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昔底德：安全困境，如果无法解决那么如何缓解安全困境
让我们从具体的历史性案例中来考察霍布斯和克劳塞维茨的观点。这些案例能够阐释个人与群体之间以及国家间的安全困境问题。修昔底德解释了公元前5世纪雅典与斯巴达之间爆发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它很好地揭示出安全困境问题，并有助于检验这一可充分追踪的研究路径，因为它是很久以前发生的事情。多亏修昔底德对暴力与战争进行了理论化阐释，他对伯罗奔尼撒战争的解释以及有益的经验教训总结，迄今仍对理解和解释当今世界各民族所面临的安全困境有着重大的作用。[24]研究两千多年前爆发的一场冲突，正是因为在这场冲突中我们没有个人利益的考虑，能够相对没有偏见地分析这一安全困境问题。而我们的偏见可能阻碍我们对冲突的评价，导致我们在评价中对谁应该胜利或者失败会持有一种强烈的偏好。例如在对以色列与巴勒斯坦之间的斗争、印度与巴基斯坦关于克什米尔的冲突评价中，我们就持有某种偏好。你现在可能已经猜到，历史学家与安全理论者对应该从修昔底德的故事中吸取何种经验教训持有不同的观点。我们将不再重复这一持久且复杂的争论。[25]当然，它有助于确定安全困境的程度以及可能性，涉及想象的领导人、民族和国家如何解决安全困境对和平的社会关系或者国家间关系所构成的这一持久性挑战。
自霍布斯以来，许多作者在理解雅典与斯巴达之间的斗争时，把它作为一种典型的安全困境模式。这场希腊内部的战争类似于17世纪英国与欧洲相互残杀的宗教战争。现代作者，尤其是那些关注美苏冷战的人，也以修昔底德对希腊战争的解读为基础，来解释不同社会与不同国家之间出现的霍布斯式安全困境。例如日本学者，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就求助于修昔底德来解释日本的失败，希望汲取有用的经验教训，打造日本战后的安全政策。如果国家和社会之间的战争并不少于人与人之间的战争，那么，一个社会和国家如何能够在一种无政府状态下发展？如果没有一个令人敬畏的利维坦对世界政治中所有的竞争者强行施加某种秩序的话，那么，一个社会、国家、政权与民众的安全如何得以保障？一个社会或者国家如何强行把自己的偏好强加给敌人，并战胜敌人，而不用冒险遭到广岛核爆炸所造成的破坏呢？
对许多人而言，修昔底德的解释似乎提供了丰富资料，并把霍布斯式模式带到了生活之中。当其他社会或者国家的所有价值观与利益服从这一致命性逻辑时，就折射出社会或者国家对暴力的无限需求。揭示物质性权力逻辑对自身的反作用力也是有用的，即便它没有遭到人类其他诉求的制衡，也能够抓住安全研究的问题以及这一永不休止的追求所造成的选择困境。特定利益在修昔底德关于米洛斯人对话（Melian dialogue）的叙述中反复出现。当深陷战争的人使其利益从属于战胜敌人的需要时，特定利益就成为权力逻辑反作用于本身的缩影。
在米洛斯人对话中，[26]雅典的使者于公元前5世纪抵达米洛斯，这是一个临近雅典的小岛，雅典使者要求米洛斯加入雅典打击斯巴达的联盟。两大联盟分别由雅典和斯巴达所领导，它们深陷对伯罗奔尼撒半岛的致命性争夺之中，很像美国和苏联在“二战”后对世界主导权的争夺。米洛斯最初是由斯巴达殖民者开拓的，它希望在战争中保持中立。它寻求不与任何一方结盟。它的民众和领导人宁愿躲起来，也不愿在冲突中参与制衡一方或者在一方和另一方之间采取骑墙政策。直到与斯巴达开战，雅典与米洛斯世世代代维持了友好且互惠的商业与文化关系。与斯巴达的战争及其所蕴含的殊死争斗，重新界定了雅典对米洛斯的认知。这场战争把米洛斯拖入了一场前所未有甚至更加黑暗的境地之中。米洛斯并没有变化，但是在政治情境中雅典和斯巴达的战争从根本上改变了雅典与米洛斯曾经存在的友好关系。于是雅典人与米洛斯人之间的合作关系转变成一种敌意的交往、一个安全问题。
