激进建构主义与冷战

激进建构主义的一个观点就是拒绝温特把国家及其国家建构物化为一种不言自明的给定。国家，对温特来说是“真实的”，对激进的评判者来说却备受质疑。激进建构主义者的研究方法毫无疑问是认知论意义上的。要理解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激进建构主义者坚持认为，应该按照戈尔巴乔夫的意愿，而非分析者所强加的意愿。激进建构主义认为，虽然戈尔巴乔夫的意愿最终导致了自我毁灭的后果，但是我们需要解释他的理性、一系列的思维逻辑以及思维的心理与认知状态，而不是观察者所强加的那些东西。这一基础性认知立场把尼古拉斯·奥努夫（Nicholas Onuf）与温都尔卡·库芭科娃（Vendulka Kubalkova）的建构主义（亦称迈阿密学派，Miami Group）同温特以及温和建构主义者，例如克拉托赫维尔及其同事，明显地区别开来。库芭科娃在此作为整个“观念到底”建构主义者的代表，就冷战这一案例也作出了解释。她对冷战结束的解释不仅同本书的研究范式划清了界线，而且与温特以及稍欠严谨与严格的建构主义者决裂。克拉托赫维尔从语言学路径来研究建构主义，这可以与奥努夫的研究相媲美。库芭科娃与克拉托赫维尔有更多的共鸣，但是她认为克拉托赫维尔对冷战结束的解释仍无法全面地抓住苏联新思维所谓的独创性及其对国际政治的意义。库芭科娃非常尖锐地指出，新思维从根本上偏离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起源。她认为戈尔巴乔夫仍坚持的东西可能只是他仍坚信共产党作为社会理论与知识唯一的传播媒介，将继续维持其特权地位。

在很大程度上，温特与克拉托赫维尔所涵盖的领域草率地抛弃了现实主义与新现实主义。激进建构主义这一讨论尤为感兴趣的是边缘化温特的贡献，仅把他视为自由制度主义一个无关紧要的修正者去解释冷战。库芭科娃与迈阿密学派认为温特与自由制度主义者之间的差异很小。库芭科娃与迈阿密学派认为，温特与自由制度主义者最大的分歧在于观念性要素塑造精英的偏好、利益与政策的作用大小。温特强调观念性要素在告知国家行为方面的重要性，然而自由制度主义把它们的作用大打折扣，把观念降低为中介促进机制，帮助国家选择不同的行为方案。[61]温特与自由制度主义者据称在这一观点上达成共识，即苏联改革可简单地被解释为一种功能性与工具性的必要，因为苏联政权正处于危机之中，而“就物质实力而言，苏联很难继续维持一种侵略性攻势”[62]。

激进建构主义批判者的主要观点是，温特与自由制度主义者之间的差异可以忽略不计。[63]二者都把“新思维”还原为他们的概念框架，而非深入分析苏联那些“新思维”发起者的“内部”心理。这是一个至关重要的批判。对激进建构主义者而言，制度主义与温特的建构主义这一奇怪的组合有着重要的理论与政策意义。“观念到底”建构主义者声称，这一不恰当的组合曲解了新思维。因此，激进建构主义批判者认为，这一组合曲解了什么是新思维的革命性推动力；他们认为新思维试图重新概念化国际安全，随后建立人类环境的新知识，并伴随着一些新的政治言辞（言语行为）方式——激进建构主义者认为它们是在分散化国家体系中克服冲突与发动战争倾向的核心力量。激进建构主义者还认为温特的建构主义可能不利于安全政策决策。库芭科娃坚称“温特的建构主义无法解释‘新思维’，温特把‘新思维’作为检验软建构主义（soft constructivism）解释力的试金石。如果把温特的建构主义理论视为对美国国际关系学者在冷战世界中提出的理论作出的回应，那么这一问题将变得很严重。”[64]

