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求化解僵局的出路
我们应该怎样看待未来可能发生的一系列令人困惑但又不可调解的问题呢？人类是更愿意诉诸武装冲突还是减少武装冲突呢？世界是比以前更安全还是更不安全呢？人在这些概念图景中如何取舍呢？我们将如何依据个人偏好而采取行动去推动或阻止某种具有争议性的未来图景呢？每一个回答事实上都有一些基本原则，而这些原则得到了观察和实验的确认。然而，它们显然不是完全正确的。依赖于其对全球整体某一部分的观察而得出的回答显然不可能正确。或者说，与此相反，世界人口之间日益增多的接触能够使存在根本性差异且相互竞争的安全体系走向一个总体性政治体系吗？正如某些空想理论者所争论的那样，这一政治体系仍是有待完善吗？[21]
随着阅读的深入，这一点将变得很清楚，即每个专家对国际关系与安全的未来持何种观点将取决于某些假定。在假定中，作者设定了核心的行为体，并把它们含蓄地或者公开地确定为全球政治的主要推动者和塑造者，并在表面上行使权力。这些包括国家、[22]人类共享的文化价值观、政治意识形态、国家、种族和部落身份、[23]全球市场和国家体系的体系结构[24]、跨国公司等在内的表现形式多样的诸多行为体和要素，均被认为是国际政治的驱动者。[25]假定不同的行为体倾向于通过不同的方式，如冲突或合作，抑或二者兼有，从他者那里获得自身利益，将取决于行为体间交往互动的条件。预期每个行为体将使用或者威胁使用武力来按照自己的方式行事，或者抵制，或者坚持控制和限制他人在冲突解决中使用武力。作为国际关系的一个分支，安全研究的首要旨趣是理解和解释行为体为什么使用武力以及如何使用武力。安全研究者以及决策者同样对武力是否有用这一话题感兴趣。但是，通过使用武力或者威胁使用武力，行为体获得了它们在可接受的代价和风险范围内想要的东西了吗？
另外一个同样重要的问题源自安全尤其是国际安全研究的视角。我们也想要知道行为体为什么以及如何拒绝使用武力和强制性威胁，这些处事方式是否能够达到它们的目的。仅仅了解强制与威胁所造成的积极效应和消极效应价值不大，除非它们能够与不使用武力，或者其他非强制性战略的机会成本进行比较。相对于武力和暴力而言，后者可能得到更好的结果，以更少的成本换取有价值的物质资产和达到目的。
关于行为体、行为体行为以及影响行为体行为的要素的假定有诸多来源，在此进行全面的讨论将过于宏大、复杂。一言以蔽之，我们的目的是为国际关系和全球政治研究概括出有关安全问题的权威见解；而作为读者，你也将不得不有自己的思考和判断，比如你认为什么是全球政治的核心行为体，你怎样假定这些行为体为何如此行事，你认为推动行为体思考和行动的条件是什么，等等。如果本书没有在此为你作出清楚或干脆的回答，你就必须对它们进行检验，包括检验行为体的行为、从截然对立的安全理论流派中推导出相互冲突的解释。本书旨在帮助你而不是决定你的选择。通过评估已有的安全思想流派，你就能够处在一个更好的位置，去描述和解释不同的安全体系如何被组织起来成为人类建构的产物，并辨别哪些动机支配行为体在追逐利益和价值的过程中展开合作或者相互冲突。本书将协助你对这些问题做出可靠的选择。
本书并没有宣称无所不知。如上述对未来持不同观点的有关安全思想流派所认为的，安全是一个具有争议性的概念。但是，这并不令人吃惊或者以此作为借口，放弃去理解安全作为国际关系核心关注的尝试，[26]任何重要的、关乎人类、涉及安全的事情注定是具有争议性的。人们所重视的东西，如个人的人身安全和利益将推动他们尽其所能，甚至使用武力，或者授权其国家和社会合法地使用暴力和强制性威胁，去保护他们已有的或想要得到的更多东西。
如果人类为自身、国家或者全世界谋求安全，就需要“脱离自身”去“观察”世界是什么样的，而不是希望世界是什么样的。为此，将不得不制定一套标准，以满足进行客观观察、检验的要求，并尽可能地避免个人偏见和私利的影响。此外，鉴于自身安全利益的考虑还可能存在某种风险，即歪曲或误导性地理解和解释其他行为体的行为及其安全利益。以我们喜欢的方式来观察世界，而非直面真实的世界，这种思维始终是另外一种诱惑。人们应该，也有可能开展符合严格科学检验要求的客观真实性检验。这一观点假定：即便对世界的观察可能与观察者想要看到以及他们可能偏好的某种世界秩序截然不同，也有可能被其他人复制和确认。
在安全研究中，严格的科学检验很难进行。第六章讨论了行为主义和理性选择的观点。该观点宣称，其研究成果在这一方向取得了非常重要的进展。当然，他们也承认，要获得某种积累性知识，需要伴随着自然生物科学的研究进展进行。[27]后续讨论将试图解释，要解决许多或大多数安全疑难问题，将不是一件易事，甚至根本行不通。这在很大程度上源于有人强烈反对把安全概念视为一种利益目标或者价值。安全作为一种主观的思维状态无法按照科学研究中典型的研究方法去研究。在一定程度上，国际关系和安全研究都是科学学科；但是，与化学和物理学相比，它们与地质学、天文学更加相似。这些学科也无法通过严格的实验室实验来控制其研究要素和力量。追逐安全目标的行为体无法轻易地服从可控制的实验。从社会行为视角来看，它们无法通过某种易受到实验操纵影响的方式组织起来。(https://www.daowen.com)