米洛斯人保持中立的愿望如今被视为对雅典的安全构成一种威胁。粗略地浏览米洛斯人对话，很少或者没有理由去怀疑米洛斯人的诚意。雅典人与他们和平相处了几百年。雅典人如今只关注斯巴达所构成的威胁，拒绝了米洛斯人的恳求。米洛斯或许可以宣布保持中立，但是由于本国狭小的面积，它不能够很好地履行其承诺，即便雅典人相信米洛斯人保持中立的诚意。与雅典一样，斯巴达也受到相同权力逻辑的驱使，引诱米洛斯加入它所建立的反雅典同盟。这一权力逻辑也诱使雅典人征服米洛斯人，尽管这与米洛斯人的和平意愿相悖。此外，米洛斯人与斯巴达有亲缘关系，这也是另外一个怀疑米洛斯人请求与雅典维持和平、在战争中保持中立的理由。
如他们所解释的那样，如果雅典人是想借此机会阻止这些不利的结果的发生，那么他们将冒着其他潜在的、更严重的风险。在雅典人向米洛斯人解释的时候，雅典的某些盟友，因为惧怕雅典的权力而被迫违背自己意愿，可能反抗雅典的压迫性统治。受到米洛斯维持中立这一成功例子的启发，雅典更强大的盟友也将有令人信服的动机去变节背叛。按照雅典的说法，如果雅典迁就一个弱国，例如米洛斯，那么它约束更强大盟友反叛的能力将会遭到极大的削弱。雅典人乐于承认他们将更愿意通过强制而非盟友的同意来统治盟友。雅典的将军并不幻想雅典在希腊城邦国家中受到欢迎，并充分地意识到斯巴达在整个伯罗奔尼撒半岛拥有广泛的支持。[27]在没有与斯巴达发生战争的时期，雅典可能同米洛斯人和平相处。如今在交战状态中，雅典和斯巴达都需要盟友，或者很强势地让它们的盟友拒绝它们的敌人。修昔底德把雅典的失败解释为对权力的极力争夺，然而他的解释也不必然就是正确的。雅典人认为，强迫结盟的政策作为战争的当务之急，被强加于雅典。米洛斯的敌意实际上也是雅典权力的一个符号以及一种控制盟友的资产。雅典人解释道：“你们的仇恨不会伤害到我们，就像你们的友谊也不能帮助我们。你们的友谊将向我们展示我们在其他事情上的弱点，而你们的仇恨将是我们权力的一个证明。”[28]从雅典使者的视角来看，雅典无法迫使米洛斯屈从其意志将是雅典软弱的标志。而米洛斯的服从会阻止雅典盟友的反叛，至少雅典是如此认为。
雅典人随后镇压了由于米洛斯人不服从所引起的其他三个抵抗势力。米洛斯人挑起了关于他们地位正义的讨论。米洛斯人认为神与他们站在一起来抵制雅典，如果最后他们的恳求无法说服雅典放弃承认米洛斯中立的话，他们就威胁与斯巴达结盟。米洛斯的威胁引起了雅典对米洛斯人好意的质疑，也怀疑米洛斯与雅典长期保持和平关系的原因。雅典人对米洛斯人的斯巴达阴谋不予理会，而帮助米洛斯会背离斯巴达的安全利益。雅典拥有占优势的海军，斯巴达却没有，而米洛斯是一个岛国。那么，斯巴达为什么愿意冒着某些失败的风险去救助米洛斯呢？尽管它们之间有亲缘关系，但是斯巴达为什么愿意努力以一种毫无希望的途径去挑战雅典的海上主导权来保护米洛斯人呢？至于谈到神，很多雅典人像米洛斯人一样认为他们将获得神的支持。此外，雅典人指出，神所主张的法律规定：“我们每个人必须像他所认为的那样行使权力，而且我们知道，你们也知道，在人类世界中，正义是由能够相互制衡的强者来执行，强者拥有权力去行使正义，而弱者只能妥协让步。”[29]对雅典人来说，这就是一种自然法则。他们像任何处于同样境地的人那样行事。正义通过行为得以伸张，这符合自然规律；而雅典与斯巴达以及雅典盟友之间的权力斗争决定和界定了正义。
