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伸阅读
安全研究概述
我们可以通过了解几种相互竞争的观点来获悉安全研究的概况，参见David A.Baldwin（1995），“Security Studies and the End of the Cold War，”World Politics 48：117-41；Stuart Croft and Terriff Terry（eds.）（2000），Critical Reflections on Security and Change，London：Frank Cass；Peter J.Katzenstein（1996），The Culture of National Security：Norms and Identity in World Politics，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chapter 1，pp.1-32；Edward A.Kolodziej（1992a），“Renaissance in Security Studies？Caveat Lector，”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36：421-38；（1992b），“What is Security and Security Studies？”Arms Control 13：1-31；以及Stephen M.Walt（1991），“The Renaissance of Security Studies，”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35：211-39.
Hedley Bull（1977），The Anarchical Society：A Study of Order in World Politics，London：Macmillan.这是一本必读书。它分析了国家在安全理论和实践中所拥有的特权，并且为英国学派安全理论奠定了基础。
Barry Buzan（1991），People，States and Fear：An Agenda for International Security Studies in the Post-Cold War Era，Boulder：Lynne Rienner Publishers.布赞是当今英国学派安全理论的领军人物。这本书对国际关系理论的核心安全概念和意义作了非常有益的介绍。
William R.Keylor（2001），The Twentieth-Century World：An International History，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该书对20世纪初期至后冷战时期国际关系的演变做了一个很好的概述。大量的参考文献尤为有用。
Stephen D.Krasner（1999），Sovereignty：Organized Hypocrisy，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该书对国家以及合法垄断暴力的观点进行了充分的批判。作为一种安全解决方案，国家的缺陷在整本书中得到了详细的论证。
Colin S.Gray（1999），Modern Strategy，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该书把安全研究作为一个使用暴力或者威胁使用暴力的战略问题，这与本书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本书把安全研究理解为社会科学的一个分支，安全研究对是否使用暴力有重要影响。
[1]沃尔兹（Waltz，1964）。
[2]持该观点的领军理论者是肯尼思·沃尔兹。参见米尔斯海默（Mearsheimer，1990，1994）与沃尔兹（Waltz，1964，1979，1993）。
[3]库罗德兹与卡内特（Kolodziej and Kanet，1991）。
[4]对于冷战及其后果的阐述在米尔斯海默的著作中得到了详细的体现。米尔斯海默（Mearsheimer，1990，1994）。
[5]卡根（Kagan，2002）。
[6]美国（United States，September 2002）。
[7]布热津斯基（Brzezinski，1993，2004）。
[8]亨廷顿（Huntington，1996）.
[9]比较赫德利·布尔（Hedley Bull，1977）谨慎的乐观主义与艾达·波茨曼（Ada Bozeman，1984）未得缓解的悲观主义。
[10]布莱内（Blainey，1988）。
[11]亨廷顿（Huntington，1996，1991）。
[12]布热津斯基（Brzezinski，1993）、盖尔纳（Gellner，1983）、卡普兰（Kaplan，2000）与马亚尔（Mayall，1992）。
[13]沃特斯（Waters，1995），还可参见戴蒙德（Diamond，1992，1997）。
[14]这是麦克尼尔（McNeill，1992）的观点。还可参见辛格（Singer，2002）对全球化伦理范畴的讨论。
[15]穆勒（Mueller，1989）。
[16]福山（Fukuyama，1992）。
[17]弗里德曼（Friedman，2000）。
[18]参见第五章对马克思主义和新马克思主义的讨论。还可参见伯格森与巴塔（Bergesen and Bata，2002）、法尔博（Firebaugh，1999）、哈特与奈格里（Hardt and Negri，2000）、沃勒斯坦（Wallerstein，1995）。
[19]相关文献很多且不断增长。最新的文献综述，参见麦克布赖德与怀斯曼（McBride and Wiseman，2001）。吉尔（Gill，1997）、胡瑞尔与伍兹（Hurrell and Woods，1995）对此进行了详细的、几乎全面的介绍。除非进行改革、弥补市场缺陷，否则即便是强烈支持全球市场经济的拥护者也预见了上述问题、冲突和失序。参见吉尔平（Gilpin，2000，2001）、索罗斯（Soros，2000）。
[20]巴伯（Barber，1995）。
[21]温特（Wendt，Wendt，2003）。
[22]参见沃尔兹（Waltz，1964，1979，1993）、米尔斯海默（Mearsheimer，1990，1994）。
[23]参见布莱尔（Blainey，1988）以及第5页注释①②。
[24]参见沃尔兹（Waltz，1964，1979，1993）、米尔斯海默（Mearsheimer，1990，1994）、巴伯（Barber，1995）以及第7页注释①②。
[25]参见第7页注释①。
