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力转移与冷战的结束
权力转移理论如何看待冷战的结束？美国（霸权国）与苏联（挑战国）之间进行了长达半个世纪的对抗，这使得权力转移理论有资格解释冷战的兴起、演变及其突然的结束。权力转移理论对第四章所提及的研究范式尤其是新现实主义理论进行了一定程度的修正。它把国际关系视为一个动态的进程，而不是一种保持不变且静态的国家物质权力体系，似乎在时间和空间之中冻结了。权力转移理论把大国间交往视为一个连续的进程，并试图衡量这一不断演变的发展进程。有一种观点认为超级大国间斗争——或者说任何挑战国与霸权国之间的竞争——能够被还原成为一个单一的数据点。权力转移理论反对这种轻率（并有误导性）的观点。[64]
权力转移理论强调霸权国和挑战国之间动态、持续和不断变化的权力关系，这种权力关系体现在双方之间的技术经济竞争以及作为权力基本组成部分的技术经济能力向军事力量的转变。如果是这样，那么挑战国（苏联）为什么并没有像权力转移理论所预期那样首先发起敌对行为？虽然权力转移理论没有直接就这个问题进行研究，但它的研究设计中有关挑战国与主导国的论断也许能够回答这个问题。最明显的回答就是苏联从未达到美国技术经济权力的80%，也就未能成为合格的挑战国。这也不能解释它为什么突然停止挑战。这一挑战早在1917年布尔什维克革命（Bolshevik Revolution）就开始了。相反，苏联可能从未登上作为一名有价值的挑战者的舞台。在这种情况下，《战争细账》（The War Ledger）将与冷战的经验不符，并且从原则上说，它将只有有限的解释力——甚至是相关的。
另一方面，强调这一点是很重要的，即苏联的军事实力（military power）仍然足够强大，以致一场全面的（all-out）核战争就可能会摧毁作为一个可存活的人类社会的美国。基于这一理由，它看起来似乎符合了80%的标准。当然，苏联也将被美国发起的一场核反击所摧毁，因为美国坚不可摧的核力量将不会被苏联发起的第一次核攻击所完全摧毁。通过运用经济能力标准，权力转移理论足以有力地解释冷战。苏联不仅没有充足的物质手段去挑战美国的霸权，而且很快就衰落了。
这一解读解释了太多问题，以致对我们所需要了解的问题解释太少，即在国家间冲突的演变中，什么冲突仍然是人类生存最为根本的威胁性冲突。权力转移理论的批评者，例如瓦斯奎兹，认为没有一个可靠的理论来解释战争为什么发生。就冷战而言，权力转移理论的缺陷，像前面章节中所讨论的大多数理论一样，是源于它不能解释和平为什么会突然意外地出现。换而言之，权力转移理论除了间接地告诉我们挑战国是否有资格同霸权国去争夺霸权，可以通过衡量它的实力来决定；但是，在研究战争爆发时，权力转移理论很少告诉我们有关国际环境与机制或者国家内部决策过程的知识，而这些都将带来和平以及冲突的解决方案。正如马努斯·米德拉斯基（Manus Midlarsky）所言，在对作为一种结构路径研究的权力转移理论与作为一种战略研究的博弈理论进行比较研究时，“对权力转移的关注揭示了理论中的一个空白。权力转移理论主要关注的是挑战国与主导国之间的权力变化，而博弈理论揭示了妥协的重要性，需要和平地接纳挑战国。战争的价值与妥协的价值需要让卷入冲突的所有成员方来进行比较，而权力转移理论只强调了战争的价值”[65]。这些比较还将要求对地区国家的偏好进行评估。这一变量超出了经典权力转移理论的边界，而且仅在最近的学术著作中才被重视。[66]
