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与强制
在评估运用古典主义经济模式阐释冷战的兴起和结束之前，我们首先要了解古典主义经济模式的核心假定和概念工具，因为它们同财富、福利的最大化有着特别密切的联系。前文已经介绍了自我为中心的利己主义行为体，它们的决策都是为了在稀缺资源的限制或者约束下追求自身的利益、目标和价值。这些问题还有待进一步阐述。如果我们对这些假定和概念缺乏基本的了解或者了解不充分，那么，我们将很难理解自由主义经济思想对安全理论和实践的影响。
托马斯·霍布斯提出了一个适用于国家权力的理论，而亚当·斯密写出了著名的《国富论》（The Wealth of Nations）；亚当·斯密对经济自由主义的意义就如同托马斯·霍布斯对现实主义的意义。[31]斯密就经济活动对人类的意义提出了一个截然不同的理论，该理论的普适性价值被公认为毫不逊于霍布斯提出的理论。相对霍布斯及其悲观的追随者而言，斯密预测拥有思想与语言天赋的人类将有着更加光辉灿烂且充满善意的前景。与现实主义同行相比，斯密也忠于理性思维的立场，但是他是从一个截然不同的理性起点出发。对于斯密而言的“真实”，不同于对于霍布斯及其大多数业已提及的理论者而言的“真实”。基于他对人类行为的观察，斯密得出的结论是：人类追求“富裕”，或者简单地说，财富与物质福利。[32]斯密假定对富裕的追求是通过自愿合作而非强制性合作，前者的作用更加有效。自愿、自由且共同适应的交易是增加物质财富的关键。对斯密而言，人类“倾向于以物易物、物物交换和与他人进行交易”；这就把人类与其他动物区分开来。根据斯密的理论，这一倾向是“推理与言语能力的必然结果”。这一假定基于经济学现代理性行为体理论。[33]
像霍布斯一样，斯密把自私自利的个人作为其研究对象。斯密认为个人为了共同的但对各自具有不同意义的物质收益而进行交易。斯密假定善意的自我中心者拥有许多不同的个人禀赋，例如智慧、想象力、创造力与灵活性，能够积累资源（例如土地、资本与知识），并养成勤奋、自律的习性。斯密认为，与动物相比，人类之间的以物易物、物物交换以及贸易克服了动物之间的局限性。动物“必须各自独立地来供养和保卫自己，并且无法从自然赋予个体不同的才能中衍生出任何优势”[34]。斯密得出结论：“与动物相反，人类身上最大不同的天赋是可以相互利用。他们凭借各自不同的才能创造出不同的产品，通过以物易物、物物交换、交易和买卖的形式，达成了一种普遍的共识。在这里每个人都有机会购买到其他人凭自己才能生产的产品。”[35]
斯密进一步假设，如果这些为物质利益所驱动的行为体能够运用劳动分工和专业化原则进行合作，那么整体财富和个人财富都会增加。斯密列举了一个著名的例子——别针工厂——来说明社会行为的这些原则是创造更多财富的根源。他指出，通过对制造别针的工艺进行分工，包括绘图、切割、磨尖、打磨，那么十个人每天可以制造48000多枚别针。“但是，如果他们都各自单独地完成所有阶段的工作，而且他们当中没有人受过其中某道特定工序的专业训练，那么他们当中任何一个人每天生产的别针将不到二十枚，甚至一枚也生产不出来。”[36]
劳动分工和专业化的原则一旦通过跨国市场在社会关系中发挥作用并实现全球化，将会提升技能和灵活性。由于工人在生产商品的过程中不需要从一道工序转移到另一道工序，时间和交易成本也降低。[37]熟练的专业人士可以在他们的专业领域找到改进生产的方法，从而有望带来创新。这些效益会在国内和世界经济中广泛传播。各方均强调专业化的各种好处并促进合作，将能更多地扩大参与市场体系的各方的财富。[38]整体财富在数量上得以最大化。虽然参与交易过程的各方在财富分配中所获的数量比例不同，但是这仍将比各自单独行动、部分协作或有限协作的收益要大得多。垄断的行会即是明证。整个馅饼变大了。各方所得的部分即便很少，但是随着劳动分工、专业化程度提高、比较优势、国内和国家间市场扩大带来越来越多的交易，它们的所得也随之增加。
斯密的理论与霍布斯主义基于一个完全不同标准的人性模式。斯密的人性模式是善意的经济人，而不是丑恶的权力追逐者。因此，与霍布斯主义者相比，他对于物质极大丰富的看法也更为积极。假设利己主义者能够自由进行选择，利用他们所拥有的天赋和资源去追求各自的物质利益，那么他们会同时增进自身和他人的利益。斯密认为，如果利己主义者被赋予充分的自由做出他们的社会选择，那么个人和集体利益是趋同的。在这一广为援引的论述中，斯密的观点得到了明确的阐述：
但是，一个人总是需要其他人的帮助，如果他仅仅指望其他人出于善心提供帮助，这是不切实际的。如果他能够把他人的利己主义与个人的偏好结合起来，并告诉他们如能按照他的要求去做，这对他们本身也是有利的，那么他更有可能实现自己的目标。任何一个为其他人提供某种商品的人，都是自己主动这么做的。我们能获得餐桌上的食物，不是靠着屠夫、酿酒人或面包师的善心，而是因为他们出于自身利益所为。我们能打动的不是他们的人性，而是他们的利己主义，且不要和他们谈我们的需要，而应该谈他们的利益。[39]
