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力转移理论的研究议程
如本书前文所述，人们常错误地把现实主义理论与权力转移理论联系在一起，但权力转移理论的研究者否认他们是现实主义理论的分支。[33]现实主义理论围绕国家间永无止境的权力竞争和不断变化的权力制衡，而权力转移理论者标榜他们的研究沿袭了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他们的研究方法被公认为是可证伪的和“理性的”[34]。权力转移理论的研究者认为，作为一门科学的事业，他们的科学工作构成了一项进步的研究议程。权力转移理论的两位领军人物说：“在拉卡托斯看来，权力转移理论对于国际关系研究者而言，也许是最富成果的研究议程或研究范式。”[35]它大致能够解释其他理论所不能解释的问题，甚至能解释更多的问题；它还能衍生与其研究议程相一致的新研究项目，解释被其他理论忽视的新事实或事件。权力转移理论对安全研究有什么贡献，使它配得上如此高度的自我表扬？
权力转移理论提出了一个有限的却非常重要的问题：大国间冲突何时以及为何会导致战争的爆发？权力转移理论向现实主义理论的权力制衡模式提出了挑战。它认为尽管现实主义模式以前曾很好地为国际关系的专家和实践者所用，但现在它已经过时，与当今国际体系的运作方式相脱节。[36]现实主义模式忽视或不够重视现代驱动国家行为的新权力环境。现实主义的权力制衡模型认为和平是大国间权力平衡的运行方式或衍生物。如果国家能保持大致的力量平衡，遏制任何国家或国家联盟通过打破平衡而成为主导者，那么战争就不会爆发。[37]平衡促成和平。现实主义认为国际关系的演变是由大国不断追求的权力制衡所推动。而权力制衡的形成是通过把各大国的国内权力与国家联盟的权力结合起来，以抗衡敌对国家的权力，从而确保国家联盟的生存。这些重复行为的结果是产生一个权力分散的国家体系，作为体系内国家自治和独立的机制保障。[38]
奥根斯基首先提出权力转移理论，[39]认为权力制衡模式无论如何构建，也无法解释大国间战争或和平。[40]权力转移理论认可现实主义理论所说的国家是国际关系的主要行为体，但它认为在当今世界不断现代化和工业化的情况下，权力制衡模式是行不通的。所有国家都在不同程度上、以不同发展速度经历现代化和工业化的转型过程。因此，国家的权力能力在很大程度上会由于其国内的发展而不断发生变化。国家物质能力的这些变化在某一单元层次主要表现为：一个国家内部所能形成的技术经济能力，能造成体系内各国权力分布的变化。这些变化具体表现为一种权力等级，而不是前现代时期数百年间形成以权力制衡为特征的国家间关系。在权力转移理论看来，一个时期的霸主及其潜在的敌对国是国际关系和安全研究主要的关注对象。权力转移理论直接挑战了现实主义理论所看重的不断变化的国家联盟，认为在现代化、可持续性经济发展以及不断和快速技术革新的压力下，不断变化的国家联盟已经不足以解释和平、维持最低程度的国际治理和秩序。权力转移理论认为绝对的权力优势造就了和平。
快速回顾过去两百年国际体系的演变能有助于证明权力转移理论的观点。由于英国首先进行了工业革命并处于领先地位，获得了技术和经济上的优势，并将这些能力转化为无可匹敌的海军权力，英国在19世纪崛起成为国际关系中的主导国。20世纪中期，美国在“二战”中成功遏制了德国和日本的挑战，取代英国成为世界主导国。苏联解体后，美国成为世界唯一的超级大国。
权力转移理论的分析在当今显得尤其中肯，使得我们更有理由关注该理论。在后冷战时期的今天，尚无任何国家或国家联盟能够挑战美国当前的军事力量和技术经济实力。权力转移理论坚持认为，它对当今各国与各民族关系中存在的这种霸权状况有新的、令人叹服的解释。本书将在下文对此进行评估。
