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和暴力推翻资本主义
与亚当·斯密一样，马克思将人类的经济属性放在首位。与亚当·斯密不一样的是，马克思拒绝把自由主义模式作为实现和平和财富的解决方法。马克思把追求物质财富和福利描述为一种社会或集体行为，而不是被视为斯密所谓的利己主义驱动下的个人的行为。马克思承认人类“以物易物、物物交换”，这是与资本主义最直接相关的属性，但在他看来，这些属性只是在人类和人类社会逐步创造更为有效的生产方式的社会进化过程中产生的。自由主义者假定理性的个人能够在市场中做出有利的经济选择，使自己的物质财富最大化，他们的努力无意中也会对社会带来益处；而马克思则认为人类是受物质利益驱动的社会行为体，在马克思社会科学方面发现的指导下，他们的一生就是获得和控制推动人类进化的物质力量。人类行为的推动力就是人类的物质文明的改善。人类物质文明的进步是一个不断进化的过程，人类发现越来越强大的生产方式或生产力，并将之作为最好的社会实践予以应用。在马克思主义者的分析框架下，理性是一种经过时间、空间和历史条件检验的社会性而非个人性选择和行为过程。
马克思的赞助者和合作者弗里德里希·恩格斯（Frederick Engels）总结了马克思对于解释社会进化以及含蓄的社会冲突的贡献：
正像达尔文发现有机界的发展规律一样，马克思发现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即历来为繁芜丛杂的意识形态所掩盖着的一个简单事实：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然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所以，直接的物质的生活资料的生产，从而一个民族或一个时代的一定的经济发展阶段，便构成基础；人们的国家设施、法的观念、艺术以至宗教观念，就是从这个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因而，也必须由这个基础来解释，而不是像过去那样做得相反。[90]
按照恩格斯的解释，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发展观[91]区分了首要的生产力同消费者与生产者之间的生产关系；首要的生产力是为了满足人类无法逃避且不可避免的生理和经济需求，而消费者和生产者之间的生产关系起源于不断发展的、技术越来越先进的生产方式。马克思把“生产力”或者当代理论在很大程度上所称的“科学发现”转化为不断甚至非线性的技术创新过程放在首位。这些生产方式随之建立等级制权力结构，位居这个结构最高处的是掌握和控制这些生产方式的阶级。自由主义经济理论假定在资源稀缺的情况下理性经济行为体总会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与之相似的是，马克思也认为人类总会选择更加具有生产力的体系。[92]在这个层面上，自由主义者和马克思主义者达成了一致。马克思主义者认为对更好生产方式的追求内嵌于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而不是受自私且富有创造力的利己主义者的个人选择所支配。
人类在社会关系中改造和利用这些生产力以追求更大的物质利益。这些生产力随时间逐渐发展到更高效、更有力的水平。这种生理和经济动力驱使着世界各地的民众，无论他们身处何种时间或空间环境。生产的发展过程被视为社会变革的动力。按照恩格斯所说，在马克思理论提出之前，人们认为先后创立和推动的各种经济体系是有意识的或者深思熟虑的选择，但马克思认为这更多的是因为人类对决定和主导他们生存的物质环境的本能适应。马克思是最早承认工业革命刺激了全球市场史无前例的扩散以及欧洲帝国主义扩张的一批理论家之一。资本主义市场引起了经济权力和政治权力之间的非对称性，这一非对称性构成了人类社会演变中一种全新的革命性条件。[93]
如果说随着更高的生产力取代较低的生产力，人类不断的物质发展是不可避免的，那么同样不可避免的是这些生产力产生的贫富之间的阶级斗争所引发的社会发展过程。这些阶级在新旧生产方式的斗争中产生。在人类物质发展的每一个时期，这些不断变化的生产力产生一系列复杂的社会生产关系，这些社会生产关系能够利用这些新的、更有效的生产方式。这些生产关系成为一个与生产的物质条件这一基础相兼容的社会体系。随之产生的权力这一上层建筑决定了人类社会中哪些人的偏好享有特权，哪些人会比其他人获得更多的财富。
