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伸阅读
Friedrich von Hayek（1948），Individual Freedom and Economic Order，Chicago：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哈耶克为市场进行辩护，他完全依赖于他对市场促进人类自由的论证。哈耶克认为，只有个人才知道其偏好，而“纯粹”市场由行为体之间的自愿交易所组成。市场通过价格来体现这些偏好，为相互依赖的行为体提供相关知识，包括：个人将愿意为商品与服务付出的价钱，个人对劳动、土地与资本的预期报酬以及劳动、土地与资本要素提供的物质收益。
V.I.Lenin（1977），Imperialism，New York：International Publishers.列宁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从经济而非政治或军事战略的角度来解释第一次世界大战。该理论对20世纪有关冲突的思考有着深刻的影响。尽管该理论存在缺陷，并在社会主义实验失败后被大多数国家及其民众所抛弃，但是如果把马克思主义作为一场论战以及理论分野来进行阅读与经验总结，它仍然在学者与决策者之中拥有学术影响力。
Charles E.Lindblom（2001），The Market System：What It is，How It Works，and What to Make of It，New H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本书简要、通俗地描述了市场如何发挥作用，并就市场对人类福利的影响进行了非技术性评估，公正地评判市场作为一种社会制度的优势与不足。
Karl Marx（1970），A Contribution to the Critique of Political Economy，Moscow：Progress.本书的导论不足10页，它总结了马克思的理论，包括历史唯物主义及其对资本主义演变的影响、在世界范围内开展社会主义革命的预测。
Dani Rodrik（1997），Has Globalization Gone Too Far？，Washington，DC：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虽然苏联形式的社会主义实验已经破产，但是，将全球资本主义市场作为一种解决世界各民族福利需求的方案也招致越来越多的批评。本书虽然位列盛行的自由主义经济理论著作之中，但是也指出了自由主义经济理论之中某些关键的缺陷：即完全依赖不受监管的市场对世界几十亿人口的物质需求进行调节。
Joseph A.Schumpeter（1955），Imperialism，New York：Meridian.本书从自由主义经济的视角，对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做出了回应。本书是由20世纪最著名的经济学家之一所著。
Peter Singer（2000），Marx：A Very Short Introduction，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这一关于马克思及其马克思主义的简短概述总结了马克思主义的核心概念及其对西方思想的影响。对严肃的马克思主义学者来说，本书为他们毕生的研究项目提供了一个有益的开端。
Adam Smith（1937），An Inquiry into the Nature and Causes of the Wealth of Nations，New York：Modem Library.对初学者而言，没有什么书能够替代斯密的著作。本章开头摘引了该书相关内容。斯密涵盖市场与国家的宽泛的研究视角作为一种制度性研究方法，被主流自由主义经济理论所忽视。
[1]艾莉森与泽利科（Allison and Zelikow，1999：3—142）援引古巴导弹危机来说明这一点。区分战略研究与安全研究具有重要意义，后者是国际关系理论的一个分支。二者都加入了论战。参见贝利斯（Baylis et al，2002）、格雷（Gray，1999）、鲍德温（Baldwin，1995）、库罗德兹（Kolodziej，2002b）。