权力转移理论认为有三个变量被视为一国物质权力的决定要素：人口数量、技术经济生产能力以及国家在同其他国家竞争中利用这些人力和物力资源的能力。这些要素共同产生了一种权力等级，形成了与国内政权类似的国际秩序的框架结构。美国目前在权力等级中占据制高点，随后是略逊美国的所谓大国，包括中国、日本、德国、欧盟（如果其成员国真正地结成同盟和实现一体化）以及随后再次复兴的俄罗斯。中国，或者还有印度，被认为是美国霸权下一个潜在的挑战国，但前提是它们必须在权力转移理论所提出的成为美国霸权挑战者的三个衡量标准上取得更高的得分。在这个权力金字塔的下一层是法国、意大利和巴西，最后是国际体系中的其他国家；按照权力转移理论的标准，这些都是小国而已。
权力转移理论的研究者谨慎地提出以上三个变量，并衡量了这三个变量自拿破仑战争结束以来在一个半世纪中的变化情况（这个时期相关的经济数据较易获得）。他们通过审视这一时期成对或成双的大国间关系，比较大国间权力的相对变化。他们对各历史时期主导国和挑战国之间的对抗情况特别感兴趣，并在研究设计对此进行了详细阐述。研究者用量化的方式对挑战者进行了定义，该定义可为其他研究者重复使用和验证。当一国拥有主导国80%及以上的物质能力时，它就成为对现有主导国和权力等级的挑战国。[41]
这一可供量化的权力关系对权力转移理论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奥根斯基及其同行认为和平或无战争状态是实现某种程度的霸权所产生的一种结果。主导国拥有决定性、明显的权力优势而决定了国际秩序。只要这种权力优势存在，即以80%为阈值，就不会爆发战争。但是一旦某个挑战国接近或超过这个界线，客观上来说，可能引发一场体系性、全球性战争的必要非充分条件就形成了。权力不平衡，而不是权力制衡或对等，曾经并正在维持世界和平。权力转移理论的研究发现经过标准数据统计法的检验，证明和平与一个霸权国的存在之间有着强相关性甚至是因果关系。权力转移理论观察了自1815年维也纳会议以来国家行为和大国间不断变化的权力关系，得出了这一相关性结论。
根据权力转移理论，除了之前提及的与霸权相关的三个物质衡量要素以外，战争最终是否会爆发还取决于另一个重要变量。一个敌对国（或者可能是一个敌对的国家联盟）已经达到80%这个标准，但它仍然决定不向霸权国发起挑战。这个附加的变量就是指敌对国（或者潜在的敌对联盟）对于霸权国所确立的秩序是否满意。挑战国必须是不满于现状的国家，因为该现状是基于霸权国的权力而建立占据优势的国际秩序，并且很可能使霸权国的利益享有特权。权力转移理论预言，如果挑战国迅速超越主导国，并且不满自身在主导国统治下的地位，那么大国间很可能爆发战争。为避免战争，霸权国应该满足挑战国的要求，否则只能面对战争的到来。只要霸权国的主导地位安全无虞，那么就不会爆发战争。作为一个理性的行为体，挑战国毫无希望占据优势。反过来，霸权国也几乎没有动机去攻击一个潜在的挑战国。当主导国稳居高位时，它为什么要发起攻击呢？权力转移理论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引发战争的动机对主导国和挑战国有着不同的影响。权力转移理论目前所发现的证据表明，挑战国比目标霸权国更有可能先发起敌对行动。(https://www.daowen.com)
权力转移理论不仅否定了现实主义理论的权力制衡模式，也质疑了引发战争的变化来源。这些主要源自国家获取技术经济力量的内在过程。国际体系内的权力分布主要来自国家而不是国家联盟物质权力的变化。国家内部技术经济能力的变化导致出现权力等级，从而为挑战国提供了一个战略选择，即挑战国的领导人对于现状是否满意。现实主义将冲突的根源归结于国家关系中的权力驱动。国内政治和技术经济发展被视为黑箱，并被排除在考虑之外。古典或传统现实主义思想并没有把国内政治或国家统治者的主观心理视为国家行为——尤其是霸权国和潜在挑战国的行为——的关键和主要驱动力。
