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自由主义经济学和马克思主义研究范式的评价
这两种研究范式在解释冷战兴衰和苏联解体方面有何建树？在国际体系演变的这个转折点，两者中自由主义经济理论看起来有更充足的论据。自由主义经济理论也对现实主义、新现实主义和制度主义理论发起了重大挑战。讽刺的是，后面三派安全理论者和战略研究者所运用的理性行为体模式来自盛行的自由主义经济理论。自由主义经济学家用军事战略和外交权力替代物质收益的最大化，从而为冷战结束提出了一个虽非充分但看似合理的必要解释。但在解释苏联解体或分裂为多个共和国时，也就是当今克里姆林宫的马前卒，这种解释就不够有说服力了。这两个相互依赖的结果应该区分开来，以便恰当地认识自由主义思想对这些重要结果的解释力。
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和实践者提出戈尔巴乔夫政府发起的经济改革是为了获得财富和福利，而现实主义者把这一经济改革诠释为追求国家权力的行动。据此来看，苏联在与西方国家的竞争中试图通过缓和政策和经济改革来提升自身长期的军事能力。第三章讨论过的缓和政策被描述为在国家争夺权力斗争中的战略策略。从这个角度来看，没有人会想到苏联会解体，冷战很快会结束。的确，苏联经济改革被认为是为了延续冷战，是应对大国对抗中尚不确定的未来。但冷战并未继续。
自由主义经济理论认为，戈尔巴乔夫的缓和政策、华沙条约组织的解体都是为了应对自由市场作为一种权力体系所带来的限制和挑战。缓解东西方国家之间的军事冲突、削减国防预算是把国内的稀缺资源转用到满足国民经济需求的前提条件。通过从阿富汗撤兵和减少对虚弱、失败国家的援助，苏联减轻了国家负担，能节省出更多资源进行国内经济改革。降低用于维持计划经济的成本，并减少对东欧各社会主义政权及其衰落经济的控制，为市场在苏联势力范围内的各国发挥作用铺平了道路。更重要的是，缓和政策促进了西方与遵守市场规则的苏联进行贸易和投资。经济交流的加快也使得西方技术被引入苏联。
苏联如果没有这些深刻的政治变革和经济改革，将继续被隔离在全球市场和竞争之外。苏联领导人意识到，追求财富和福利对于国家而言和安全一样势在必行。是继续在冷战两极框架下奉行高强度的战略冲突，还是发展经济——或者被称为“枪支还是黄油”——这是苏联政权不得不面临的抉择。一位越来越清醒的苏联精英面临着社会主义试验重大失败的挑战以及越来越多的民众对于经济停滞状态的不满，这两者共同对改革施加了压力。苏联改革派选择采用激进的方式使苏联经济适应西方市场经济体系。
但苏联随后为什么会走向解体？戈尔巴乔夫凭借老谋深算蹚过了危机重重的政治深水，最终取得了对苏联的领导权，苏联共产党和苏维埃政权既是由他所领导，也是他的个人权力的根基，这样一位理性且富有政治经验的决策者所确立的经济政策和推进的政治改革，为何会不知不觉地导致苏联共产党和苏维埃政权的灭亡？这看来并不理性。同时，戈尔巴乔夫的行为也不符合理性行为体模式的期望。这一模式预测行为体会评估其行为的后果，选择最佳的行动和战略来最大化自身的利益。这些夸张的假定明显超出了戈尔巴乔夫政权可实现的范围。
明智的国外观察者对苏联经济的看法同现实主义者一样，经济改革给苏联国家造成了快速且毁灭性的影响。[103]一方面，经济理性行为体模式揭示了经济改革的必要性，并且揭示了国家面临重大的压力而被迫对自由、开放的全球市场开放以实现其安全目标。另一方面，这一模式作为一种分析工具未能对苏联瓦解为15个共和国提供一个合理的解释。自由主义模式不能解释苏联解体所引发的种族、民族和宗教冲突以及这些冲突在苏联境内全面爆发。[104]在自由主义理论下，这些敌对矛盾本应随着全球市场的扩张而逐渐消失（或者，按照马克思主义模式，应该会随着社会主义制度的实行而逐渐消失）。[105]自由主义理论更无法解释20世纪90年代巴尔干半岛暴力的民族和宗教战争，然而，这些战争遭到了铁托领导的共产主义统治和冷战冲突压力的遏制。
值得赞扬的是，自由主义经济理论与现实主义理论相反，它在经实践证明的理论、充分的经验和支持性实践的基础上，提出如果任何国家或人民拒绝适应市场经济制度，拒绝接受全球竞争和劳动分工的苛刻要求，那么他们必将在速度竞赛中失败。但自由主义理论并没有就国家或国家强制性权力提出一个连贯或令人信服的理论；从更一般意义上说，它只是描述了一种国家掠夺性和社会性功能失能的趋势。[106]这些问题——例如，国家为什么形成以及国家是如何形成的，其主要社会经济功能是什么[107]——都未被纳入古典自由主义思想（斯密除外）的范围之内，因此自由主义经济学者和现实主义、新现实主义与制度机构主义理论者一样，都不足以解释苏联的解体。他们能解释苏联要想在生存竞争中不致落败，经济改革的压力是不可阻挡的，但是他们无法解释苏联为何瓦解成为数个国家，而这些国家内部又存在相互冲突的身份群体。在预测这些革命性转变发生的时间上，自由主义理论也并无用处。由于缺乏对国家形成或瓦解做出合理的解释，自由主义理论无法很好地解释冷战如此突然和出乎意料地结束的原因。它可以适度地声称它能够部分地解释这些重大事件，但是它还需通过其他形式的“理性”才能给出一个令人满意的解释，因为其他的行为体和要素也发挥了作用，并且挑战了自由主义研究范式和现实主义研究范式。
