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成果回顾
在总结本书时，让我们简单地回顾一下我们所获得的研究成果，并展望未来安全研究该去向何处。如本书所言，目前并不存在任何一种主导性思想流派、一种非常引人注目的研究方法或者政策，它们能无误地预测行为体在相互依存和双方偶然的交易中，通过使用或者不使用武力或者借助其他形式的硬实力和软实力来实现其目的所带来的后果。与七种安全理论派别相随的是，有关不确定性的警告同那些无条件地支持理论者与实践者的各家之言相左。通过指出这些理论流派存在的问题，读者能够进行自我定位，对每一种研究范式或者研究方法对行为体行为的解释力有他们自己的思考。读者现在应该具备对每一种理论取向的长处与弱点有一个坚定观点的素质。他们还应该拥有一个供之使用的、可操作的概念工具箱——如果你乐意的话，也可以说是武器；这一概念工具箱不仅有利于评判每一种研究范式或者研究方法的价值，而且有助于读者自己学习更多关于国际安全的知识。如果读者如今已认为他们不再是消极的观察者或者其他人观点的程序化消费者，那么本书的主要目的之一就达到了。
为“反驳”七种理论流派的观点，本书评估了各种观点对冷战兴起、演变与结束进行的隐晦或者明确的解释。美国与苏联冷战冲突的全球性影响力以及前所未有地使用有组织暴力寻求对抗所带来的影响，为使用冷战作为一个有效的验证案例提供了初步充分的理由。如果双方在这场全球霸权争夺中点燃了战火，投入大量的军事力量、常规武器和核武器，这将威胁世界各地的国家与民众。如果某一思想流派无法解释这一洲际导弹冲突、他们武装冲突的巨大比重，以及这一终极决战在愤怒中几乎不费一枪一弹而突然结束，那么它的可信度会合理地遭到质疑。
很明显的事实是，这七个竞争者关于霸权的解释无一能够对冷战做出一个令人满意的解释。他们提出的解释抓住了重要的行为体及其关键性要素，这对理解战后两极体系的兴起、发展与结束至关重要。但是，就像印度的神秘盲人一样，他们对什么是安全问题、行为体为何以及如何处理和解决问题、决策者所提出的用来引导安全决策的标准等问题做出的不同且相互竞争的描述都存在缺陷。无论每一种研究范式或者研究方法的观点多么严谨、简约或者具有普适性优点，它们都对其解释范围进行了限制，这就把影响国际与全球安全的关键行为体与要素排除在外。它们对哪些要素和行为体驱动了安全决策、行动与结果的认知都是不完整且存在问题的，这将降低某一种研究范式或者研究方法的效用。通过对某一种研究议程进行调整和完善来填补空白、回避批评，就像本书中提到的各种相互竞争观点所提出的例证一样，模糊了某一种安全模式的一致性、侵蚀了其解释力，并破坏了其作为安全研究中霸权理论挑战者的身份。我们很可能对特定的历史性安全议题得以（或者无法）解决的方式和原因有更好且更准确的描述，但是绝不是某一种安全理论。
现实主义者、新现实主义者与自由制度主义者对冷战的兴起与演变直至冷战随着苏联的解体而结束做出了大量的解释。霍布斯、克劳塞维茨与修昔底德跨越了数个世纪的时间与空间，并套上当代现实主义理论者与实践者的现代外衣而再现，旨在解释“二战”后美苏两个胜利大国把双方相互冲突的意识形态、经济利益以及关于全球秩序与合法性的概念强加给它们的竞争对手以及世界其他民族与国家的行为。两大战争联盟把超级世界末日机器、大规模常规武器与战术核武器部署在欧洲中心；它们还相互签订了各种各样的条约、安全盟约与协约，即便这些条约、安全盟约与协约非常杂乱随意甚至相互冲突。无论是从国家（克劳塞维茨）、社会（修昔底德）的视角还是从个人（霍布斯）的视角来看，这都证明了纯粹战争自我毁灭的逻辑。相反，正如乐观的现实主义者与自由制度主义者暂时性证明了，即便是看似难以和解的死敌能够在一场单一的核打击或者盲目的轰炸中相互消灭对方，它们也能够进行合作，控制双方之间的竞争，从而阻止非本意且不想要的战争并结束这一场冲突——如果核冲突爆发的话，进而阻止双方之间的相互毁灭。成本、收益与风险计算以及最重要的一点——政治与道德目的阻止这一社会互动退化演变成为一场霍布斯式终极决战，一场所有人反对所有人的战争。这一社会互动的标志是相互依赖的行为体为实现其目的而面临真实或者迫在眉睫的强制性威胁。
