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通天塔的安全研究
任何城市或者大学图书馆的书架上都堆满了关于安全的书籍，但是，只要我们仔细地翻阅这些书，就会发现大多数都已过时，只不过是以往安全议题的陈词滥调，而论述现实紧迫的安全议题且能激发研究兴趣的书却并没有出现。之所以有这些成堆且令人厌倦的书，部分原因是因为瞬息万变的世界形势不断困扰着各民族和国家，即使有经验的观察家和学者也很难公开宣称能够跟上事件快速变化的步伐，尤其是那些影响深远的安全事件。他们再见多识广，也可能形成先入为主的见解。
仅在十年前，理解这个世界似乎要容易得多。那时，全球被美苏两个超级大国控制的两大军事集团所分裂，人们很难预想到两大军事集团之一会很快遭到挑战。[1]但出乎意料的苏联剧变，在一夜之间就改变了一切。随着冷战的结束和两个超级大国竞争的终结，世界变得更加复杂也更加令人困惑。冷战从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延续到1991年12月苏联解体。冷战时期的看起来相对简单的世界如今却被一个新的、无法简单解释或理解的世界所替代。这是一个被前所未有的安全威胁所困扰的世界，一个充斥着全球恐怖主义与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的剧烈变动的世界。
富有经验且有学问的学者、研究者、评论员以及政治领导人之间，对于以下问题存在根本性的纷争与争论：即作为一个正在形成的全球社会中的成员，我们人类未来的路要怎么走。这也凸显了我们对于该相信什么，或者期待什么的挫败感。建立在拥有世界末日机器核武器的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基础之上的两极体系，虽然令人忧虑也十分危险，但表面上因双方拥有无可置疑的核能力而不受挑战，从而保持了全球秩序的稳定。在此意义上说，即便两个超级大国都在无休止地准备一场核决战，但双方由于都面临着几乎是毁灭性的风险从而使谁都没有攻击对方的动机。两个超级大国同样也有理由进行暗中或者公开的合作，去约束其盟友和代理人，从而防止地区冲突升级为一场全面的核战争。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权力转移是不稳定的均势，而冷战时期两个超级大国之间的核均势似乎提供了一种不稳定的和平，并在两个理性、谨慎的超级大国的指挥棒下协调一致。[2]如果两个超级大国都准备进行一场核决战，那么双方都不会努力为防止出现偶然性、非本意或者不明智的核战争而与对方进行合作。[3]
一些德高望重的学者与见多识广的观察者从一种更加悲观的视角来观察当今所发生的事情。他们预测，我们将会嫉妒冷战时期的稳定、看似可预测的安全以及超级大国之间的核恐怖均势。[4]因为我们当前面临的是一个令人担忧的未来世界图景，这是一个国家行为体和非国家行为体不断增多、权力日益流散的世界，在这个世界中，没有一个权力中心能掌管世界事务。而被赋权的个体，例如意志坚定、神经错乱的恐怖分子，能够去攻击一个超级大国，并煽动一场没有明显尽头的全球反恐战争。大西洋联盟（Atlantic Alliance）内部的不和已经在20世纪90年代巴尔干战争和2003年伊拉克战争美欧各自的反应中明显体现出来，作为亲密盟友的美欧如今对全球安全政策的分歧日益增多。有学者认为，当前西方民主国家之间的分歧甚至比冷战胜利后美欧西方联盟所出现的分歧更加深刻、更具有分裂倾向。[5]而许多美国安全政策决策者认为，欧洲本身就分裂为“新欧洲”和“老欧洲”。“新欧洲”是指摆脱了冷战时期苏联控制的东欧国家，“老欧洲”主要是法国和德国，它们明确反对伊拉克战争。[6]胜利者之间的不和佐证了一些学者的观点，即整个世界不仅已经混乱无序，而且在这个世界中，一个潜在的流氓超级大国为夺取全球主导权，将威胁通过一场虚无的游戏来使局势更加恶化。[7]
