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建构主义

建构主义研究方法能否比其他研究方法更好地解释国家安全行为和国家体系的运作？除了主流的研究范式和行为主义方法外，它能否通过其他方式提供理论见解和实际政策指导，以缓解或克服各国及各民族所面临的安全困境？建构主义对于安全研究有何“附加价值”？

许多建构主义者本身都无法确定他们对于以上问题的回答。他们一致认为主流理论固执己见，用于安全决策的指导可能会造成害处。但这些建构主义者的工作重点更多地在于质疑主流理论，而不是提出一个新的安全和国际关系研究范式。尼古拉斯·奥努夫（Nicholas Onuf）是建构主义的创建者之一，他评价道：“建构主义不是一个理论。”[1]它是一种社会研究方法。它尤其适合中肯地作为广为人知的实证性和规范性理论的批评工具。[2]奥努夫坚称，从这个角度来看，“建构主义适用于社会研究的所有领域”，并且“是一种研究任何社会关系的研究方法”。[3]

为跟上建构主义者的实践，以下的讨论在评估建构主义对安全研究和国际关系理论的“附加价值”时，将质疑奥努夫的观点。即便建构主义者拒绝称他们所做的工作为本书第一章所定义的“理论”，但是这一点仍然是很明确的，即建构主义者曾经并继续对当今开展社会研究产生重大影响。越来越多的学术研究者加入建构主义的阵营。他们在专业学术会议上发表的相关研究论文数量激增。虽然建构主义者否认建构主义创建了一个新的研究范式，但是一些曾经对建构主义进行最强烈批评的学者现在也承认了它的地位，并把它提升至国际关系中三大研究范式之一，另外两个是现实主义和自由主义。[4]建构主义已经远远超出了当今主流安全理论的研究范畴，其重要性尤其体现在把个人和国家安全视为社会建构，且随着时间的推移不断被自愿而任性的行为体所重建，而现实主义和新现实主义则习惯性认为它是一个静态的概念，受到确定不变的环境的限制。越来越多的国际关系理论者和实践者借助建构主义的概念工具，尤其是涉及国际政治和安全时，建构主义与传统观念的因果关系和实证主义理论大不相同。因此现在的安全研究者必须认真研究建构主义的观点。

许多——可能大多数——建构主义者质疑他们的研究方法及其研究文集构成了一种“研究范式”。[5]大多数建构主义的支持者乐意称之为“研究方法”，因为他们当中许多人对任何“知识”的主张表示怀疑。在许多人看来，建构主义者所宣称的专门或理论知识，其实只不过是“言语行为”。这些赋予发言者某种特权地位或身份。建构主义者怀疑使一个人或群体高于另一个人或群体的任何专门知识——包括他们自己所拥有的知识。理论作为一系列言语行为的集合，不仅仅被视为一种解释社会行为的方式或揭示客观真理的某种形式。相反，许多建构主义者把理论还原为寻求权力的言语行为。理论及其所揭示的“真理”吸引着建构主义者揭露和抵制对立思想流派的权力野心。许多建构主义者还怀疑目前涉及的大多数理论者和研究者追求某一国际关系理论的可能性。[6]在我们目前的讨论中，建构主义是否算是一个“研究范式”并不那么重要，更重要的是认可建构主义者对于安全和国际关系理论的贡献，他们坚持致力于质疑所有关于理论“知识”的断言。在这些断言中，受到最多关注和最猛烈抨击的是认为国家垄断合法使用暴力的权力的观点。作为一种理解安全的方式，建构主义的“附加价值”主要在于它对其他思想流派发起了挑战——以及它自身对于知识自相矛盾的言论。[7]

建构主义者发现了越来越多的社会建构规则引导着个人、群体和国家的行为。这类研究提供了越来越多的经验性论据——主要以描述性叙述的形式——来支持这一论点：行为体自己所创造的规范既限制了行为体的行为，也为他们的行为创造了条件。建构主义者认为这些内化的且经行为体确认的规范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社会交往的行为与结果，这与物质条件对行为体的影响大不相同。[8]这些不同的研究发现就算合起来也不能称为一种建构规则与制度的理论；这些规则与制度构成并告知了社会组织与行为体的行为，并跨越时间与空间贯穿了整个人类社会，与此同时，它们还扫除了现实主义者与自由主义者的非历史性观点。相反，现实主义与自由主义这些竞争性思想流派不能简单地以建构主义者缺乏研究范式或者超出了主流安全理论所限定的研究范围、方法与经验验证为由，而轻易地忽视建构主义者所提出反数据与反事实重构的观点。

