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关系之体系

国家通过交往互动创建了权力结构或权力体系，这也对它们是否倾向或者不倾向于使用武力有着重要影响。这一权力结构被诸多安全学者称为因果性权力（causal power）。国家体系被认为在所有国家的思考、决策和行动中都发挥了重要作用。正如肯尼思·沃尔兹（Kenneth Waltz）所言，国家不仅关注它们与其对手和盟友的相对权力，还考虑它们在国家体系中相对权力的位置排序。正是通过这一权力结构，国家追求其利益，达到其目的。[40]从这些交易中获得的绝对收益，例如贸易和投资，被认为不及国家利用权力从这些结果中获取相对收益重要。国家在体系中的地位是如此重要，以至于强调体系因素的理论者坚持认为，如果国家从一场交易中获得的收益竟使自身的相对权力地位受到削弱，那么国家将不予考虑其绝对收益。[41]持这一观点的人认为，从长远来看，国家将更倾向于追求相对收益，而不是绝对收益。例如，我们可以想象这种情况：两个国家通过贸易分别获益2000万美元和1300万美元，但从权力来看，权力分配却发生相反变化，虽然国家会力求从贸易中获得最大收益并最大限度地减少损失，但对相对权力的追求将使国家放弃贸易收益，直至贸易收益至少能够补偿它的权力损失。在随后的章节中，我们会发现更多人认可这一观点。

单独以国家物质性权力的排序来定义国家体系结构，只是三大假定之一。[42]国家体系结构可能是多极、两极或者单极。在每一种国家体系尤其是多极体系中，体系单元都想得到各种可能不同的权力排列组合。每一种体系都产生一系列截然不同的限制和机遇，因为国家在永无休止的竞争中把它的偏好强加于其他国家和行为体。这些权力结构已被证明会随着时间发展而变化。虽然如今欧洲国家体系成为世界体系的典范，但它在历史上大多数时候是一个多极体系。在1789—1815年拿破仑战争结束之前，欧洲国家体系实质上曾建立在权力均势治理原则的基础之上。为维持国家的独立、防止体系本身成为单极体系，国家及其政权倾向于制衡体系成员中某一正在崛起的大国；而正在崛起的大国在这一体系中追求霸权和主导权。这一体系决定了它的成员常常通过合适的方式使用战争或者威胁来调节与其他国家之间的关系，维持相对于其对手的优势权力地位。于是战争便隐藏在国家间日常交往之中，一国在与他国进行谈判和讨价还价时，通常会考虑通过战争来达到目标。虽然权力制衡是主要的秩序规则，但战争则是确保这一秩序的关键工具和手段。[43]

欧洲国家为了获取更多的领土、人口和资源，最终征服或者淘汰了体系中的其他竞争者，包括城邦国家、封建领地（feudal enclaves）、小公国、微型王国。那些无法适应这一强权环境的国家在竞争中消失了。典型的案例就是18世纪末期波兰被俄国、普鲁士和奥地利瓜分而消失。这一掠夺行径，按照某些研究者的话来说，维持了这些竞争对手之间的权力均势以及欧洲的和平。[44]在现实主义理论中，波兰之所以被这一体系所淘汰，是因为它不能按照这一体系中残酷的游戏规则行事。欧洲国家随后把欧洲统治权的斗争延伸至世界上其他地区。这些地区的民族、部落和帝国由于不具备欧洲国家所具有的强大战争能力，于是成为欧洲强国的附属。[45]它们缺乏欧洲那样的军事和民用技术技能、经济资源以及像士兵一样忠诚的公民，直至这一历史时期，权力与能力不匹配的国家灭亡了。

在欧洲，这一贪婪掠夺的多极体系逐渐转变成为一个弱战争倾向的欧洲国家间关系体系，并建立了所谓的维也纳体系。维也纳多极体系维持了将近一个世纪，从1815年到1914年。研究表明，欧洲国家间的不稳定的权力均势结构治理体系，对体系内各政权及国家都构成威胁。[46]不受控制的军备竞赛对欧洲的政治体制也构成威胁。贵族统治集团（aristocratic ruling houses）面临着风险，它们同法国大革命、美国革命所释放的民族主义和自由思想新潮流进行斗争。随着拿破仑一世（the Napoleonic）谋求霸权失败，欧洲国家发展出一个通过会议和临时代表大会（ad hoc congresses）而进行协调的体系（system of consultation），来解决它们避免灾难性战争（cataclysmic war）的争夺利益的问题。欧洲协调体主要就边界、领土、政权变革以及选择性保护少数宗教人士等事务达成一致意见。这对维持前工业革命时期的欧洲权力均势、解决各国相互冲突的利益诉求至关重要。(https://www.daowen.com)

维也纳体系的代表大会为欧洲带来了一百年的相对和平。随着欧洲国家及其领导人逐渐失去对相互间的政治冲突的控制，1914年至1945年世界陷入了长达30年的争夺欧洲和世界霸权的战争。[47]随后，欧洲国家以及新崛起的非欧洲国家，主要是日本和美国，又恢复了拿破仑战争前的贪婪掠夺的权力均势体系。然而，由于这些国家之间的物质性权力急剧增长，其破坏力及其对体系的破坏力远远超过了工业化以前的战争。国家间使用暴力的次数剧增，并成为改变体系的重要因素。

冷战开启了一个短暂的两极格局时代。第三章论述了这一体系的逻辑，提出了一整套新的国家行为动机。由于这一体系与传统的欧洲多极体系截然不同，使得安全研究者对两极体系与多极体系的相对权力位置排序将导致对手间冲突与战争抑或合作这一问题，进行了一场激烈却毫无结果的辩论。[48]苏联解体与冷战结束已将这场辩论转移到对另一种交往互动的讨论，即我们是否正在见证后冷战时期一个多极体系的回归，或者出现一个由美国领导的单极体系。[49]正如案例所暗示的那样，体系因素与特定的双边关系一样，决定着一个国家及其民众的安全。本书中每一种安全理论都对作为一个安全问题的国际体系作出不同分析，比较国际体系中的安全地位是关键点，我们将在下一章对此进行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