虽然这些理论观点很好地解释了国家使用或者限制诉诸武力的原因，但是它们对行为体如何能够甚至已经缓解或者克服其面临的安全威胁以及它们所引发的选择困境所提供的解释是不充分且不完整的。为什么没人能够预测到德国攻击法国？在1939年9月1日之前，在德国入侵波兰以及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的这一天，所有人都预测德国即将很快在某一时间发动一场攻袭。在面临一个意志坚定且具有扩张野心的死敌引发迫在眉睫的战争预期时，自发性合作的期望或者诉诸国际法、规范、制度或互不侵犯条约来解决这些冲突并不能为决策者提供帮助，尽管卡尔（E.H.Carr）曾在阐述纳粹德国引发的危机时提出了警告。[5]法国与德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相互把对方视为不可调和的永久性敌人，那么它们之间的政治、道德目标和利益如何以及为何会发生如此根本性的变化，以致如今两国之间的和平看起来是自然而确信的？我们可以从这一转变中学到哪些知识，从而把它运用至中东、非洲或者亚洲其他持久性敌人之间吗？什么要素能够阻止欧洲和巴尔干半岛不再重拾它们在过去四百多年内战中习得的习惯，即诉诸竞争性威胁、边缘性战争（incipient war）与武装敌意来解决安全问题？
新古典自由主义提出了概念性分析框架，认为一种必然的福利诉求从行为体其他的偏好冲突中剥离出来，为冷战结束（如果没有涉及其演变的话）提供了一种解释；这一解释比本书第四章提及的理论者、马克思主义者和当前权力转移理论者提供的解释更加具有解释力。自由主义经济理论建立在这一假设的基础之上，即理性、利己的行为体之间达成高效且有力的自愿性协议，它们致力于满足其生存需要，从更加普遍的意义上说，就是最大化其物质财富与福利。纯粹市场理念是建立在诸如自私的行为体达成自愿性协议的基础之上。世界市场遵循了亚当·斯密及其追随者关于如何增加国家财富的思想，它作为一种社会体系，有目的地为参与其中的行为体进行自愿合作提供动机。约瑟夫·熊彼特是20世纪上半叶最杰出的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家之一。他认为，永无休止的科学发现与技术创新是经济繁荣的发动机；它们仍然取决于敌对国家与跨越国家边界的不同民族之间思想的自由流动与自愿合作。
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预期相反，西方自由市场国家在生产、财富和福利分配方面超过了苏联的计划经济体系。它们的最佳实践逐渐被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所采纳，苏联最终也接受了。自由经济可以作为一个强大的案例来证明冷战的结束及其引发的地震式全球权力转移；这一案例可以通过克里姆林宫领导人的决策来得到更具说服力的解释。克里姆林宫领导人最终决定使苏联经济体系适应西方模式，而不是继续追求一种曾经同西方军事实力相抗衡的对抗性安全战略。在推动苏联倒向西方直至它作为一个国家而消亡的过程中，西方霸权控制下的市场力量最终被证明比其军事能力更加令人信服。
