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主义经济学对安全研究的贡献

第一，自由主义经济学家提出理性经济行为的纯粹模式，把武力摒除在其理论之外。同样地，自由主义经济学启发人们开始思考行为体在与其他行为体相互依赖的交易中，如何在不使用武力的情况下达到自己的目标。自由主义经济学通过长时间的反复试验和总结，提出行为体会选择非强制性合作，以实现它们之间竞争性但仍存在共同物质收益的偏好。[19]即便行为体不会获得平等或对等的收益，它们也会选择合作。当然，它们非常清楚恐吓和强迫会影响人的决定。虽然人可能不会选择这一解决行为体之间竞争性目标的方案，但他们仍试图了解自愿合作的可能性到底有多大。自由主义经济学家着重于行为体的交易所带来的绝对收益，而不是它们所获得的相对、不平等的物质收益比例。经济学家鉴于最大化物质收益的理想模式，认为行为体之间的经济利益无论存在多大竞争，它们都旨在争取双赢，或者能够选择去争取双赢。这就需要双方把自由市场规则和秩序作为最有效、最有力的战略，以扩大经济财富的生产——即“黄金紧身衣”（Golden Straitjacket），并以此形容托马斯·弗里德曼（Thomas Friedman）广为人知的隐喻。[20]

第二，经济学家提出的“纯粹”经济行为模式对于安全理论的贡献，已得到了历史验证。这一理想模式在实践中备受欢迎。物质收益的强大动机驱动了自由主义经济模式，这也激发无数的追随者把行为体合作所带来的物质收益预期运用至安全政策与决策。自由的经济交易可能会促进和平。这一理念在经济理论和各国的商业实践中有着深远的影响。最近的研究发现支持了这些预期。开放、自由的市场被视为一种建立“永久和平”的全球策略；这一观念至少可追溯到两个多世纪前伊曼努尔·康德的思想。当时，一场长达25年之久的革命战争正在撼动欧洲及其附属国的格局，而康德仍然坚信，“商业精神迟早会统率每一个民族，但是商业精神无法与战争并存。在掌控国家权力的所有权力或者手段中，金融权力可能是其中最被倚重的权力。因此，国家不得不致力于促进和平这一崇高的事业，即便它们并不只是出于道德的动机。”[21]

在19世纪的大多数时期和20世纪早期，自由贸易政策内嵌在大英帝国的外交和战略政策之中。含蓄地或者明确地说，大英帝国的这一理性是源自其假设建立一个非强制性选择的良性循环。一个开放、自由、自愿的全球市场体系能够使经济行为体获得越来越多的物质财富与和平。[22]这些期望也体现在伍德罗·威尔逊的美国安全政策之中。他设想通过全球自由贸易和全球民主政权扩散来建立一个和平、繁荣的世界。但是，实现这一和平设想最初却因为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美国拒绝签署《凡尔赛条约》和拒绝加入国际联盟而受挫。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随着美国积极促成联合国的成立，并通过杜鲁门主义和马歇尔援助计划在全球构建一个自由贸易体系、扩张民主政权，威尔逊主义复兴。[23]

第三，古典主义经济模式作为一种安全理论的研究范式，虽然存在缺点和固有的局限性，但却有助于解释全球资本主义市场对大多数共产主义国家——尤其是中国和苏联——决策的影响，并促使它们放弃计划经济体系，进而转变成适应西方开放的市场交易模式。虽然这些国家拒绝引入政治自由民主原则，但它们的确按照西方模式对计划经济体系进行改革，并利用开放的全球市场已被证明的能力，把它作为可持续经济增长和技术革新的推动力。苏联解体和冷战结束在相当大程度上可归因于全球资本主义市场所产生的“商业”动机。早在两个世纪以前，在第一次工业革命即将来临前，伊曼努尔·康德就已经预言了自由经济交易对和平潜在的强大影响力。[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