权力转移理论的“满意度”概念并不能用来衡量苏联国内精英的“不满意”程度，无论苏联是作为一个国家、一个政权或者是一种经济发展模式。令人有兴趣去观察以及权力转移理论目前所忽视的问题是，苏联内部的主流精英不满意共产党僵化的统治、苏联帝国面临越来越大的压力以及指令经济落后的表现。通过研究这一愤愤不平但仍然拥有权势的精英群体对苏联衰退的权力地位的不满，我们可以把不满意作为一个解释变革的核心变量，把研究与分析层次带到一个更加离散且有差别的分析层次，而不是定位于一种集体的不满意；权力转移理论把这一种集体的不满意归因于一个国家，而不是国内的统治联盟。在这一方面，“挑战国”将被分解成为苏联内部不同的冲突派系，各派系竞相争夺权力以及对国家强制性权威与物质能力的控制。这一内部冲突接下来将定义苏联内部的不满意程度。事实上，这与现实主义者的观点形成对比。现实主义者把群体冲突视为帝国过度扩张与战争的一个驱动要素，而一个各自为政的精英——苏联就是例证——可以说是和平而不是战争的一个无意性驱动要素。[67]
自由主义经济理论认为，理性行为体——以及权力转移理论者把自己定义为理性选择的分析者[68]——将总是选择更多而不是更少的物质财富。他们将采用最好的技术经济实践，以确保获得最大限度的财富以及持续的经济增长。自由主义理论者预言，最终苏联将不得不采纳西方开放、自由的市场模式来同西方竞争。权力转移理论能够衡量权力能力，因为这是一种简单的经济行为，依赖于易于获得的——有时可能是竞争的——数据来描述一个国家国内生产总值不断演变的规模。而权力转移理论所不能轻易解释以及它也没有多大兴趣去解释的问题是：市场为什么成为全球经济发展主导的权力体系；而全球化的西方市场体系如何以及为何会不可避免地把苏联国家及其指令经济纳入囊中。
市场体系被假定为一种给定的体系，而不是被视为一个有待解释的谜题以及一种自身就能影响国家选择的权力结构，且不说民族国家体系。如果说马克思主义、新马克思主义或者自由主义的经济视角是被引入的，[69]那么市场体系可被视为国际体系的驱动力量。正如这些理论者所言，这一权力体系与选择不同于市场体系的结果，即其物质产出。[70]权力转移理论实际上是依赖国内生产总值的衡量指标来确定霸权国与挑战国以及影响战争爆发的条件。正如自由主义经济理论所言，国内生产总值作为一个衡量指标更多的是一种条件，而不仅仅是一个解释要素，即它是一种与自由市场体系相伴随的行为体选择的社会进程。那么，国内生产总值衡量指标就其解释力而言，是依赖于自由市场体系这个更加主要的变量。
权力转移理论把一个国家权力的演变描述成为一个自主且独立于一个日益一体化市场体系的过程。国家的政策与应对同这一全球社会体系生成的动机不相关。如果经济增长与技术创新要得以发展的话，市场体系将限制国家的选择，并引导国家与市场规则保持一致。我们把这些观点归因于自由主义经济理论。甚至可以说，通过观察全球市场的运转方式及其延伸至每个重要经济活动领域之间的因果关系，它们能够为全球市场体系强大的吸引力提供随处可见的证据。权力转移理论研究对这一批评做出了部分回应，把国内或者内部的经济变革假定为国家能力与行为以及国家体系运转方式的一个至关重要的决定要素。这同新现实主义受限制的研究设计形成了鲜明对比。然而，权力转移理论仍不足以告诉我们一个国家为什么应该改革其国内政治政权，来获取同一个主导国家并驾齐驱的物质能力；甚至可以说权力转移理论的解释是自相矛盾的：如果一国采用了敌对国的经济实践，那么它为什么应该在某种程度上适应它迄今仍反对的这一现状。
我们从权力转移理论中对决策的机制、动机与进程或者公认的理性选择的方向知之甚少。而这些要素推动了政权去改变自己、权力安排以及讨价还价中国内行为体的影响和权力分配。这些精英如同国家一样，也是竞相争夺国内的霸权。从这一点而言，权力转移理论并没有在其发展精英与国家竞争两个层次的研究议程中提供任何概念桥梁。要解释冷战的兴起与结束，权力转移理论应该超越其自我限定的研究边界。