在此，斯密与数百年的西方经济学理论和实践毅然决裂。他的观点对于安全理论的意义也不容小觑。古希腊、罗马和西方中世纪社会反对将商业从社会、政治和道德的束缚中解放出来。其他文化与文明的做法也大致相似。[40]传统社会担心它们所秉持的理念将会因为自由和不受约束的经济交易而引发代价高昂的社会后果。它们预测：随着经济竞争的加剧，传统社会与其他社会的冲突也会升级。它们尤其担心出现这一后果，即恣意追逐物质利益将会影响社会稳定，并阻碍社会价值观的世代传承能力。个人和个体对于涉及自身利益和权利的追求，会破坏公民美德为社会理想服务的作用。[41]个人物质收益将凌驾于服务社会的理想。(https://www.daowen.com)
在这些社会还有一种广泛流传的信念，[42]即恣意追求财富及其不平等的财富积累、富人与穷人之间越来越大的贫富差距，将会引发阶级矛盾。这也是下文将讨论的马克思主义者和新马克思主义者所关注的问题，并在当今的讨论中再次得到肯定。现代人很难理解斯巴达的军事化、反商业社会思想比雅典的民主、重商主义思想更受推崇。[43]反对民主的斯巴达社会能够抑制在它们看来自由放纵社会所存在的腐败的社会行为。在长达一千年的时间中，这些保守的社会价值观构成了中世纪基督教国家社会体系的基础，至今也仍然在许多非西方国家中具有生命力，即便现代化对这些抵制民主的国家有着重大的影响。[44]
出于诸多同样的理由，后中世纪时期的重商主义者虽然支持国际贸易，但也反对自由贸易和无约束的商业交易。他们深信这种自由放任的政策将会导致“私人利益与公共利益的不和谐”。[45]他们支持国家进行强制干预，以防止资源分配不当，避免歪曲这二者的关系，即社会价值观比自由主义经济理论者假定的个人权利和利益更加重要。[46]他们提倡对进口商品征收关税，保护国内产业，以促进贸易顺差，增加国库的黄金流入，并促进国内经济发展和就业。[47]在重商主义者的思想中，商人阶层的身份和地位虽然有所提升，但是他们仍不倾向于赋予商业交易优先权，把它置于其他社会价值之上，尤其是国家的权力和利益。他们的政策旨在增加君主的财政收入，提高地租，并剥削底层的穷人。
斯密提倡对国家经济政策进行彻底的改革。这些改革创建了一个全新的促进生产和扩大财富的全球决策体系。与重商主义体系相比，这是国际关系和全球政治中一个根本性、革命性的转变，并最终取代重商主义体系。斯密建议，应该减少而非扩大国家干预，使个人和社会越来越依赖于自由、开放的全球市场的最大化扩张。通过解放利己主义的个人的创造力和才能，自由市场能够确保国家财富得以增加。市场不受国家边界的限制，能充分发挥劳动分工和专业化的优势。
作为一种社会制度的市场及其产生的动机将能够最好地发挥个人专业知识的作用——这也是个人在交易与贸易中优先考虑的事项。[48]由于他们的偏好是非常主观的、个人的，他们最了解自身的需求以及国家或者计划制定者无法预测的事物。因为只有自己才知道自身的需要。自发性市场与计划经济不同，它可以通过价格来体现这些主观性偏好。从理论上说，价格能够延伸至全球各个角落。通过对市场价格做出反应，个人为了一己私利而充分运用自己的才能、资源和知识，来巩固其物质地位。自由市场发挥了民族国家甚至是帝国所无法企及的巨大作用，并能够轻松、有效、有力、和平地共同协调买方和卖方之间每日数十亿宗的交易。
随后，古典主义者坚定地追随斯密。他们认为，在全球市场的激烈竞争中，个人的利益和自由选择能够保证最多数人的最大利益。[49]这不仅限于英国人或者欧洲人，而且囊括了全球市场的所有参与者，不管他们的宗教、文化、民族、种族或语言存在什么差异。为增加国家财富，首先必须增加个人的财富。正如斯密所言，要做到这一点，最好的办法是让个人
完全自由地用自己的方式追求自身的利益，并将他的产业和资本纳入与其他人产业和资本的竞争中，或者归于其他人的管理之下（也包括外国人）。君主完全与责任无关；要试图履行这一责任，任何人的智慧或知识都是无法做到的。这个责任就是监督私人的产业，并引导它创造就业岗位，并在最大程度上增进社会利益。[50]
斯密把这一解决方案延伸到国家和人民之间的关系中。他没有把帝国——无论是西方帝国还是非西方帝国——作为增加国家财富的解决方案。帝国的经济表现不可避免会欠佳。帝国会助长少数人的特权和偏好，而牺牲多数人的财富和福利；具有讽刺意义的是，这也包括帝国主义经济体系少数的几个优势（之后的苏联学者指出了这一问题）。帝国阻碍了人们创新进取和发挥聪明才智，剥削国外和国内的劳动力，而不是依靠劳动分工在国际市场竞争中的作用。同样地，斯密也反对国内的企业垄断或劳动行会，认为这些会限制自由交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