自由主义理论的一个贡献是，它预测到计划经济最终不得不转向市场模式，否则就会在社会进化过程中被“淘汰”。相反，现实主义者和新现实主义者预测国家会被“淘汰”是因为它不能成功地应对对手带来的战略权力威胁。的确，苏联被“淘汰”是因为它未能成功地适应自由市场行为的要求。经济改革解除了苏联经济和政治体制的强大束缚。中国成功地遏制了因自身结构调整而释放的政治力量。中国的警察和军队并没有因为政治改革和开放优先于经济发展而分裂或解散。国家和民族身份的强大凝聚力也防止中国政权分化为不同国家、民族、语言和宗教的群体。而苏联缺乏这种凝聚力，导致在苏联存在的短暂历史中，各种群体的分化始终存在。
对于身份政治的影响力以及它持续引发宗教、文化、国家、民族和部落矛盾的能力，本书目前所检验的研究范式中没有一个能够给出解释——显然马克思主义也无法解释。这些持续存在的矛盾要么暂时被遏制，要么被冷战期间的冲突所吸收。因此，我们对此不应大惊小怪：一旦两极格局消失了，这些矛盾就会再度显现。[108]冷战并没有制造这些矛盾，事实上许多矛盾在冷战兴起的几个世纪前就已经存在。[109]事实表明，即使在苏联和美国忙于寻求盟友、代理人和替代者以巩固它们在冷战中的地位时，这两个超级大国仍在控制和遏制这些潜在的矛盾，防止它们升级成为一场全球性冲突。[110]目前，国内叛乱席卷俄罗斯联邦和其他的苏联加盟共和国，然而这类叛乱在苏联独裁统治时期遭到了镇压。俄罗斯联邦用了十多年时间仍未能平息车臣叛乱，它现在仍备受内战的折磨。格鲁吉亚和大部分穆斯林共和国——包括乌兹别克斯坦、土库曼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和哈萨克斯坦——都处在或明或暗的内战中。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仍处在势不两立的敌对状态。南斯拉夫的解体引发了巴尔干战争，北约通过轰炸和军事占领的大规模干预才将战争平息下去。捷克斯洛伐克分裂成为两个对立的国家——捷克共和国和斯洛伐克共和国。(https://www.daowen.com)
本书所涵盖的这些研究范式无法充分地解释冷战期间以及冷战后许多发展中国家大规模出现的冲突。关于对立社会身份的民族之间爆发频繁而血腥的武装斗争的名单很长：斯里兰卡的佛教徒对泰米尔人，卢旺达和布隆迪的图西人对胡图人，苏丹的穆斯林对基督徒和万物有灵论者，以及刚果共和国的种族分裂。此外还有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之间的斗争，以及从北非到东南亚穆斯林内部逊尼派、什叶派和其他分裂教派之间的深刻矛盾。还有印度和巴基斯坦之间的冲突；由于印度和巴基斯坦对国家的合法性持对立看法，导致两国为争夺克什米尔地区进行了半个多世纪的武装斗争和军备竞赛，现在转为核对峙。[111]这一争端体现了两种不同政治权威和国家主权原则之间的竞争——印度奉行世俗政治，而巴基斯坦奉行穆斯林宗教政治。在东北亚，严重的冲突撕裂了朝鲜和韩国、中国大陆和台湾地区，其原因更多在于阶级和政体差异而非民族、种族和语言差异。在非洲之角，则出现了数个马克思主义政权相互对立的奇怪局面。
马克思主义未能对身份政治和为争夺合法性所产生的政权冲突进行定性分析。苏联领导人试图通过培养“社会主义新人”来克服这些历史遗留下来的矛盾。[112]一旦遭遇苏联各民族不计后果的政治抱负的检验，这种社会主义新人的概念就显得无比“空洞”。在各民族中，最强大的力量是争取更大自治和独立的国家、民族、文化和宗教身份。他们抵制中央集权统治以及同社会主义学说相一致的、被强加的一种同质化公民身份。
阶级团结或分化的诉求与苏联解体、冷战结束并没有太多关联。这类阶级诉求只在去殖民化的初期起一些作用。精英利用马克思主义教条动员民众为国家独立而斗争，并通过国家强制性力量来夺取政权，由于其经济政策不利于生产力发展，他们对未来美好生活的承诺化为泡影。这个模式贯穿了俄罗斯布尔什维克革命初期的苏维埃化过程。马克思主义学说鼓舞数亿人起来反抗西方强权。从这个意义上说，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和政治力量解释了冷战的初期发展，但对于冷战出乎意料的结束没有解释力。