上层建筑建立在特定的物质发展状态的基础上，在这些上层建筑中占有权力职位的人构成了统治阶级。地方性和全球性政治和冲突表面上看似像现实主义者或自由制度主义者说的那样，是由个人的考虑和动机所推动的，但马克思认为这些表面现象更准确地说与潜在的、日益强大的全球生产力有关。马克思宣传这些是人类社会科学的基础，恩格斯也强调了这一点。一旦一个建立在相对落后的物质财富创造方式的基础上的上层建筑，遭遇到一个更为先进的生产制度，那么社会生产力或生产关系之间的冲突就会出现，直至先进的、更有创造力的体系最终取得胜利，成为一种新社会秩序的基础。
一种生产方式和它所支持的上层建筑同新的生产方式及其对应的、竞争性社会结构之间的张力造成了政治冲突和革命。每一种权力结构有自身合适的、偏好的安全秩序。每一种安全秩序支持和保护的对象要么是拥有权力的阶级，但他们对权力的控制不断减弱，因为与这个阶级相联系的是一个衰落的生产体系；要么是与新生产力相联系的新兴阶级。政治和武装冲突同敌对阶级的斗争并存，这些敌对阶级的冲突不可避免地与人类社会物质发展的一定阶段相联系。政治可以起积极作用，作为权力斗争的武器可以推动新的生产体系；政治也会起消极作用，用于维系一个落后并最终会被推翻和摒弃的生产体系。落后制度赖以存在的财产权和统治权威可以推迟但最终无法阻止旧秩序的消亡。正如一位重要的马克思主义者乔恩·埃尔斯特（Jon Elster）所说，新的生产力“终将获得胜利”。[94]
马克思在他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Preface to a Contribution to the Critique of Political Economy）中，简单地归纳了这一物质发展的过程，总结了敌对生产力同与其相关的政治支持与安全秩序之间的冲突。在此我们需要详细地引用马克思的原文，因为我们的评论无法完整体现马克思对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阐释：(https://www.daowen.com)
人类在为了维持生存所进行的社会生产中，产生了一定的必要关系，这些关系不由人的主观意志所决定，也就是说，这些生产关系对应的是一定的物质生产力的发展阶段。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了社会经济结构，社会经济结构是法律和政治上层建筑产生的真正基础，与社会经济结构对应的是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一般而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决定了社会、政治与智力的发展进程。人的意识并不能决定人的社会性，相反人的社会性决定了其意识。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在一定的发展阶段，会与当时现存的生产关系产生冲突，生产关系可以更准确地表达为生产力所存在的框架——所有制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由生产力发展的形成因素转化为生产力发展的枷锁。在这种时候，社会革命开始了。[95]
马克思努力对历史唯物主义这一抽象的思想做出具体的解释。他写道：“手推磨产生的是封建主为首的社会，蒸汽机产生的是工业资本家为首的社会。”[96]手推磨这个比喻指的是建立在土地和农业基础上的欧洲封建社会的生产力。拥有土地的庄园主控制着为其耕种土地的农奴。农奴的权利与土地紧紧绑在一起。他们通常不能去别的庄园，也不可能超越他们与生俱来的社会地位。地主为了保护他们的共同利益而相互效忠与支持。这一上层建筑有两大基础：一是通过血缘和惯例来移交政治权威；二是为封建地主所拥有和控制的用于经济生存的土地、人力、牲畜和手工劳动工具所创造的生产力。这一上层建筑形成了一个分散的、地方性安全体系以抵御外来侵略，保障地方和平。技术创新和资本主义市场的兴起对其发起挑战并最终将这种分散的、易引发冲突的安全体系转化为全球性资本主义帝国体系，为最终建立全球社会主义秩序奠定了基础。