行为主义研究方法与建构主义也提供了不同的解释。对当前行为主义与理性主义研究设计的方法论限制阻碍我们提出一个疑问，即国际关系理论与安全研究中什么问题被公认为一个宽泛但至今仍然重要的问题；也就是说，冷战如何以及为何会发生，并且在一夜之间就结束了？无论这一问题看似多么重要，冷战对几十亿民众的影响有多么重大，严谨的科学研究议程以及当前盛行的研究方法既没有预备也没有设计相关方案，从而解决这些对各民族国家至关重要的问题。对某些人来说，冷战只是“一个纯粹的数据节点”，既不能被用于检验，也不能被用来发展理论。[6]鉴于当前大多数行为主义研究议程的现状，无论它是以行为主义研究议程的结构模式还是战略模式的形式，这一观点在方法论的假定中都可能是很正确的。人类的思想与价值观，更不要说安全利益，乐于让自己被方法论的戏法所轻易派遣和界定。
在行为主义研究议程进行扩张与完善直至解决关键的安全问题期间，这一过程不能被还原成为行为主义方法和证据规则。然而，仅仅是因为某些见解“在理论中”并没有发挥作用，就不予考虑其他关于安全行为与实践的见解（某些行为主义者的轶事），比如说民族主义主观力量对苏联帝国的胜利[7]，这些言论似乎并不特别的审慎。在民族与国家安全行为的研究中，我们之所以在方法上或者情绪上排除或者最小化这些以及其他驱动力量的影响，是因为我们目前缺乏方法论工具去衡量它们的因果效应，进而阻碍了我们对它们进行严肃和清醒的观察。我们为什么会忽视或者拒绝对这些力量进行调查研究呢？仅仅是因为它们无法通过某一特定研究议程的排除规则吗？反过来，仅因为某一研究发现“在理论上”有效，例如把非洲描述为一个和平地带，并把它作为权力转移理论的研究发现之一；但是，这一论断并没有理由忽视非洲地区激烈的冲突。它们不能仅因为概念和方法论工具得到发展才能确认非洲地区激烈的冲突，进而通过科学的根据来解释这些惨淡的事实。在观察因果关系时，非洲地区激烈的冲突会导致数百万人死亡是显而易见的事实。安全研究者应该承认日常生活经验轻易揭示的事实。卢旺达与苏丹大屠杀以及巴尔干地区种族清洗的牺牲者对国际安全构成了真实、明确和紧急的威胁，这迫使安全研究的学者去分析这些问题，即便冒着违反或者忽视严格科学研究规则的风险。
理性主义或者行为主义研究必然把人类关注的不同或共同领域中人类互动的复杂过程还原成分散的、假定可复制的数据节点或者观察结果，并把它们与相似的事件联系起来。而相似的事件是源于其他的时间与历史情境。行为主义研究把方法论的约束条件强加于它所提出与寻求解释的问题上。当它们通过方法论的约束条件这一限制性棱镜来观察时，行为主义研究把冷战视为一个“数据节点”（好像它几乎没有任何实质性政治与道德意义），这在数据统计上讲得通。行为主义科学研究的目的是对这些观察节点进行概括。通过这种形式，一个数据集得以建立；通过广泛使用且标准的技术与措施，这一数据集能够接受数学与统计的操作与验证。维持常量（held constant）与归属待定（in abeyance）的是特定的社会经济、政治与道德情境；在此情境下，数据节点被提取出来，而观察结论也从行为体思维、决策与互动的复杂过程中提取和隔离。解构行为体的行为，无论它们可以从其实现的解释力中获得什么收益，将不可避免地证伪各种国际行为体广泛而深入的行为与反应过程。在各种国际行为体日常追求它们偏好的全球或地区政治与道德秩序的图景与模式，从而满足其利益、目标与价值观时，它们需要应对暴力与强制性威胁。