[2]古典安全理论者也依赖这一模式。霍布斯与克劳塞维茨的终极博弈就暗含了这些逻辑结果，即迫使竞争对手只能使用暴力或者暴力威胁来解决敌人之间永无休止的冲突。参见朗（Wrong，1994）。他为霍布斯进行了辩护。艾利森和泽利科（Allison and Zelikow，1999）对理性行为体模式与相互竞争的组织与官僚政治模式进行了总结与评估。
[3]参见第160页注释①，尤其是贝利斯的编著（Baylis，2002）与格雷的专著（Gray，1999）。
[4]乔治与斯莫克（George and Smoke，1974）、格林与夏皮罗（Green and Shapiro，1994）、西蒙（Simon，1975，1986）。
[5]西蒙（Simon，1975，1986）。
[6]基根（Keegan，1978）。
[7]弗里德曼（Friedman，1996a，b：1—24），也可参见罗戈夫斯基（Rogowski，1978）。
[8]许多民族主义理论者把这一难题视为一种对自由政府的限制。例如曼斯布里奇（Mansbridge，1996）。
[9]哈斯内尔（Hassner，1997）。
[10]托马斯·谢林（Thomas Schelling，1960，1966）、谢林与霍尔柏林（Schelling and Halperin，1958）的著作就这一问题进行了说明。
[11]这一术语被广泛地引用。亨廷顿把它概括为军队功能的特征。
[12]恩索文与史密斯（Enthoven and Smith，1971）。
[13]库罗德兹（Kolodziej，1966）。
[14]吉尔平（Gilpin，1987）、基欧汉（Keohane，1984）。诺（Nau，1990）提出了一个截然不同的观点。
[15]肯尼迪（Kennedy，1987）。
[16]库罗德兹（Kolodziej，1966：180—253）。
[17]希契（Hitch，1960）、甘斯勒（Gansler，1989）。
[18]亨廷顿（Huntington，1957）。
[19]比较自由主义经济理论与阿克塞尔罗德（Axelrod，1984）对利己主义者之间进行合作的解释，尤其是它们受到安全困境的限制。
[20]弗里德曼（Friedman，2000：101—111）。
[21]康德（Kant，1991：114）。原文为意大利语。
[22]该隐（Cain，1979）、埃尔文（Irwin，1996）、霍布森（Hobson，1919）与豪（Howe，1997）。
[23]莱文（Levin，1968）、艾奇逊（Acheson，1969）、库珀（Cooper，1968）、鲁杰（Ruggie，1982）与曼德尔鲍姆（Mandelbaum，2002：17—44）。
[24]康德（Kant，1991：114）。
[25]参见表1.1。该表对现实主义与自由主义经济理论进行了比较。
[26]谢林（Schelling，1966：1：1—34）讨论了暴力的外交效用。
[27]对理性行为体模式的批判，参见第三章。理性行为体模式无法充分地解释对手的心理活动、对手如何处理敌对行为信息，以及如何应对其心理威胁。它们的心理威胁认知既不一定是理性的，也不符合逻辑。参见乔治与斯莫克（George and Smoke，1974），摩根（Morgan，1983，2003），杰维斯（Jervis，1976），杰维斯、勒博与斯泰因（Jervis，Lebow，and Stein，1985），勒博（Lebow，1981）。
[28]谢林（Schelling，1966：146—147）。
[29]哈伯斯坦姆（Halberstam，1972）揭示了这一分析模式被运用于越南冲突时所带来的代价高昂的反弹。
[30]菲茨杰拉德（Fitzgerald，1972）、哈伯斯坦姆（Halberstam，1972）。
[31]斯密（Smith，1937）。
[32]斯密（Smith，1937），尤其是第一卷，第3—21页。
[33]同上书，第21页。
[34]同上书，第16页。
[35]同上。
[36]斯密（Smith，1937），第4—5页。
[37]威廉姆森（Williamson，1975）、诺斯（North，1990）。
[38]埃尔文（Irwin，1996：75—86）很好地总结了斯密关于自由贸易好处的观点。还可参见斯密（Smith，1937：9ff.）。
[39]斯密（Smith，1937），第14页。
[40]波兰尼（Polanyi，1968），波兰尼、阿伦斯伯格与皮尔森（Polanyi，Arensberg and Pearson，1957）。
[41]拉厄（Rahe，1984）。