建构主义者宣称他们解释或至少提供了临时性证据来证明政治行为体——包括你、我、国家、政党、国际组织等——如何获得他们的身份，更加重要的是，这些身份如何产生行为体的物质利益和非物质利益。现实主义者认为国家利益是固定的、不随时间变化的，而建构主义者再次重申国家利益会随着行为体身份——包括作为具体化的行为体的国家身份——的变化而变化。建构主义者，尤其是亚历山大·温特（本书将会简要地评价其著作）认为，国家可以拥有不同的身份，相应地会产生不同的利益。因此，国家不是既定的，相反它是一种社会建构。如果建构主义能够解释身份与利益的因果关系以及这种关系如何影响行为体或施动者在相互交流和社会实践中对安全政策的思考（比如国家发出战争或和平的信号或增加军事力量来捍卫领土），那么建构主义将对安全研究和国际关系理论作出重大贡献。要想达到这样的解释力水平，建构主义者必须证明他们目前尚未做到的一点：他们对于社会事件和行为体实践的解释胜过国际关系和安全中其他竞争性研究范式的解释。[9](https://www.daowen.com)

要了解建构主义者及其理论对国际关系、政治和安全的影响，我们必须了解建构主义者提出的一些复杂（且颇具争议）的概念工具。了解这些概念工具是试图评估建构主义对安全研究“附加价值”的前提。由于篇幅有限，加之建构主义者对于他们本身的研究是什么以及如何进行存在严重的内部分歧，因此本书无法全面地梳理建构主义的浩繁卷帙及其内部各种不同的观点。[10]为了稍微缓解即便无法克服这一局限，本书将首先重点讨论建构主义核心人物之一——亚历山大·温特的研究方法和贡献。了解温特用于解释国际政治的复杂概念工具，能够有效地引导我们了解建构主义的思想及其与安全研究的关系。在建构主义广泛、庞大且不断扩展的研究领域中，温特是建构主义思想的代理人。确定温特思想的关键要素也是准确把握温特研究方法和贡献的前提条件。为了充分展现建构主义（但可能会不恰当地使讨论复杂化），本书也将总结其他建构主义者对温特（作为一位令人尊敬的建构主义理论的代表人物）强烈的反对意见，并简要介绍他们有关建构主义研究计划的构想。[11]

撇开来自建构主义者的批判，温特的价值正在于他努力在建构主义思想和本书之前所讨论的其他研究范式和研究方法之间搭起沟通的桥梁。这一将不同研究范式和研究方法融合的努力遭到了激进建构主义者或者持“观念到底”建构主义者的反对。他们认为温特的这一举动在学术研究上具有误导性，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温特选择把国家问题和有关国家行为的解释视为一个本体论而不是认识论的问题。激进建构主义者主要甚至仅仅着重于了解什么是真实的，而不是确定无疑地提出国家是真实的。他们认为建构主义研究者的首要任务是解决这样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行为体如何了解自己及其所处的社会环境，他们如何在这些观念或者认知的基础上采取行为。[12]作为能创造知识的言语行为的语言和受规则约束的人类行为，比假定的身份更能说明问题且更具解释力，例如温特所说的国家。知道人类如何了解自己和如何创造他们的社会环境以及其他行为体，例如国家，被看做分析政治现象尤其是探索安全问题的第一步。认识论反对传统的关于什么是真实的观念或者说本体论。无论激进建构主义者对此言论如何不舒服，温特自我标榜的“中间道路”（via media）在这一讨论中发挥了作用，因为温特仍然属于当前主导安全研究的主流理论和研究方法的范畴，这也是本书主要的研究旨趣。[13]

温特含蓄地沿袭了拉卡托斯关于理论验证的方案，他的目的更多地在于扩大对以国家为主的行为体行为的解释范围，而不是像激进建构主义者那样否认主流理论或行为主义研究方法。温特所谓的目标是把这方面的学术研究纳入到他所认为的具有更宽泛范围和更强大解释力的建构主义理论之中。他提倡改变占据优势的实证理论的因果关系的箭头方向。温特仍然把驱动人类和国家行为的权力、利益和物质力量视为国际和安全理论的核心问题。温特虽然承认“权力和利益是国际社会的重要因素”，但是他也提出“它们的影响是文化建构观念发挥作用的结果，因此观念才是我们的出发点”。[14]

温特尤其热衷于挑战新现实主义。他的主要著作名为《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明显是根据沃尔兹的著作《国际政治理论》改造而来。[15]作为通向主流思想的桥梁，温特的挑战同时也是了解反对温特和主流思想的“观念到底”建构主义者观点的出发点。随后，学生们将看到，在温特、理性主义安全理论学派以及反对温特和实证理论的其他建构主义者三者之间都存在着争论。在这个复杂的争论中，我们记住这一点很重要：比起国际关系和安全中其他的思想流派，温特的建构主义是一个更加全面、具有包容性的理论、实践和研究，但是温特并没有完全摒弃这些思想流派，更不用说他们提供的见解。[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