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多来自经济学家工具箱的概念工具

除了理性行为体模式这一核心假设外，经济学家所发展的其他概念工具也被广泛地应用于安全决策。在此，我们也需要提及这些概念工具的重要性。在这一讨论范畴中，我们显然不可能就经济学及其分类写一个短评，并对所有概念工具予以评论。在此，我们只能讨论少数概念工具，从而为鉴别自由主义经济学的范畴及其同安全之间的关系提供一个坚实的基础。纵观冷战期间以及当下，经济学被广泛应用。因此，对安全理论者和战略者而言，夸大作为交易工具的经济学概念的作用是很困难的。[10]

在使用经济学工具时，一个关键点就是经济学家和战略决策者关于稀缺资源的假定。虽然我们在此无法详细地讨论这一假定对国家安全行为的影响，但是我们可列出三个例子说明这一假定在安全决策中的重要性和显著性。这些例子强调了第四章中安全理论者通常所忽略的东西。自由主义经济学已告诉我们行为体——个人、群体，尤其是国家——在相互交易中不选择使用武力来实现其目的的原因。

第一，学术界已经多次讨论了“枪支与黄油”之间明显的冲突。即便美国这样的超级军事大国也无法获得所需类型的武器，或者维持其军队所需规模的武装力量。在稀缺资源的条件下，“暴力的管理者”[11]必须舍弃常规步兵而更多地选择特殊部队，舍弃舰载飞机而更多地选择陆基飞机。这些相互竞争的目标在同一时间内很难相互兼容。更重要的是，所有国家，无论它多么富有，都必须在军事战略和福利目标之间做出抉择，都必须评估交易中所损失的利益——即经济学家所说的选此弃彼所产生的机会成本。

“枪支与黄油”之间的冲突贯穿整个冷战时期。对争夺全球霸权的超级大国而言，经济学工具似乎已经做好准备来应对“多少才足够？”这一问题。[12]20世纪50年代，杜鲁门政府和艾森豪威尔政府担心过度的国防开支可能会破坏美国经济，削弱国家适应安全规则的能力。[13]一代人以后，研究者又开始担忧美国的经济霸权正在严重衰落。他们还担心正在衰落的国家能力不足以应对苏联的军事威胁。[14]有些研究者认为美国的衰落是或早或晚的事。[15]如第三章所述，极少有人预料到苏联的解体；例如，自由主义者认为，这部分地可归因于苏联未能像西方国家那样成功地解决枪支与黄油之间的两难困境。(https://www.daowen.com)

第二，经济学理论关注在应对安全威胁时所选择的武力水平、武器系统、部署选项和技术。鉴于对手之间势均力敌的物质实力——苏联与美国之间核力量和常规力量不相上下——冷战时期的战略者不得不在以上相互竞争的军事计划要素之间做出选择，以应对国家面临的实际或潜在威胁，从游击战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常规力量的大规模冲突再到“突然”（bolts-outof-the-blue）的核袭击。在每一个决策点，应对这些威胁通常都超出了超级大国或其盟友所能获得的人力和物质资源。

第三，在评估以上竞争性解决方案的收益、成本和风险时，理性行为体的标准可作为一个有用的基础。正如艾森豪威尔政府的决策者在20世纪50年代所提出的问题，如果一国把更多的资源投入到核武器上，而不是常规武器上，那么，国家能否“获取更高的价值”（more bang for the buck）？[16]或者说，在进行一场地面战争时，国家应该更多地投入空中打击力量还是远程航空运输？在击败全球不同地区的敌人时，重型坦克和装甲武器、轻型坦克和装甲武器哪个更有效？如果在预算不变的情况下把更多的钱投入海军或者陆军，那么空军和陆军作战能力降低会带来哪些利益损失或机会损失？在评估国家“把全部弹药瞄准目标”[17]的军事摧毁能力时，这些都是常见的经济问题。塞缪尔·亨廷顿指出，这一主要的标准决定了军事计划者的计划和决策。[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