还有许多学者呈现出一幅文明间冲突的惨淡未来。世界不同文明间日益增多、难以驾驭的冲突好像使已经在大范围猖獗蔓延的国家冲突、民族冲突、族群冲突和种族冲突的大火燃烧得更旺。每一种文明都被描绘成一种由根深蒂固的价值观和情感纽带所紧密联结，通过其追随者发挥作用并驱动全球政治进程的力量。由于各文明间在宗教信仰、历史记忆、传统、风俗以及世界观等方面的差异悬殊，文明之间的冲突成为不可避免。文明间的断裂带是暴力冲突的诱因。人们最常援引的文明包括西方文明、穆斯林文明、儒家文明（中国文明）、印度文明（印度）、日本文明和斯拉夫—东正教（俄罗斯）文明。[8]在坚持文明冲突论的人看来，建立一个民族国家和平共处的世界愿景如今被一个凶险的、由不同民族及其民族内讧构成的世界图景所取代。由此，几乎不可能出现某种普世性、共同的文化和价值观，来克服它们内部深刻的分歧。[9]
从这一观点来说，全球化煽动而不是消灭了文明的冲突。现代交通和通信工具技术的巨大进步使地球变小，也使得先前极少与外界联系的孤立的民族和文明，如长达4万多年与世隔绝的澳大利亚土著居民，[10]如今都紧密联系在一起。日益密切和持续的接触似乎造成了彼此间的仇恨，而不是理解和宽容。与石油、水资源等自然资源的争夺，甚至是国家领土争端相比，核心价值观的冲突似乎更难以通过妥协得以缓和与解决。到底谁的宗教信仰才是神的旨意呢？坚持当今世界是“西方和非西方”的分裂是其中最突出的一个观点。该观点认为，冷战终结后，西方自由民主国家联盟的优越性深化了不同文化间的鸿沟，为制衡西方的权力，一个主要以儒家文明和伊斯兰文明的结盟为轴心的反西方文明的联盟，发起了同主导的西方基督教世俗文明的强硬对抗。[11]
还有一些学者坚持认为，应减少世界文明内部以及不同文明之间不可调和的群体身份冲突，这些冲突破坏了文明的凝聚力，挑战了民族国家的权威，使得人类的未来成为一幅不断扩张的部落主义、无政府状态和群体冲突的图景。卢旺达与中非地区、苏丹、巴尔干半岛和印度尼西亚的种族清洗与种族屠杀事件就是这一惨淡未来现实的前兆。[12]
也有一些学者设想了一个文明融合的、充满希望的未来。全球市场的兴起与民族国家的盛行就是世界各民族融合的证据。新的社会生活条件为有着共同的生物基因和共同人性的物种的各民族间团结创建了一种日益趋同的心理倾向。日益兴盛且不断强化的跨越了国家边界的社会、经济与政治交流，为人类融入某一世界体系搭建了舞台。[13]正如威廉·麦克尼尔（William McNeill）所言：
世界大多数国家是由政治事件建构的，随后在历史学家的帮助下，生成了一种共同体意识。因此，对我而言，只有当政治与经济进程建立了如此一个紧密的共同体，以至在该共同体中每一个人和每一政体都被迫承认其从属于一个全球体系并参与其中，那么真正的全人类意识才有望出现。[14]
支持一体化的理论者坚信，即使人类还没有形成这样一个社会意识形态和文化融合的共同心理，但人类逐步适应史无前例的全球化进程也仅是一个时间问题，因为社会环境将遴选出特定的身份认同，通过煽动冲突来形成人类某一身份认同，从而更加积极地应对一个全球化世界的需求。这些观察者秉持达尔文的适者生存和自然选择的观点，认为生存取决于人类之间的合作；那些坚持老套路冲突与战争的人最终将会消亡，并成为历史过往。战争，作为一种社会制度，如决斗和奴隶制一样会顺其自然地发展、演变。国家间大规模的武装冲突将由于缺乏目的、效用和合法性而逐渐减少和平息。这样我们就会像《爱丽丝漫游仙境》（Alice in Wonderland）中的柴郡猫一样笑起来。[15]