[26]在讨论安全时，帕特里克·摩根（Patrick Morgan）举例说明了安全这一受约束的重点概念，并在书中（Morgan，2000）肯定了大多数现实主义者和古典思想家对安全的立场。根据本章陈述的诸多理由，安全概念和安全研究为理解安全研究的范畴、安全与国际安全以及当代国际关系之间的关系提供了一个必要但非充分的条件。
[27]这是一名优秀的行为主义者通过把该研究领域某些主流的学术观点综合在一起，而得出的一个根本性结论。参见米德拉斯基（Midlarsky，1989，2000）。
[28]某些重要问题与历史依赖相关，这主要表现在从历史情境以及某一特定时期中筛选出常规的或者普遍性问题。《国际安全》（International Security）发表了一个专题论文集，专门讨论了这一问题。参见埃尔曼夫妇（Elman and Elman，1997）。
[29]参见第六章以及奥根斯基（A.F.K.Organski）、雅切克·库格勒（Jacek Kugler）的霸权行为理论。奥根斯基（Organski，1958）、奥根斯基与库格勒（Organski and Kugler，1980）。
[30]拉塞特（Russett，1993）、拉塞特与斯塔尔（Russett and Starr，2000）、拉塞特与奥尼尔（Russett and Oneal，2001）、利普森（Lipson，2003）。
[31]沃尔弗斯（Wolfers，1952）。还可参见鲍德温（Baldwin，1997）。沃尔弗斯在安全概念研究方面有重大突破，而鲍德温有远见地拓展了沃尔弗斯安全概念的意义。
[32]“杀戮、致残和伤害”的短语源自谢林（Schelling，1966）。这一令人信服的专著阐述了通过使用暴力来达到某种目的所面临的困难。这一专著论述了通过使用暴力来追求理性界定的政治目的。但是谢林有关“理性”使用威胁和暴力的见解与北越决策者并不一致。北越决策者没有遵循美国在通信中提出的谨慎地使用武力的要求。两种不同形式的政治与战略理性之间相互矛盾。虽然华盛顿认为它应该好意且理性地对其使用强制性压力做出回应，但是北越有一个更高且更强大的痛觉阈（threshold of pain）。北越的理性最终获胜，随之而来的是1975年美国军队的撤出以及南越政权的崩溃。
[33]科林·格雷（Colin Gray，1999）重点（并狭义地）关注有效使用暴力或者威胁使用暴力的战略。
[34]伊曼纽尔·阿德勒和迈克尔·巴尼特（Emmanuel Adler and Michael Barnett，1998）、卡尔·多伊奇（Karl Deutsch，1957）强调文化融合与政治学习有助于解释欧洲的和平。罗伯特·吉尔平（Robert Gilpin，1981，1987）持一种现实主义的立场，强调美国霸权是欧洲合作的先决条件。
[35]沃尔弗斯（Wolfers，1952：496）。
[36]界定安全研究及其理论是笔者与现实主义者的核心议题。安全研究及其理论应包含诸多要素，这涉及使用武力或者不使用武力以及伴随这些选择的动机。参见笔者与史蒂芬·沃尔特之间的通信以及随后关于安全研究范畴问题的争论。参见沃尔特（Walt，1991）、库罗德兹（Kolodziej，1992a，b，c）。必须阅读批判安全研究的两部重要作品：鲍德温（Baldwin 1995）、卡赞斯坦（Katzenstein，1996）的著作。布赞（Buzan，1991）是少数几个系统阐述安全理论与国际关系之间关系的学者之一。
[37]鲍德温（Baldwin，1997）详细阐述了安全政策决策的某些关键条件。
[38]斯普鲁特（Spruyt，1994）提出了这一论点；还可参见克拉斯纳（Krasner，1999），他揭示了主权的假象。(https://www.daowen.com)
[39]克劳塞维茨（Clausewitz，1976）。
[40]沃尔兹（Waltz，1979）。
[41]参见格里科（Grieco，1970）和鲍威尔（Powell，1993）对该问题所持截然不同的观点。
[42]第七章深入阐述了另一种解释。建构主义认为，国家体系的分类取决于它们使用武力解决差异的习性。这一观点在温特（Wendt，1999：246—312）书中得以详尽阐述。
[43]参见施罗德（Schroeder，1989，1992，1994b）对1815—1914年长期的和平所做的不同解释。
[44]布尔（Bull，1977）。
[45]沃特森（Watson，1984，1992）。与此相关的论述还有戴蒙德（Diamond，1997）。
[46]施罗德（Schroeder，1994b）。
[47]凯勒（Keylor，2001）对17世纪的宗教战争和20世纪的意识形态冲突做了一个非常有意义的对比。
[48]比较多伊奇和辛格（Deutsch and Singer，1964）与沃尔兹（Waltz，1964）的观点。
[49]伊肯伯里和库普坎（Ikenberry and Kupchan，1990），基欧汉（Keohane，1984），莱恩（Layne，1993），以及奈（Nye，2002，1990）。
[50]鲍德温（Baldwin，1997）。
[51]马克思（Marx，1970）。
[52]波拉尼（Polanyi，1968）在对现代经济理论的批判中阐述了这一观点。他认为，在资源稀缺条件下，理性的利己主义者对物质收益的无限追求是一个一般且普遍的“经济人”假定。
[53]早期的希腊人特别诋毁商业活动。参见雷赫（Rahe，1984，1992）。
[54]布莱内（Blainey，1976）。
[55]吉尔平（Gilpin，2000，2001）。
[56]霍克希尔德（Hochschild，1999）。
[57]诺斯（North，1990）。
[58]亨廷顿（Huntington，1991）。
[59]在所有地区都可见到非政府组织对人权与民主化的影响。参见库罗德兹（Kolodziej，2003）对世界主要地区迫切要求人权的行为体及其要素的分析。
[60]这是民众或者民主政府所面临的一个核心挑战。詹姆斯·麦迪逊（James Madison）在《联邦党人》第10期（Federalist，No.10，n.d.：53-62）中阐述了这一问题。还可以参见第51期（No.51，n.d.：335-341）。
[61]塔奇曼（Tuchman，1962）。
[62]与民主和平论截然相反的观点，参见莱恩（Layne，1994）以及第11页注释③。
[63]辛格（Singer，1961）。
[64]例如汉斯·摩根索（Hans Morgenthau，1985）。
[65]金、基欧汉和韦尔巴（King，Keohane and Verba，1994：7）。
[66]吉登斯（Giddens，1984）从这一视角在有关著作中发展了这些理论问题，而本书引用了这些观点。
[67]拉卡托斯（Lakatos，1978：32）。还可参见拉卡托斯（Lakatos，1970）。
[68]克拉斯纳（Krasner，19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