[42]《联邦党人文集》（Federalist），其写作是为了捍卫美国的宪法，并非常关注这一认知理念对民主统治的威胁。参见詹姆斯·麦迪逊（James Madison）在《联邦党人文集》（Federalist，n.d.：53—62）第10章的论述，还可参见皮尔森（Pearson，1977）与波兰尼（Polanyi，1968）。
[43]拉厄（Rahe，1984，1992）。
[44]费迪南德·滕尼斯（Ferdinand Tönnies，1957）最先阐述了现代化与传统之间的冲突。他的见解在一个世纪之后得到了一系列评论者的响应，即便他们的见解并非总是被归因于这一来源。关于现代的更新，参见巴伯（Barber，1995）和费迪南德（Ferdinand，2000）。
[45]埃尔文（lrwin，1996：44）。
[46]同上书，第10—44页。
[47]同上书，第27—44页。
[48]林德布鲁姆（Lindblom，2001）以通俗易懂的方式对斯密的思想进行了更新与修正。
[49]哈耶克（Hayek，1948，1960，1988）。
[50]转引自埃尔文（Irwin，1996：84）。
[51]斯密（Smith，1937：423）。
[52]林德布鲁姆（Lindblom，2001）详细阐述了这一点。
[53]阿尔奇安和艾伦（Alchian and Allen，1969：2—37）。
[54]罗斯克兰斯（Rosecrance，1986）。
[55]林德布鲁姆（Lindblom，2001）。
[56]沃尔兹（Waltz，1979：20ff.）。
[57]斯密（Smith，1937）。
[58]参见该书第五章第653—900页。经济历史学家肯定了斯密的预测。琼斯（Jones，1988，1987）、诺斯与温加斯特（North and Weingast，1989）。
[59]琼斯（Jones，1988，1987）。
[60]许多杰出的自由主义经济学家不情愿地承认这一观点，即国家创建了先前存在的社会秩序，并且正式地界定了财产权，它们是国家追求财富的先决条件。可以重点阅读道格拉斯·诺斯（Douglass North，1986，1990）以及诺斯与温加斯特（North and Weingast，1989）的著作。诺斯最初试图在1973年与罗伯特·托马斯的合著中仅凭市场交易来解释经济增长，参见诺斯与托马斯（North and Thomas，1973）。在其后来的著作中，诺斯随后修正了这一观点，并且赢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也可参见林布隆（Lindblom，2001）。
[61]参见蒂利（Tilly，1985）、奥尔森（Olson，1982）、布坎南与图洛赫（Buchanan and Tulloch，1965）。
[62]米勒（Mueller，1989）。
[63]这些观念在欧洲广为流传。参见让-巴蒂斯特·萨伊（Jean-Baptiste Say）从经济学的视角分析了经济增长与和平理论，形成了一个单一、连贯的学说。赛尔伯纳（Silberner，1946：69—91。记者托马斯·弗里德曼（Thomas Friedman）也在很大程度上证明了这一观点，有麦当劳汉堡销售的国家之间不会打仗。参见弗里德曼（Friedman，2000：248—275）的“和平理论”，即有麦当劳“金色拱门”的地方就有和平。(https://www.daowen.com)
[64]值得注意的是，伊曼纽尔·康德（Immanuel Kant，1970，1991：41—53，93—130）拒绝接受这一实现永久和平的解决方法。他的理由是：民族与语言差异阻碍了永久和平的出现。相反，康德实现永久和平的解决方案是创建一个由共和国组成的联盟。康德的观点是当今广泛认可的行为主义命题的基础，即“民主国家之间从来不打仗”。目前有大量的文献对这一命题进行了评论与批判，它们试图为这一结论提供一个理论基础，参见利普森（Lipson，2003）。
[65]比较这一全球治理设想和康德与赫德利·布尔（Kant and Hedley Bull，1977：第四章）的设想。
[66]该隐（Cain，1979：240）。
[67]该隐（Cain，1979：233ff）。
[68]由于该书主要揭示不同安全研究范式的理想偏好或者纯粹偏好，它无法详细讨论这些偏好运用于政策领域的真实历史。对英国个案的分析，参见埃尔文（Irwin，1996）、豪（Howe，1997）、塞梅尔（Semmel，1970）。虽然英国的竞争对手通过限制性经济政策而日益转向保护其国内的产业，并且坚持帝国扩张偏好，但是英国追求门户开放政策并一直维持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塞梅尔与豪阐述了英国自由贸易帝国主义政策。有关新马克思主义的批判，可参见霍布斯邦（Hobsbawn，1975，1969）。