虽然克拉托赫维尔有关苏联在国际政治舞台上抛弃勃列日涅夫主义的意义的解释被认为是朝着温和建构主义者的方向迈出了一步，但是激进建构主义者，例如迈阿密学派，坚持认为这一温和建构主义者的立场无法理解“新思维”突破先前主流冷战和现实主义逻辑的范畴和创新。激进建构主义者认为，温特与温和建构主义理论都没有解释“新思维”同马克思列宁主义、西方国际关系思想的根本性突破是什么，这恰恰是因为它们这些替代性解释都没有充分地利用建构主义的概念与方法论工具。[65]激进建构主义者拒绝了该观点，即戈尔巴乔夫及其改革支持者是伪装的西方自由民主派，这一描述与自由制度主义的观点相一致。在该观点看来，苏联的改革似乎受到了西方观念的推动。激进建构主义者还拒绝了自由制度主义者与许多温和建构主义者——显然包括了温特，可能还有克拉托赫维尔——对苏联外交与安全政策的社会变革作出的解释，认为他们依赖“同一种功能与制度效能机制”来解释苏联外部行为的根本性转变。[66](https://www.daowen.com)

无论激进建构主义者的解释如何牵强且存在缺陷，他们试图按照自己而非外部观察者的方式来理解和解释新思维。[67]激进建构主义者认为，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意识形态的指导下，戈尔巴乔夫的社会化及其对共产党的承诺定义了他的“身份”，并把这作为政治真理的唯一来源。对戈尔巴乔夫以及许多改革支持者而言，共产主义仍然是“人类的未来”。[68]那么，共产党就“被授予了一种优越性先知地位，并且一直是那些需要被领导与引导的民众的大家长”[69]。激进建构主义者认为，作为共产党的领导人并“深受马克思主义认知论的影响”，戈尔巴乔夫心系其国家建设与个人承诺，旨在增强而非冒险解散其权力与权威所依赖的共产党与苏联。从这一观点和社会化的观点来看，这对他及其“新思维”的追随者来说是“理性的”。因为在内部危机的极端情况下，他们将被迫按照根本不同的行为身份与利益假定，而不是按照超级大国与其他国家的想法来重新建构世界政治。这一变化最终导致了国内政治与国际政治的改革，而不是反过来表述这种逻辑关系。如果共产党是政治真理的来源，这一体系构建了戈尔巴乔夫的身份，那么戈尔巴乔夫的行为可以被理解为一种超越这一体系限制所做出的努力，然而他仍然旨在维持共产党以及他的核心角色作为政治真理的来源。

戈尔巴乔夫虽然把共产主义教条及共产党的优越性知识作为其历史性的代言人——因此这是他所知的唯一知识结构的保留部分，但是激进建构主义者认为，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超越了勃列日涅夫主义，并且大大地超越了温特受限的体系性分析框架。迈阿密学派的激进建构主义者指责戈尔巴乔夫否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阶级斗争不可避免这一更为根本性的学说。根据他对共产主义意识形态以及苏联身份变化的解释，戈尔巴乔夫“认为在全球性问题威胁到人类生存的情况下，世界社会假定比阶级斗争具有更加重要的意义，因此他把阶级斗争放在第二位”[70]。共产主义与苏联共产党将通过抛弃超级大国冲突以及克服根植于战争的威斯特伐利亚国家间体系而获得最终的胜利。除了恐怖平衡，戈尔巴乔夫及其改革者严肃地“提出了一项削减军备的提议——这标志着他们战略学说的变化，并最终完成裁军，以此作为有效废除威斯特伐利亚体系最后统治手段（ultima ratio regnum）的方法，并且授予其加盟共和国在国际关系中使用暴力的合法性”[71]。

共产党的道德声望将有可能通过改革而得以提升，而改革旨在加强国内民众与地方共产党政权之间的联系。激进建构主义者认为，戈尔巴乔夫不是继续进行军事对抗与阶级斗争，而是改变了政策，针对西方资本主义及其看似脆弱、自由、开放的社会发起了一场文化与观念的进攻政策。这一战略及其努力占领道德高地的转变最终导致戈尔巴乔夫同列宁主义战略彻底决裂。列宁主义战略强调不断的、残酷的暴力阶级斗争，并通过采用安东尼奥·葛兰西（Antonio Gramsci）的“反霸权”思想来摧毁西方的资本主义权力。[72]激进建构主义者认为戈尔巴乔夫如今只能依赖这些优越性观念与道德主张来最终战胜西方占据优势的物质实力。如果激进建构主义这一特定的解读获得了认可，被作为对新思维的最终理解，那么它将必然同先前所有国际关系与安全理论以及相互竞争的建构主义流派彻底决裂。这一主张如此彻底，以致我们必须对之进行评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