一旦蒸汽机所喻指的欧洲工业化进程取代了手推磨所喻指的封建主义，成为一种主要的生产方式，一个新兴的资产阶级就出现了，进而对贵族阶级的权力发起挑战。马克思把英国和法国的革命描述为这两个阶级之间及其各自所属的相冲突的上层建筑之间的斗争。束缚地主和农奴的严苛准则界定了财产私有制；工厂制度不可能在限制财产私有制的社会中存在。劳动力必须从土地中解放出来，自由流动，服从灵活的价格原则，迅速、有效地应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不断变化的要求；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源自工业化、技术革新和全球化市场。资本主义扩张所依赖的工厂制度想要生存下来，就必须消灭封建主义、农奴制和奴隶制，“自由”劳动力出现，并作为一种商品能够在市场上自由买卖。
资产阶级掌握了这些新的工业化生产工具，他们的兴起催生了劳动阶级。在马克思看来，这两个阶级之间的斗争开辟了历史唯物主义的最终阶段。阶级斗争推动了所有历史的发展：“自由民和奴隶、贵族和平民、领主和农奴、行会师傅和帮工，一句话，压迫者和被压迫者，始终处于相互对立的地位，进行不断的、有时隐蔽有时公开的斗争，而每一次斗争的结局是整个社会受到革命改造或者斗争的各阶级同归于尽。”[97]马克思预言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也会出现同样的命运；他（及其追随者）为证实他的预言而不懈努力，以证明马克思主义和新马克思主义学说是一种强大的、有说服力的政治力量。同时，他还预言了社会主义将来会上升成为一种全球治理体系，人们应努力实现这一预言。
马克思主义者和新马克思主义者承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独特之处在于其生成的动机能够把人融入一个单一、统一的经济生产体系。正如亚当·斯密所预言的，这一目标可通过全球市场的建立得以实现。资本主义得到迅速发展靠的是交易和贸易，以及销售市场的扩张，而最终涵盖全球的市场能够不断地扩大生产力。资本主义的历史使命就是建立一种新的社会体系和权力结构。马克思赞成英国在印度的帝国主义统治，认为它实现了物质进步。它取代了印度基于一种严格的种姓体系的封建制度，通过把廉价的英国食品引入印度市场，摧毁了印度的家庭手工制造业，尤其是棉花产业。
但是，按照马克思主义理论，资本主义像它所取代的封建主义一样，终将因为成功而灭亡。这个讽刺性结果据说源于资本主义社会制度内在的矛盾。资本主义容易造成生产过剩。资本家不是通过降低价格和吸收成本来清理市场，而是通过剥削劳动力做出自我毁灭性行为。利润率下降与全世界工人阶级不断觉醒，导致工人坚决反对资本主义的统治，致力于推翻资本主义，从而给资本主义体系造成了长期的危机。剥削源于马克思所批判的资本主义制度的内在结构，也源于资本家把劳动者创造的产品和服务的大多数物质价值据为己有。马克思认为创造经济价值只能通过作为生产和创新的推动力的劳动投入来衡量，而不是通过资本、科学技术知识或企业家来衡量。由于工人被剥夺了他们自己的劳动成果，资本主义通过对劳动者剥削和劳动者觉醒之间的残酷竞争而自取灭亡。自由主义者虽然也认可劳动者创造价值的能力，但是与马克思主义不同的是，它把土地、资本、技术创新、知识和企业家都纳入附加价值的等式中。[98]
在马克思主义者看来，那些跟不上经济竞争步伐的人沦为破产者，成为贫穷的劳动阶级，他们仅能维持生计和贫困，因此，激烈的竞争将导致资本的集中。为满足资本家的贪婪本性，寻找国外市场的压力越来越大。这加深了危机，并导致危机从国家层面不可避免地延伸到全球层面。对劳动者的剥削也扩展到全球，从而激起了越来越多工人的不满，与此同时资本家的数量及其经济政治权力也在不断减少。最终，这一经济关系制度将被这些假定的内在矛盾所推翻。社会主义世界秩序将崛起，在社会主义世界秩序中，生产工具由一个不断上升的工人阶级拥有和控制。全球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相应地也成为一种世界安全秩序，将由代表全球无产者或劳动阶级的共产国际来统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