[69]安吉尔（Angell，1909）。
[70]该隐（Cain，1978）。
[71]赫斯特与汤普森（Hirst and Thompson，1999）。
[72]吉尔平（Gilpin，1987：30）。
[73]在罗伯特·吉尔平看来，自由主义假设了多种形式：“阶级性、非阶级性、凯恩斯主义、货币主义、奥地利学派、理性预期等等。这些变量从优先考虑平等、倾向于通过社会民主与国家干涉主义来实现这一目标，延伸至以社会平等为代价来强调自由与不干涉主义。”同上，第27页。对这一系列观点的讨论，参见弗里德曼（Friedman，1962）、弗里德曼与弗里德曼（Friedman and Friedman，1980）、凯恩斯（Keynes，1936）、霍布森（Hobson，1902）、密尔（Mill，1848a，b）。
[74]熊彼特（Schumpeter，1955）。
[75]哈耶克（Hayek，1944，1988）。
[76]哈耶克（Hayek，1948：77）。
[77]转引自哈耶克（Hayek，1948：143）。还可参见米塞斯（Mises，1922，1949，1956）。
[78]参见布坎南（Buchannan，1959，1988）。还有布坎南与图洛克（Buchannan and Tullock，1965）。
[79]参见吉尔平（Gilpin，2001）、索罗斯（Soros，2000）、弗里德曼（Friedman，2000）、吉尔（Gill，1997）、莱维-利弗莫尔（Levy-Livermore，1998）。
[80]现实主义者和新现实主义者对这一评论有不同的看法。参见肯尼思·沃尔兹（Kenneth Waltz，1979：20ff.），他在阐述新现实主义时拒绝承认马克思主义的意义。诺斯（North，1986）从自由主义的理论视角对马克思的理论持一种同情的解读。
[81]弗里德曼（Friedman，2000：101—111）。
[82]科尔奈（Kornai，1992）。
[83]研究马克思主义及其实践是一生的事业。强调马克思某些核心概念对安全研究的影响，却几乎没有研究他的大量著作抑或一个多世纪以来对其著作的大量评论。下面罗列的著作就能证明，这些著作也提供了大量的参考文献，参见科恩（Cohen，2000）、埃尔斯特（Elster，1985，1986a）、吉登斯（Giddens，1971）、艾略特（Elliott，1981）。
[84]许多抵制资本主义市场全球化的运动就是以马克思主义的假定为理论基础，并通过不断的更新来应对驱动发达资本主义市场的新力量。撒森（Sassen，1998）就是一个例证。全球市场与资本主义的诸多支持者关注市场的持久力，例如乔治·索罗斯之流，他们通过投机牟取了大量暴利。参见罗德里克（Rodrik，1997）、吉尔平（Gilpin，2000，2001），索罗斯（Soros，2000）、斯蒂格利茨（Stiglitz，2002）。
[85]参见哈尔特与内格里（Hardt and Negri，2000，2004）、哈维（Harvey，2001，2003）。
[86]参见埃尔斯特（Elster，1985）对马克思著作的阐述和批判。对马克思著作持一种更加同情的解读，参见埃尔斯特（Elster，1986a）随后的著作，尤其是科恩（Cohen，2000）的辩护。
[87]吉尔平（Gilpin，1987）在第二章第25—64页指出了这一点，这一批判同样适用于自由主义经济思想。
[88]辛格（Singer，2000）。
[89]吉尔平（Gilpin，1987，2000，2001）进一步阐述了这一观点。
[90]艾略特（Elliott，1981：334）。
[91]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观在他有生之年一直在发展和变化，最终仍然无法解决其内部的矛盾。埃尔斯特（Elster，1985）详细地揭示了这一令人不快的矛盾。对马克思历史唯物观更易理解和认同的论述，参见科恩（Cohen，2000）。
[92]辛格（Singer，2000）提出了这一观点。
[93]马克思与恩格斯（Marx and Engels，1948）。
[94]埃尔斯特（Elster，1986a：142）。