注意在这一叙述下的安全原则。它们不仅被用于这一故事以及雅典与斯巴达的冲突，而且被用于各民族之间所有形式的社会交往互动。在社会交往互动中，各民族希望从其他民族那里获得不同的东西，并且他们都准备并决心使用暴力来达到目的。正如克劳塞维茨对纯粹战争概念的描述，当冲突被简单地还原成通过兵刃相接或者一场决斗来决定胜负时，暴力和物质性权力的逻辑取代了政治、道德或者宗教的逻辑。在极端环境下，武力也否定了在敌人与中立国之间建设社会经济与政治关系的努力，并否定通过某些方式减少诉诸强制而解决分歧的动机。战争生根发芽；国家体系——在这里是希腊城邦国家——演变成一种战争体系。
为打败波斯人、拯救希腊城邦国家免受征服，雅典占优势的权力被其他希腊城邦国家所认可，而雅典霸权的合法性在所有希腊人中受到广泛认可。雅典与斯巴达的扩张战争破坏了这些信任盟约。当雅典准备与斯巴达开战，并且准备在希腊半岛上行使无须争议的统治权时，合法性的核心要素被侵蚀了。如今雅典与其他希腊城邦的关系受到了暴力逻辑的驱使，却不受认可与尊重逻辑的驱使；而后者带来了至关重要的利益。其他城邦国家，包括雅典胁迫的盟友，不再谈及它们自身的安全，或者更多地质疑希腊城邦体系的统治秩序。中立的米洛斯也屈服于雅典的权力。在米洛斯人对话中，雅典并没有争论正义的重要性、宗教的命令、神的指引、各民族间互惠受益的贸易或者其他希腊城邦与雅典维持和平的意愿和诚意。他们甚至没有假装为帝国的正义性做辩护。他们一心想着如何打败斯巴达及其盟友——克劳塞维茨把它视为“纯粹战争”以及一场至死方休的决斗。在雅典代表团看来，同斯巴达和米洛斯的安全议题已经沦为一个权力制衡与反制衡问题。首先对雅典来说，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在希腊城邦国家中获得占有优势的物质性权力和支配地位。正如书中所枚举的那样，雅典考虑的事情除了暴力，还包括迁移人口和告知社会，但是雅典人坚持认为这些事情还不足以保障雅典的安全。
随着我们继续阅读，修昔底德告诉我们，安全比雅典让我们所认为的更加复杂。虽然他没有表明自己的立场，但可以看出他并没有认可雅典人关于武力有效性的狭隘观点，这一观点没有受到其他政治和道德限制的指引，或者没有同其他政治和道德限制掺杂在一起。修昔底德所采用的历史方法是详细地描述其所见所闻，即便他可能并没有像他所观察的那样，这也可从他的历史叙述中吸取最为重要的经验之一。雅典人把安全还原为对物质性权力的一场检验以及武力与武力之间的竞争。米洛斯被摧毁，因为它反抗雅典。它被并入雅典帝国，它的男性公民被杀害，而残存的妇女和儿童则沦为奴隶。
修昔底德还谈及某些极端举措导致了雅典的失败，这就是霍布斯或克劳塞维茨所描述的走向“纯粹战争”。雅典输掉了战争。雅典在专注于武力来追求安全的过程中犯了几个关键性的错误。首先它过高地估计了它恫吓受压迫的盟友以及打败斯巴达及其追随者的能力。如果雅典人更多地反思纯粹的暴力解决方案的安全缺陷，那么他们可能更好地重新思考他们的征服和扩张战略。在他们与米洛斯人的重要谈话中，他们拒绝这些考虑：他们也可能寻求与对手建立某种关系，无论这种关系如何脆弱；他们也可能尝试把盟友凝聚起来，并考虑其利益和建议，例如应该遵循何种军事战略、哪种政治秩序是所有希腊城邦国家的最好选择，而不仅仅只是有利于雅典。在一种集体性解决方案中，雅典作为一种获得一致认可而非强制性的力量进行领导，那么霸权可能通过谈判来解决所有城邦国家之间相互冲突的恐惧与安全关切。