由于大多数的权力转移理论研究把压倒性因果力量设定为相对而变迁的权力结构的客观条件，苏联政权在垂死挣扎时的行为同权力转移理论研究的预期恰恰相反。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自我提议裁减苏联的军事力量、苏联帝国在东欧的解体以及放弃军事干预外国内政的行为，明显不符合大国卷入争夺国际秩序主导权的激烈竞争的预期行为。然而权力转移理论的假定是：苏联政权完全只是为了追求同敌对国并驾齐驱，并把它们的秩序强加于全球体系。(https://www.daowen.com)
正如批评者所言，[71]这些戏剧性脱离权力转移理论预期的行为表明，一部分重要苏联精英基本的政治价值观与利益已经发生了某种转变。这一价值观转变不能简单地用权力转移来解释。权力转移理论也为后冷战时代展示了一个谜题。作为苏联残存的继承者，俄罗斯联邦继续对美国霸权表示严重的不满；它虽然拥有强大的军事力量与管制权，但是其统治精英已经抛弃了苏联挑战者的角色。例如，俄罗斯联邦强烈且不断地抵制北约东扩，把苏联的前加盟国和卫星国纳入囊中；反对华盛顿单边放弃《反弹道导弹条约》（ABM treaty），反对美国对伊拉克动武。
对权力转移理论来说，它无法解释或者清楚地解释诸多问题，从而帮助我们理解冷战的结束：苏联强大的军事力量可与美国相敌，却几乎一夜之间在没有发生一场战争的情况下分崩离析；苏联放弃了指挥华沙条约卫星国战略再结盟的权利；苏联放弃了它的大国地位与影响；苏联国家、政权与帝国的自我解体；经济状况不断恶化，陷入了经济失调与混乱；俄罗斯联邦与一些苏联加盟共和国随后陷入了内战。作为一个进步的研究议程，权力转移理论可能在日后解决这些理论缺陷，但是这并不是说权力转移理论者的研究水平将即刻获得突破性进步，来填补这些空白。
我们有理由认为：即便苏联采纳了西方的市场体系，但是它仍可能被视为一个敌对国。这就留下了一个令人困惑的问题：共产主义为什么会崩溃，苏联国家为什么会解体。这些铁一般的事实及其解释超出了权力转移理论的解释范畴。权力转移理论有关国家的理论并不比本书迄今所讨论的思想流派高明，而正如这一批评所言，权力转移理论致力于解释市场体系生成经济能力进而巩固了美国霸权的理论也是如此。虽然权力转移理论坚持认为这些动力比（不断变化且相互冲突的）现实主义者的概念图景更好地描述了国际政治，但是它只是假定存在这些权力结构，好像这些权力结构被冻结在时间之中。
权力转移理论解决了这一重要但从根本上而言是次要的问题，把权力转换和大国间冲突解释为挑战国对现状主观“满意”程度所发挥的功能。政权偏好是重要的，但是还需要对它们建立和演变的过程进行解释。为“满意”或者“不满意”寻找替代性衡量标准，并且这些衡量标准要不受这些重要、多样、变化且决定性偏好的实质内容的影响，除迄今仍在进行一项失败的研究之外，这些问题在很大程度上被权力转移理论研究“黑箱化”。[72]苏联可能在一个自由主义政治政权统治下继续作为一个挑战者而存在，但它并没有生存下来。那么，它为什么会解体，甚至在它已经开始适应一个西方的经济与政治权力模式之时呢？
这是权力转移理论的阿基里斯之踵（Achilles'heel）。如果权力转移理论无法解决国家或者市场体系这一理论的需要，那么它依旧没有兴趣去解释社会认同的兴起。而社会认同乃是政治共同体和国家为什么兴起、发展、衰退乃至灭亡的基础。权力转移理论的这一漏洞在它对苏联作为一个挑战者而消亡的隐晦解释中也有表现：“前后矛盾的中央计划经济与苏联诸多弊病的政治体系已经把俄罗斯从作为一个竞争者的考虑中移除，至少在可预见的将来。”[73]看看苏联政治体系与俄罗斯之间的缩写就知道。在这两个名词之间是苏联解体成为15个共和国，而这些共和国几乎立刻就转变成15个独立的民族国家。一旦苏联分崩离析成为它先前的组成部分，那么冷战也就结束了，美国的霸权也得以巩固。仅仅是军事或者物质权力并不能充分地解释全球政治的变革。我们需要对“不满意”进行一些更深度、更具说服力的研究，并采取恰当的标准，这比抽象地诉诸所谓国家不满意国际秩序的解释要好。[74]在这种情况下，和平而非战争出现了；和平是诸多不满意汇聚而导致的结果：大量的苏联精英不满意威权统治，追求更多的个人与群体自由；帝国的人口与物质负担；被压迫民族对民族自决权的要求，具有讽刺意义的是这也包括俄罗斯民族；华沙条约组织成员国不断高涨且日益引人注目地要求重新取得它们作为主权国家的独立自主权，其中波罗的海国家与波兰的要求最为迫切。
