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权力转移理论的批判：科学解释冷战的结束

权力转移理论的批评者和支持者都评价权力转移理论为行为主义的安全研究作出了贡献；正如莱姆克的研究表明，按照拉卡托斯的标准，它是一个不断进步的研究议程。[51]本书随后将对此进行评论。权力转移理论对权力制衡模式的挑战及其严谨的研究发现，激励着越来越多的年轻学者不断拓宽和深化这一研究议程。[52]权力转移理论者对他们的模式进行了广泛的验证，表明均势同战争之间有着密切的相关性；它对现实主义理论的挑战还有待进一步完善。权力转移理论研究也逐步揭示了权力变化的速度是爆发战争的一个关键要素。同样重要的还有权力转移理论强调了挑战国主观判断的重要性，挑战国对于他们自身利益是否受到保护，以及它们作为某一霸权体系的次要成员拥有多大的影响力作出了主观判断。

一位广受尊敬的战争研究学者这样评价权力转移研究：

通过运用科学的研究方法，人们对于均势与战争已经有了许多了解……在这方面，《战争细账》以及奥根斯基与库格勒的思想发挥了重要作用；他们发起了一项科学的研究议程，帮助我们消除许多有关权力政治和能力研究方法的疑惑，确立了权力转移理论对冲突和战争爆发的作用……理论化进程随着权力转移理论的研究共同发展，并不断地产生新见解、新发现和新研究计划。鉴于我们的和平科学仍处于起步阶段，他们的表现已经非常不错了。[53]

这段谨慎的称赞指出了权力转移理论所存在的问题，接下来对该理论持友好态度的批评者将具体谈及这些问题。权力转移理论者的优点在于他们对于自己的研究持最严厉的批评态度。在此我们只能选取这些批评中的重点部分加以讨论，同时也为评价权力转移理论与冷战的相关性做好铺垫。

首先，《战争细账》一书最开始的研究议程的范围和小样本数量存在一些问题。正如莱姆克及其他理论者所指出的：不把权力转移理论应用于所有敌对国的研究，这种做法实在毫无理论根据。在研究所关注的时期内，由于经济发展的各种变量是权力转移的重要决定因素，受此制约，大国以及主导国——挑战国的样本数量必然有限。这些制约因素限制了研究所能得出的适用于多个时间和环境的普遍结论。在运用权力转移理论解释“一战”和“二战”时，这种局限性尤为明显。两次大战都不是由挑战国（德国）首先袭击主导国（英国）而开始的，相反，德国首先袭击其他小国，然后蔓延至大国。[54]鉴于美国日益崛起的经济和军事力量，却并未成为德国真正和最终的目标国，这也委实令人费解。这一分析同样也无法解释苏联的行为。在“二战”之前，美苏两个超级大国都已经向世界霸权发起挑战。《战争细账》研究议程中所采用的排除法过度地缩小了研究议程及其潜在适用的范围。

除权力转移理论之外，其他的研究发现也许能解释大国间战争（或和平）。在对1816—1976年大国进行系统性成对研究后，[55]沃勒斯坦声称他发现战争与权力转移之间并不存在因果关系或相关性；即便权力转移理论看似颇有道理，却得出了与之不同的结论。要评判这两种不同观点孰是孰非，我们还需要进行更多的检验。在此，通过比较奥根斯基和其他权力转移理论研究者的发现，我们产生了更多的困惑。虽然奥根斯基发现有五或十次权力转移引发了战争，而郝伟林与斯克马[56]对大国的定义更为宽泛，发现有八次权力转移导致了战争，还有九次权力转移没有引发战争。这些结论形形色色，且在数据统计上也有重大差异，这说明除了权力转移理论所提出的要素外，极有可能还有其他要素发挥了作用，能够解释战争的爆发。这并不是说权力转移理论不能解释战争，而是说权力转移理论仍存在问题且其能力不足以整合安全和国际关系理论。这些缺点还提出了这些问题：战争与权力转移之间是否存在一种强因果关系，或者如权力转移理论的一位友善批评家所言，“这种因果关系是否具有偶然性且不真实”[57]。(https://www.daowen.com)