例如，你上次与美国总统抑或美国证券交易中心经纪人共进午餐是什么时候？这些显然都不可能进行实验。这些人为构建的机构和组织是安全和国际关系研究的中心。国际关系中的安全研究必须抽象出其研究对象，即大多数行为体的行为，但这些行为无法直接地体验到，除非通过行为效果或者我们所认知的行为体选择对事件施加的影响。我们每天在使用简略的表达方式，诸如美国、中国。但是，与安全相关的诸多要素都被这些概念工具所遗漏了。当我们深入观察一个国家时，我们会发现社会中存在深刻的裂痕，更不用说对种族、部落、人种起源、语言、宗教、文化、阶级、意识形态以及性别进行错误地划界。当我们运用这些集体名词和社会建构时，我们必须谨慎，力求确切地表达其含义。
国家等行为体以及国际体系一直在变化中。我们如果想要厘清行为体行为的主要变迁，就需要解释这些行为体的形式、目的、能力和身份所发生的变化以及这些变化对安全的影响。这在今天仍然很有意义。回顾近百年来民族国家世界的快速演变，从一个复杂的权力体系均势到冷战时期的两极争霸，到当今主导整个体系的美国霸权的出现；对于大多数卷入其中的行为体而言，这都是非常突然和出乎意料的。美国的防务费用比任何国家甚至比所有北约盟友的总开支还多；紧跟其后的是一个迅速扩张的欧盟，欧盟支撑起世界上最大的内部市场。
安全研究必须依赖历史和历史事件去发展出有关行为体行为的命题或者假设。[28]安全分析者和安全研究人员必须利用任何可以帮助他们掌握现实的思想体系和历史经验。这一点显而易见，正如乔·弗莱迪（Joe Friday）在电视节目《法网》（Dragnet）中所言：“请只给我事实，夫人。”无论如何都需要展示事实和历史数据，它们是我们构建安全概念并通过这些经验“事实”来验证安全概念的核心素材。这使得观察者必须经受考验：他们是通过相关的安全理论还是以“同历史玩耍”的态度来展示全部事实，还是只选择那些偶然事件来支持他们的偏好。他们还要论证、解释所陈述的有关事实。这需要认真详细地说明历史数据的选择标准，从而去解释或者支持某一观点，或者论证某一论点或者命题，例如权力均势体系引发了战争、[29]民主国家之间不会开战。[30]下文关于安全理论证伪的讨论对这一问题有更加详细的分析。
历史选择问题对安全分析者而言尤为重要。为找到那些贯穿各个历史时期的“真理”，安全分析者并不关注影响行为体以及行为体在特定时期的特定选择和行为的具体环境。在这一点上，安全专家总是比不上对某个时期进行丰富且有条理的描述的历史学家。我们从经验中还得知，环境和行为体，就像你、我和国家一样，也是变化的。历史学家通常致力于重现某个时期或时间点发生的事情，安全研究者同样对这种重构感兴趣，但是他们更关注处在不同时空的人类社会所面临安全问题的相似之处以及这些问题是如何得到解决的，而不是关注这些事情的不同之处。这使得安全研究者长期以来备受批评，被认为遗漏了关键的行为体和要素，或者其概述不符合历史学家所呈现的事实。他们几乎从来不会如此精确。我们应该认识到这一风险，警惕那些得不到观察和历史分析支持的大胆概括，而不是放弃那种寻求对人类安全行为进行更有力解释以及对社会生活这一重要维度进行更好理解的进取心。
通过对任何试图理解各种行为体的安全行为所面临的局限做一个简要概述，现在让我们来界定所要谈及的相关术语。本书首先从安全及其对理解和解释不同分析层次的国际关系与全球政治的意义出发。我也必须阐述我对理论的理解、理论如何能够被证实和证伪。在短短的几页中完成这些是极其艰巨的任务，因为下文所呈现的概念以及所简述的社会科学理论的观点在社会、哲学和道德调查中存在根本性争议。还有一个令人困惑的问题是诸如安全和国家安全这类模糊性术语，暂且不说它们的含义是截然不同的，尽管理论者、决策者和观察者可能就他们所说的安全达成一致，但是在使用这些概念作为分析工具和决策工具时，他们通常会受到限制。因为“安全”术语涵盖了一系列宽泛的目标，以及截然不同的政策，比如说，消除全球贫困或打击恐怖主义，也能被解释成为安全政策。[31]
如果我按照自己对安全的理解来定义事件的要素、行为体与分析层次，并讨论如何在理论上学习这些要素，那么，我将在第二章回顾和讨论霍布斯、克劳塞维茨、修昔底德的理论贡献。他们几乎是每个安全理论者公认的鼻祖，虽然有些人不认同他们对人类所面临的安全困境及其所建构的社会和国家的理解。读者不需要去确认有关国际安全和国际关系研究路径的讨论，最为重要的是有关安全问题的思考过程，也就是说，我们鼓励读者通过批判性评价我分析时所采用的假设、定义和概念流程，来得出自己的见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