当然，我们永远也不会知道最初由希腊领袖伯里克利（Pericles）倡导的防御性战略是否能有效地拯救雅典人或者米洛斯人，更不要说使希腊城邦国家免遭外来的统治。我们所知道的是雅典输掉了这场战争。所有的希腊人都输了。希腊城邦国家及其各民族被争斗弄得精疲力竭，最后被亚历山大和马其顿人所征服。我们还可以从修昔底德的叙述中得知，安全困境之所以是一种困境，恰恰是因为武力问题必须通过考虑其他行为体使用武力来予以对抗。安全困境既没有得以缓和，也没有得到解决；把安全问题还原为国家间使用武力的默契，它也无法简单地实现那些诉诸武力的政治目的。这是从修昔底德演绎这一经典斗争中所学到的明确的经验教训。
修昔底德叙述了两个难以和解的对手为争夺霸权而爆发的一场古代战争，许多人对此一直很感兴趣，因为它揭示了不断追求安全面临的选择困境。许多安全研究者坚持认为，如果像文本所呈现的那样只是引用米洛斯人对话，那么应该尽最大可能去追求物质性权力。接下来，安全就将取决于某一敌人及其盟友的弱点。主导权将带来安全。而这一建议最终导致雅典身陷困境。在雅典追求绝对安全的过程中，米洛斯人也丧失了他们的城市及生活。
从另一个方面来看，其他安全理论者和战略家坚持认为，如果修昔底德对战争的解释，即雅典日益增长的权力及其使用这一权力满足其野心的倾向，假定一种强制性霸权的作用超过了一种自愿认可霸权的作用，被视为一个出发点，那么有所保留和保持审慎的建议就只能是依靠暴力和威胁来确保安全。[30]一个国家或者人民无论是凭借自己的力量还是通过结盟，可能都没有足够的物质性权力把他们的意志强加给他人。科林斯人（Corinthians）与其他希腊城邦国家认为，他们控制他人的野心造成斯巴达和其他希腊城邦国家举起武器反抗雅典这一非本意后果，并导致雅典的失败以及他们所无法预见的集体灭亡。雅典本有可能追求一种防御性战略，并同真实或者潜在的敌人达成一种协议，但是解决安全困境的这一包容性政治方案遭到了支持全面战争的入的拒绝。
迄今我们仍未提出任何能解决不同国家和行为体之间冲突的方案，能够告知决策者、国家或者民众，来解读修昔底德关于伯罗奔尼撒战争的历史。我们所能说的是，基于修昔底德对安全困境的解释，依赖武力去解决或者缓和安全困境必须考虑政治和道德的因素，并能够被敌人和盟友所认可。正如霍布斯和克劳塞维茨所言，缺乏这些共同的意义，武力将按照逻辑走向终极博弈。结果对所有参与者来说最终都是一场双输的博弈，因为纯粹战争超越了人类为安全与秩序共同界定的可接受与可容忍的条件的能力。这些价值观是大家根据情况共同做出选择的产物，这也是相互依赖的行为体被迫在安全关系建构中做出的选择。
安全理论和研究能够有助于更加清晰和全面地展示这些选择，进而强化了这样一种可能性，即我们将做出正确的选择来确保或者巩固国家及其民众的安全。我们不能指望安全研究能够以同样的方法准确地解决这些选择困境。换言之，医生能够治愈狂犬病、小儿麻痹症和天花，科学家和工程师能够建造宇宙飞船并登陆火星；但是，由于人类行为太自由、多变、易变、富有创造性和无法预测，我们无法为安全困境提供一种接近自然科学精确性的解决方案。在理解个人、社会和国家间安全所提出的复杂问题时，我们最好定位于解决和应对这些挑战。知识使你了解你所面临的问题，而无法让你知晓可用的解决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