同样，目前西方资本主义经济发展模式正处于上升期，马克思主义对于全球社会主义革命的预言看似永远无法实现了。西方资本主义虽然有其缺陷，但在面对难以控制的民族存亡挑战时表现出了出色的修复能力。有关爆发一场世界范围工人革命的预言随着时间的流逝破灭了。全世界大约有60亿消费者，至21世纪中期世界人口有望达到90亿～100亿。将新产品销往世界各地如此多的消费者，将获得巨大的收益，这推动了科学发现和技术创新永无止境的进步。资本主义非但不是为社会主义铺平道路，相反，它所展现的活力、对创新的推动力以及日益融合的市场（体现在单一和全球化价格体系上），使得资本主义作为一种社会制度对创造国家财富似乎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113]
鉴于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及其社会主义实践所遭遇的挫折，我们很容易忽视马克思主义，认为它不再是一个能够有力地解释国际冲突和武装斗争的理论。曾经的计划经济国家转向西方市场模式，许多发展中国家也采取了西方市场模式，这些看似都预示着为马克思主义敲响了丧钟。然而，现在宣告马克思主义的灭亡似乎还为时过早。正如本书所涵盖的一些研究范式在遇到新事实时会重现生命力，马克思主义思想有如凤凰浴火重生，只是以与其古典主义传统不同的新形式出现。如果说古典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及其对全球社会经济发展的预言已经被许多事件否定，那么马克思主义对于资本主义缺陷的批判不断出现新的变体，并对于安全理论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现代世界体系（Modern World Systems，MWS）理论就是一个例子。现代世界体系理论受马克思主义启发，是一个多理论混合体，它断言存在一个囊括全球市场、民族国家和文化在内的世界资本主义体系。正如伊曼纽尔·沃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所说：“资本主义和世界经济（指的是单一的劳动分工但多样的政治组织）是一枚硬币的两面。其中一个不可能导致另一个的产生。我们只是在描述同一个不可分割的现象的不同特征而已。”[114]资本主义市场动机组织和推动了一个世界体系的形成以及劳动的分工，并且跨越了时间与空间以及国家边界去按照其指令来改造不同的政体与文化。从这一视角来看，马克思主义者的批判改变了路线，并且扩大了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挑战。现代世界体系理论并未停止批判民族国家作为这一世界体系的支柱以及国家通过建构意识形态和文化来使其合法化。[115]现代世界体系理论把这一权力结构划分为三个部分：占支配地位的中心、半外围和外围。资本主义国家的中心，以美国和欧盟（以及日本）居首，代表了主导性资本主义的利益，通过全球市场操纵外围国家，并控制半外围国家。现代世界体系理论的结论是：这种全球性社会经济条件会一直剥削欠发达的国家，并阻碍它们发展本国的经济。其结果就是长期无法摆脱的贫困和不断扩大的贫富差距。资源、资本、技术和生产力的这些差异为持续不断的阶级冲突创造了条件。这些条件促使受剥削的、不满的民族诉诸武力、暴力和恐怖主义手段摧毁它所认为的压迫体系。
虽然自冷战结束以来，在与其他安全理论争夺主导安全研究范式的竞争中，马克思主义、现代世界体系理论和其他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变体已经失利，但是，由于资本主义制度的缺陷，它无法充分地满足各国人民对于可持续经济发展、争取更大份额的世界财富、减少富人和穷人之间贫富差距和数字鸿沟的需求，这都为马克思主义的反击提供了论据。这些不平等和与之相关的不公平被认为是不稳定和冲突的根源，并对全球安全构成威胁。[116]如果说20世纪是一个实验室，在其中对计划经济和自由市场经济增加财富和分配福利的能力进行检验，很明显，计划经济在检验中失败了。尚不明确的是自由开放市场能否通过检验，能否在一个日益全球化的世界中领先解决全球社会不满、意见分歧、冲突和武装斗争等问题。无论是自由开放的全球资本主义制度的反对派还是支持派，都同样关注于找到办法解决自由主义经济理论的不足。[117]由于篇幅所限，本书安全研究范式的分析无法解决以上这些问题。但是，安全理论的未来发展必将面临其关注范畴所提出的挑战。否则，安全理论就无法解释世界各民族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在被剥夺他们认为本属于自身的经济安全时，会使用武力达到自身目的的动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