许多人认为，这种适应性过程导致的文明融合将成为一种西方的、自由的文明模式。在西方自由主义的追随者看来，西方模式作为全球治理的一个最终解决方案，包容性地解决了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利益冲突这一古老的问题。然而，在此之前，自文明出现以来，统治者和被统治者在一系列无休止的政体问题上持截然对立的态度。自由主义宣称超越了先前失败的解决方案，把政治体制的权威与合法性建立在全人类根本平等原则以及人类普遍共同尊重需求的基础之上。自由主义尊重每个个体，而不考虑其社会地位或性别；虽然这种尊重是人类的追求目标，但是却遭到了所有其他治理形式的抵制。一旦人类一致同意彼此相互尊重，接受自由主义解决方案，那么政治权威与统治的合法性问题就在理论上得到了根本的解决。每个人能够平等地进入和影响该进程，而治理的规则和政体也将由这一进程所决定。
这一有趣的设想消融了种族和人种背景，以及宗教、文化和语言的差异，使得“谁有权来进行统治”这一永恒的历史性冲突宣告终结。全球资本主义市场的兴起以及消费主义不可避免扩散的趋势，加快了人类迈向和平与价值观融合——一种乌托邦的最后阶段——的速度。[16]因此，全人类都按照西方自由主义政治与经济模式的标准而发展。虽然不同的民族、国家及其人民可能会反对全球化，但是全球化的力量是不可抗拒的。对于抵制这一力量的社会和国家来说，唯一的选择就是如何接受这一政治与市场驱动的原则，而不是讨论是否应该去接受的问题。[17]
全球化作为一个大熔炉，其未来同样也面临着一群决不妥协的反对者。对于这些反对者而言，冲突的根源是经济因素，而不是文化、国家或者部落因素。作为全球资本主义无情运作的一种结果，人被分为富人和穷人，而不是统治者和被统治者。身份差异是肤浅的、短暂的，从深层次来探讨，是少数富人与多数穷人之间的冲突推动了国际关系的发展。财富和权力的分化被视为全世界所有人、所有国家所面临的安全困境的来源。自由主义支持者所鼓吹的政治多元主义，被认为是掩盖并在意识形态上支持这种压迫性的经济体系。对于这些反全球化者来说，富人与穷人之间日益增长的经济不平等、数字信息鸿沟揭示了这一至关重要的、波及全世界的资本主义危机，并导致国家内部以及不同国家之间出现新的、普遍的暴力。具有10亿人口、富裕的北方资本主义国家，虽然内部也存在阶级分化，但会与拥有50亿受剥削人口、贫困的南方国家之间展开竞争。全球政治的轴心被描绘成开启了新马克思主义关于阶级斗争的图景。[18]
跨国公司同西方国家，主要是美国，沆瀣一气；它们被确定为世界穷人的主要压迫者。它们宣称通过国际组织，例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世界贸易组织来进行统治。通过使用其手中所掌控的庞大资源，在国家与公司之间进行不恰当的联姻，并借助媒体聚焦、大众广告宣传等手段，来塑造公众观念，从而把有利于自身的规则强加给无权无势者。处于劣势的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只有妥协，屈服于跨国公司的强权，而这些公司的决策决定了谁将成为富人或者输家。匿名的、不知其真面目的公司执行官不对任何人负责，他们在紧闭的大门后做出决策。世界劳工的工资被压低，为谋取公司利润而牺牲健康的工作环境。生态环境同样也沦为市场竞争的牺牲品，从而对全球生态保护系统造成了极具破坏性的影响。[19]
在一些观察家看来，相对于全球大多数国家而言，跨国公司拥有更多的人力资源和自然资源，并施加更强有力的政治影响。跨国公司日益增长的权力，深化了文明间冲突，威胁到全人类共享地球物质财富的权利，以及民族国家和全世界的穷困大众。虽然民族国家曾被视为国际安全的一种威胁，但直到最近，诸多安全研究者才认为，民族国家应被赋予维护人权、保护少数民族免遭种族清洗和种族屠杀、通过约束跨国公司的权力来提高社会福利的责任。[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