权力转移理论特别选择沃尔兹的新现实主义进行批判，认为它未能对权力转移提出解释，且过于集中关注冷战期间两极均势所谓的稳定；新现实主义尤其容易招致这一批判。[42]新现实主义不关注国家间或单元层次物质能力的变化，即便它关于国家体系的定义建立在自治的单元及这些单元内部运用暴力能力分布的基础上。此外，权力转移理论增加了满意度这个主观价值要素。这个变量被大多数现实主义者排除在外，因为他们认为该变量是“不现实的”，阻碍他们对国家行为做出客观判断。现实主义认为偏好对理论建构并不重要，因为它认为行为体若要达到目的，就必须要去夺取权力。这样，偏好就被现实主义中立化了。偏好不能算是塑造和推动国家行为的要素。[43]对新现实主义者而言，敌对国的能力胜过良好的意图或特定的偏好。[44]
与这些思想流派不同，权力转移理论坚称自己的发现得到了一项通过严格科学检验的研究设计的证实。在此只能描述这一研究设计的部分特征。这一研究设计符合科学规范：谨慎地确定科学调查的范围；准确地确定单位（国家）；反复观察各国的行为以及国家间共同且重复的交往。这些研究任务是前期准备，随后是描述用于估计国家行为及其战争倾向的标准：权力差异；不同权力结构诉诸战争或寻求和平的倾向；潜在敌对国对现状的满意程度；潜在挑战国上升至挑战国地位的速度；主导国应对权力分布变化的灵活性；以及敌对的大国在协调彼此相同或对立利益时的相互信任。[45]如前所述，均势被定义为挑战国是否具备主导国80%以上的权力。“当一个处于上升的国家进入内在发展轨迹的急速上升阶段，并且其经济发展速度快于主导国时，挑战国就超过了主导国。”[46]值得注意的是，权力转移理论在解释国家行为以及安全威胁和战争存在与否时，重点强调了国家内部发展过程的作用超过了外部或外生要素。
战争本身既不是不证自明，也不是无须解释的。无论小国间冲突多么激烈和具有破坏性，在区分大国间斗争和小国间冲突时，我们也需要对战争进行定义。权力转移理论的研究设计把战争限定为大国间战争，即“战争中的死亡人数超过以往任何战争”，[47]并且战败国丧失了领土或人口。奥根斯基和杰赛克·库格勒（Jacek Kugler）在合著的《战争细账》（The War Ledger）一书的研究设计中，介绍了其他精确方法用以生成国家间关系的数据集，可通过统计学方法检验该数据集，从而证伪权力转移理论的假设。需要再次强调的基本观点是：行为主义研究要求必须严格确定哪些单元、观察结论和提出的原因解释应该接受检验，以及这些研究操作将如何进行。可以通过其他研究者复制证据、衡量标准和检验的方式来检验一个研究问题的设计及其研究方法，这也是达到行为主义研究严格要求的重要标准。
权力转移理论研究自半个世纪前最初成形以来，仍在不断演变发展，这也证明它是一个不断进步的研究议程。虽然该理论的创始人（奥根斯基与库格勒）坚称他们的研究仅关注大国以及大国中的主导国和挑战国，但是权力转移理论研究的许多追随者认为权力转移模式能够——并且应该——被用于所有两国间关系。[48]在把权力转移理论拓展至研究小国家和地区性权力等级的方面，道格拉斯·莱姆克（Douglas Lemke）走得最远。莱姆克对权力转移模式进行了细致的改造和发展，[49]他确立了21个由主导国和挑战国构成的地区权力等级，其中南美4个、中东3个、远东5个以及非洲9个。这些地区性权力等级构成了一种以一个主导体系为界的、有着多重权力等级的复杂结构。每个地区性权力等级都是由区域内国家向其他国家发起军事行动的潜在能力来定义的；这个定义具有操作性，而不考虑国家或政体的不同偏好。
布鲁诺·德·梅斯奎塔（Bueno de Mesquita）对国家能力的定义改编自肯尼思·鲍尔丁（Kenneth Boulding）“丧失力量的程度”；本书对国家能力的衡量标准则是修改了布鲁诺·德·梅斯奎塔的定义。这一标准能够衡量一国的权力，国家的权力随距离拉远而减少或衰落。[50]
莱姆克观察了上述四个地区的战争与和平模式，验证了权力转移理论对大国的预测，即便他估计这些地区爆发战争的概率不尽相同。主导国与挑战国之间是否会爆发战争取决于：（a）在地区性权力等级中小国间的权力分布；（b）各权力等级中挑战国对于主导国强加的现状的满意度。国家能力通过国内生产总值和战争相关性研究的权力指数来衡量；满意度通过挑战国军费开支的增长速度来衡量，因为军费开支能预示挑战国挑起战争以获得主导权的意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