这就把讨论延伸至一个终极难题。这一难题不仅影响到权力转移理论，而且对本书所讨论的所有研究范式都有影响。如何解释一个不满意的霸权国？霸权国从定义上说就是为所欲为。它按照其利益与特权地位来定义国际秩序。那么，后冷战时期美国安全与外交政策的单边主义行为如何能够依据国际关系与安全理论中挑战国—霸权国的概念来透彻理解呢？[75]自冷战结束以来，美国的历任政府致力于创造一项迄今仍在不断扩大和发展的纪录，即一个主导国从根本上对国际秩序不满意。美国寻求国际秩序以及同美国政策及其所声称的安全利益相矛盾的目标国家的内部政权发生根本性变化。军事干预被运用于中南美洲、亚洲、非洲和欧洲，尤其是巴尔干地区。还需注意的是，美国拒绝签署多个同美国所声称的国家利益相冲突的多边条约。后者包括有关全球变暖的《京都议定书》《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禁止地雷公约》、制止生化武器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生产的相关国际条约以及国际刑事法院的成立。
这些反对者的立场被包装成为美国所宣传的先发制人与防御性打击学说。先发制人与防御性打击学说把焦点转移至预期的安全威胁；无论安全威胁来自何处、哪个国家或者非国家行为体，它们可能出现在全球各地。[76]这一战略学说的立场不仅是一套空洞的言辞，而且只是再次肯定所有主权国家的宣战权利。美国主导的对伊拉克的侵略，虽然遭到联合国安全理事会以及北约中美国一些重要盟友的反对，但是它旨在更迭伊拉克政权，甚至从更广泛的范围来说，把中东地区的政体改造成与美国相似的政体或者令美国满意的政体。这些巩固与扩张美国全球统治的霸权行为可能引领一个完全崭新的国家间政治时代，并带来完全崭新的国际安全威胁形式。迄今，理论建设仍然围绕着冷战时期多极或两极均势概念而展开。国际关系与安全研究议程现在必须应对一个潜在的单极霸权逻辑及其对全球各国与各民族治理的影响。
如果美国被理解为一个革命性大国而非一个维持现状且满意现状的全球霸权，那么权力转移理论（以及第四、五章的研究范式）将不得不扩展它（它们）的研究议程来解释美国的扩张行为。[77]一个革命性大国不仅仅只是追求维持原状。它力争推动民族与国家间关系治理发生根本性变化。尽管拥有压倒性优势的技术经济与军事实力，美国却对更弱小国家开战，例如伊拉克；如果其他国家甚至是前盟友不遵循美国根据自身喜好改造一国的外部权力关系以及国家体系的决心，那么美国将以惩罚来威胁它们就范。毫不夸张地说：美国运用其强制性权力来更迭政权，以符合国家统治联盟所盛行的偏好。美国扩张主义中一种共享的意识形态动力与信念，而非精英竞争——国内各权势群体为争夺权力展开激烈的竞争——在解释美国帝国扩张方面具有更多的吸引力。[78]根据传统现实主义国家安全学说中所说的强力或者权力，以及把全球市场、民主价值观与人权传播至全球的崇高目标，美国为它的行为进行辩解。[79]就好像托马斯·霍布斯、亚当·斯密与伊曼纽尔·康德是在同一旗帜与鼓声下进行竞争。作为一项研究议程，权力转移理论现有的学说在当前无法解释一个主导型大国或者霸权对它的成功感到不满意这一悖论。其他的研究范式与研究方法也不如人意或者不比它的解释力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