公正地说，让我们承认这一点：行为主义的研究方法能够也的确产出了有趣且有价值的见解。权力转移理论提出了一条看似合理的分析界线，来解释冷战为何从未演变成热战。西方的军事实力与压倒性技术经济资源被证明是如此地令人畏惧，以致理性的苏联决策者不敢通过发动全面战争来进行较量。作为一项研究议程，权力转移理论较重大的让步仍然正面回避了许多问题，例如苏联为什么会解体，这一地震式事件将会带来哪些全球反响？狭隘地关注命题检验的实践，例如权力转移理论，可能因其精确、简约以及理论上可复制与反复检验的特性而备受称赞；然而，它们也会形成自我限制，从而无法提出紧急、及时、重大的问题。它们也不是旨在解释美国——在民族国家体系历史中，美国首次成为单极体系中的超级大国——为什么坚持它对更弱小国家单边宣战的权利，并且改变后者国内民族深嵌的宗教与文化价值观；而这些民族也坚决反对美国凭借妄自尊大的军事力量把西方的统治理念强加于它们。在缺乏对安全研究本身进行一次根本性重塑的情况下，对这些以及其他具有全球影响力的问题的回答将留给新闻界与媒体炒作。(https://www.daowen.com)
建构主义者潜在地对冷战结束以及美国霸权扩张它的影响力，从而改造其他政权及民族的身份与利益的原因做出了一些有价值的解释。“弱式”（light）建构主义理论方面一本有影响力的著作做出的结论是：“历史经验迫使我们放弃国家概念，认为国家身份是毋庸置疑的。国家的身份起源于它们与不同社会环境的互动，包括国内与国际社会环境。”[8]从这一点来看，建构主义者可以添加一些东西来解释苏联解体成为各加盟共和国，并随后陷入了国家间冲突（例如亚美尼亚与阿塞拜疆）。他们可能也试图解释困扰苏联前加盟共和国的内战与长期的社会冲突，例如当今被压制的民族、种族与宗教少数民族问题再次在俄罗斯联邦与格鲁吉亚泛起，以及中亚共和国普遍坚持实行自治或者独立。建构主义者还把其对国家的批判作为一个有待解释的问题，或者质疑国家作为一个霍布斯式、韦伯式静态实体，而与变化绝缘，或者其社会构成未遭到稀释和改变的概念。建构主义者认为挑战国内与国际政治之间的差别是一个好的开端，但这仅是充分发展国际政治理论这一漫长道路上的第一步。
就美国而言，它的安全利益显然不是如现实主义者所言，通过对实际或者想象的敌人实际或潜在的军事能力来进行狭隘的定义。它们同样也体现在主观但不令人信服的层面，改造竞争对手甚至盟友，从而使其接受美国广泛认可的利益与价值观。对建构主义者来说，这些价值观及其全球政治与社会言论表达正是美国的利益。这一国家中心的分析几乎没有触及问题的表面：预言它对成为一名美国人或者美国内部文化核心价值观的意义，从而迫使这些意义集中成为这一意识形态指导原则，并把这些价值观强行灌输给世界各地心有不甘、负隅顽抗的民族。
由于本书对建构主义研究议程已经进行了阐述，其中一个明显的缺陷是这一显著的趋势，即建构主义研究议程的追随者坚持认为要质疑国家或者任何拥有权力的行为体或者社会运动（例如民族主义）的意义；这必然将导致重构身份的行为体之间的社会交往中出现更多的合作与和平。行为体，尤其是国家决策者追逐权力的癖好及其使用武力的倾向被建构主义者进行了研究和曝光，推测行为体将更倾向于与竞争对手进行合作，并限制它以前通过强制其他行为体而达到其目的的倾向。行为体自身的虚弱除了传递建构主义者所说的行为体的合法性与权力，还将可能导致它们更倾向于做出妥协，对盛行的规则做出回应。
后冷战时期的经验表明，在地区或者全球范围内，趋势走向线（trend line）并非是不可避免地从霍布斯到洛克，再到康德。作为一种经验观察结果以及作为从本书中经过检验的安全理论中得出的一个临时合理的结论，无论它目前看来是多么偏颇和存在缺陷，它的退化也可能发生，甚至可以说是更有可能发生。如果所有的社会行为都还原为权力，那么，权力导致腐败、绝对权力导致绝对腐败。这是阿克顿勋爵（Lord Acton）的预言，他的预言远远早于建构主义的兴起；他把这作为一种理解行为体行为的研究方法。一些建构主义者承认这些批评的合理性。他们敦促其追随者比较从霍布斯到康德安全谱系的结果；也就是说，身份与利益是如何影响行为体决策，进而在与其他行为体的交往中使用强制性武力或者选择进行合作与达成一致。这种协调一致的行动正好把建构主义置于本书讨论的安全研究的范畴：人类一系列相互依赖的交往引发了使用或者不使用武力的动机，从而确保从这些交易中获得偏好的结果。[9]