[95]马克思（Marx，1970：3—4）。斜体强调部分为作者所加。还可参见《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The Eighteenth Brumaire of Louis Napoleon）。艾略特（Elliot，1981：399）指出：“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也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
[96]转引自辛格（Singer，2000：49）。
[97]转引自艾略特（Elliott，1981：29）。
[98]熊彼特（Schumpeter，1954）。
[99]《共产党宣言》（Manifesto of the Communist Parly）。还可参见埃尔斯特（Elster，1985：298—458，1986a：141—167）针对马克思主义的国家理论所作的广泛的批评。
[100]新马克思主义者仍然持这样一种观点。参见哈尔特与内格里（Hardt and Negri，2000，2004）。
[101]列宁（Lenin，1977：89）。斜体强调部分为作者所加。列宁对这一观点的解释与某些学者截然不同。后者宣称列宁“代之以对资本主义的政治批判；指出，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主要的行为体实质上成为相互竞争的重商主义民族国家”。参见吉尔平（Gilpin，1987：40）。
[102]参见熊彼特（Schumpeter，1955）在自由主义经济理论的基础上对这一观点进行的批判。本书前面已经阐述了熊彼特的观点。
[103]科尔奈（Kornai，1992）。
[104]卡雷尔·昂科斯（Carrère d'Encausse，1993）是一个例外。
[105]蔡（Chua，2003）和扫罗（Saul，2004）持不同的观点，并挑战了自由主义经济理论的乌托邦设想。
[106]蒂利（Tilly，1985）和奥尔森（Olson，1982）。显然，并不是所有的自由主义经济学家都持这一观点。亚当·斯密就不认可这一观点。但是，在自由主义思想及其经济构成部分中，他们对权力有着一种潜在的质疑。正如阿克顿勋爵（Lord Acton）所言：“权力导致腐败，绝对权力导致绝对腐败。”
[107]当然，这一批判并不包括所有的自由主义理论者。例如亚当·斯密，他清醒地认识到一个强大而不过分自负的国家是市场制度一个重要的支持。
[108]关注种族冲突的学者很清醒地意识到这些分化。但是，在冷战话语的喧嚣中，他们的声音无法被听到。参见格尔（Gurr，1993），琼斯、康纳与鲍威尔（Jones，Connor，and Powell，1991），麦克尼尔（McNeill，1986），史密斯（Smith，1937），史密斯（Smith，1981）和盖尔纳（Gellner，1983）。
[109]格尔茨与迪尔（Goertz and Diehl，1993）。
[110]库罗德兹与卡内特（Kolodziej and Kanet，1991）研究了这一案例。
[111]科哈内克（Kochanek，2003）。
[112]凯撒（Kaiser，1994）与卡雷尔·昂科斯（Carrère d'Encausse，1993）。
[113]市场作为一种社会制度，学者关于市场带来的社会收益、压力与失败的讨论非常多且分散，但并没有得出某种确定的结论。首先可以参见林德布鲁姆（Lindblom，2001）及其引用文献。
[114]转引自布鲁厄（Brewer，1990：176）。他对马克思主义的帝国主义理论的主要演变，进行了系统的评论。（斜体强调部分为作者所加。）现代世界体系理论的学者包括沃勒斯坦（Wallersterin，1974）、弗兰克（Frank，1969）、巴兰（Baran，1958）。吉尔平（Gilpin，1987：67—72）对此进行了全面的总结。
[115]罗宾斯（Robbins，2002）。
[116]参见库罗德兹（Kolodziej，1992a，b），尤其是世界各地安全专家的观点。在这些专题讨论会中，他们把经济不平等、不发达、贫穷作为全球性优先事项，认为它们是民族国家、民族国家体系以及世界各民族面临的首要安全威胁。
[117]参见克鲁格曼（Krugman，1990）、索罗斯（Soros，2000）、斯蒂格利茨（Stiglitz，2002）、斯特兰奇（Strange，1986，1988）、梭罗（Thurow，1996）、林德布鲁姆（Lindblom，2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