单独解释苏联做出反应所采取的形式（结束冷战，而不是加强镇压）或者其做出反应的时机（物质实力的下降已经持续了一段时间）。该理论也忽视了领导人意识在该情况下做出反应所发挥的作用，即苏联政策正是难题的一部分。结构环境并没有迫使苏联产生自我意识。苏联的行为之所以改变，是因为它们重新界定了其利益，而该利益是作为审视其现有意愿与信念自我批评的结果。这一反思性国际解释模式比盲目坚持武力模式更自然地抓住了这一进程。[57]

温特声称，苏联关于苏联外交与安全政策对其西方对手的消极影响的自我认知以及知识——追求霍布斯式战略，进行不断的权力政治斗争和平衡——推动苏联对其身份再次进行评估与改变。由此看来，苏联的国家利益也发生了变化，从通过依赖武力对付敌人来实现其目的，到把其他国家视为洛克式对手，为了实现共同的优势而通过非暴力手段来解决冲突。

温特在著作的结论中再次提出了这些主张：“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是对美苏关系‘是什么’进行一次深刻的概念性重新评估。从根本上说，它是一个构成性理论；在该理论的基础上，苏联能够单方面且几乎在一夜之间结束这场曾经被视为不可更改的冲突。”[58]冲突被视为不可更改的观念并非源于看似棘手的冲突本身。相反，这一观念是源于人类灌输给冲突的意义，从而导致冲突很难解决，并且使得冲突看起来是抵制变化的。施动者拥有了建构一种新身份的新观念，那么它就能够把石头转变为尘土。

由于温特旨在建立起特定的建构主义“理论”来解释冷战的结束，他应该阐明：（1）他就冷战起源、演变以及最为重要的结束所提出的解释为什么比其他的理论解释更加令人信服；或者，（2）他的观点（鉴于本书对该理论的理解）是可被证伪的。然而，无论温特的概念工具如何精巧，他的解释也是不充分的。由于温特并不打算运用这些双重检验，那么，在冷战实验室的验证中，质疑者有权利用建构主义者的批评以及本书中涵盖的研究范式和研究方法去评估他提出的建构主义理论。尤其对温和建构主义者和激进建构主义者来说，他们把温特的分析延伸至国内政治与苏联改革者例如戈尔巴乔夫的心理构成领域。正如本书前文所述，这些施动者与结构维度已被温特“黑箱化”。温特观点的温和建构主义和激进建构主义批判了温特的建构主义，他们坚持认为，这些分析层次以及行为体不断变化的观念和身份从根本上塑造和推动了这三种（或者可以想到更多种）无政府状态下的国家体系，或者温特所描述的由国家构成的社会。黑箱中区分霍布斯、洛克与康德的东西正是造就了这一黑箱的东西，而不是黑箱（或者说国家）本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