后冷战时期非洲、亚洲、中东以及巴尔干半岛不断螺旋升级的暴力表明，亚历山大·温特在得出这一结论时的确有一定的道理：“无政府状态是国家造就的。”[10]他乐观地认为，全球体系已经进入一种洛克体系；然而，现在走向康德体系还是不成熟的。[11]温特预言，出现世界政府的可能性仅仅只是发生在国际体系演变的节点。[12]地区冲突的经验表明，行为体似乎已经做好准备，选择非常混乱的霍布斯式无政府状态，并把这一无政府状态搞乱。
如果身份与利益假定能够像黑暗和光明那样分明，那么建构主义也可能为我们理解后冷战时期种族群体和美国的行为增加一些解释。重点是，建构主义者把文化作为行为体行为的一个根本性来源是一个双刃剑（cuts two ways）：要么不同且相互竞争的身份行为体达成一致，进而和谐相处，那么它们将倾向于合作；要么它们更加依靠武力迫使敌人屈服。如果无政府状态是国家——和民族——“造就的”，那么做出这一断言也是正确的：文化也是行为体造就的，无论把文化看作个人与群体思维方式所遗传的强大的社会化价值观，还是把文化看作无限可操作的概念媒介，并通过它来界定行为体的身份及其意义。
华丽辞藻或者“言语行为”也不能轻易且从未能够抹掉这一事实，它已深深地烙印在世界各民族之间相互纠缠且根本冲突的价值观之间。这一事实的构成也是行为体决策与建构的产物。安全理论者的认可也不能把它变成一块白板，无论他们认可的意义有多么重要。“历史的阴影”重重地笼罩着“未来的阴影”，并且它可能成为“未来的阴影”；“历史的阴影”能够快速且出乎意料地破坏已取得的任何进步；这些进步可能在和平、非暴力解决安全冲突中取得。我们正在见证并记录中东和平进程的复杂性，刚果与苏丹国内的霍布斯式终极博弈、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扩散以及恐怖主义在全球的兴起——所有地区性与全球性安全威胁都处在“历史的阴影”之下。
如果让-雅克·卢梭（Jean-Jacques Rousseau）“人生而自由，却无往不在枷锁之中”的断言被假定是一种理想状态下的社会真实，能够改变社会环境并体现人类的意愿与欲望，那么无限的人类自由与社会可塑性的断言可能拥有一份很好的解释说明书。然而，当假定的白板经受当今其所有复杂性的严格且系统的检验时，甚至当沉重且顽抗的历史残留在这一社会白板上刻下痕迹的事实得以准确地解释和评估时，这一假定在实践中根本行不通。以美国这个特殊的案例为例，美国是世界的统治霸权，那么如何解释它不仅坚持其拥有消除安全威胁——从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到恐怖主义——的权利，而且决心对目标国家的政权进行现代化改革，以符合其偏好的合法性统治的形象？同现实主义者、新现实主义者以及权力转移理论者的预期相比，建构主义者少了一个解释，无法解释这一看似不正常的行为。意识形态的作用似乎已经超过物质实力，正在推动美国的霸权扩张。
相反，经典现实主义者、马克思主义者与自由主义经济学者令人信服地指出，军事与技术经济实力的结构以及这些物质实力资源所暗示的全球体系，深深地限制了人类所拥有的选择范围；在与其他行为体相互依赖的交往中，人类在已有范围内做出选择以确保获得有利的结果。这些物质条件对自由选择问题进行了框定，并对选择——无论武力是否即将发挥作用，还是非暴力手段是否可能为行为体实现其目的发挥更大的作用——进行了界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