虽然权力转移理论提出了挑战国和主导国的冲突模式，体现了行为主义研究具备严格和简约的优点，但是，权力转移理论的一个严重缺陷在于它的研究议程不能够准确把握历史环境及其与安全行为的关系。上文对权力转移理论的批判也强调了这一点。权力转移模式重点关注是国家间战争，这使得它无法达到第二章中三位理论者提出的标准。这些理论者不仅关注国家间和社会间战争（克劳塞维茨和修昔底德），也关注所有的行为体——不仅限于国家行为体——为何使用或声称使用武力，以便在与其他行为体的相互依存和偶然交往中达到自己的目的（霍布斯）。正如一些权力转移理论学者自己承认的，[58]仅仅关注国家间的关系会得出反常的结论，比如非洲因为国家间战争较少就被当做是和平地区。把非洲众多分布广泛且持续性的暴力斗争纳入到权力转移研究议程的范围，这将需要对权力转移模式进行重大的改造，甚至可能在特别的调整中破坏该模式内在的完整性。要使权力转移理论更具解释力，我们将需要含蓄地降低其精准度，放宽其严格的精确度。目前的研究还没有触及内战造成数百万民众大规模的死亡和伤残，例如苏丹（超过100万人死亡）、刚果（超过300万人死亡）以及卢旺达和布隆迪（超过100万人伤亡），更不要说非洲东部、西部和南部的冲突也造成了成千上万人死亡。

就其目前的理论模式而言，权力转移理论还没有找到解释国内冲突的方法。国内冲突日益主导了国际政治议程，相反，国家间战争的数量不断减少，爆发这类战争的可能性也在降低。世界全球化日益模糊了国内和国际政治的界限，在此情况下，这就成为权力转移理论关于战争和暴力冲突爆发抑或不爆发的解释力的一个重大缺陷。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个缺陷有些讽刺意味，因为权力转移理论的确把国内能力和这些物质权力形式的改变同国际冲突联系起来。权力转移理论还把国家“满意”或“不满意”这一有趣的变量引入国家行为的算计中，作为战争与和平的重要决定因素。国家“满意度”含蓄地同那些合法性概念与认知联系起来，它们似乎都有助于权力转移理论扩展至非国家间武装冲突。

如果把“满意度”视为一个核心变量，但是权力转移理论目前的研究还未提出令人满意的衡量“满意度”的方法。权力转移研究若要具备更大的解释力，在安全分析领域赢得更多的胜算，它必须填补这一空白，进行进一步的研究，提出有关敌对国对某一霸权国统治“满意度”的更有说服力的衡量方法。权力转移理论的支持者也承认理论本身存在这一缺陷。[59]但是，在有关满意度的衡量方法取得研究进展时，也同时使得人们更加质疑权力转移理论强调用物质要素来解释战争的观点。一些权力转移研究者认为，在预测敌对行为的发生上，挑战国对现状的满意度似乎比权力转移本身更为重要。金宇祥（Woosang Kim）通过认真地绘制国家联盟权力转移的计算公式以及敌对国为争夺主导权的等式，得出了不同的结论。[60]正如金本人所言，他的研究使用了一种与《战争细账》不同但可比较的研究方法，其研究结果“支持奥根斯基理论中存在争议的观点，即敌对国双方的大致平等以及崛起国越来越多的不满意，会增加战争爆发的可能性。但是奥根斯基其他的假设则不太站得住脚……权力转移本身对战争爆发的可能性没有影响”[61]。金的研究结果表明它可能与权力转移理论分道扬镳。如果他的研究结果得到更多研究和检验的支持，可能会对权力转移理论本身提出挑战。

约翰·瓦斯奎兹（John Vasquez）对权力转移理论的评价看来颇有道理。权力转移是解释战争的一个必要但不充分条件。权力转移理论的适用性存在问题，即使用于解释大国也是如此。[62]权力转移理论的支持者承认这些批评，但他们把这些批判看作对未来研究的挑战，而不是该理论本身固有的缺点。他们也意识到了其他的困惑。[63]一个受到威胁的主导国为什么不在挑战国变得过于强大之前首先发动一场先发制人的战争呢？当挑战国的实力实现了大致平衡甚至优势时，它为什么还会对现状不满意呢？斯大林时期的苏联和后冷战时期的美国就是这样的例子，并提出了这些问题。除非权力转移理论能解决这些疑问，否则这些批评会限制该理论的解释力。但是，即使存在这样的批评，他们也不能否认权力转移理论是一个虽有局限性但仍然很重要的研究，在预计何种战争爆发的可能性时，权力转移理论是一个必须予以考虑甚至取得相当多成果的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