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释冷战的兴起与结束
现仍没有对一个超级大国出人意料的解体与冷战的突然结束做出简单的解释。[48]同过去争夺霸权不一样的是，苏联的解体并不是作为一种战争的结果。让我们简要地就所发生的某些被广泛认可的事实与事件建立一个竞技场（playing field）——如果你愿意的话，这一数据是共同的；以此为基础的竞争理论与路径（rival theory and approaches）来解释冷战的终结，能够争取到我们的支持。这些事件都更令人吃惊，因为它们标志着世界政治与国际安全发生了一个重大的转变，而它们的反响迄今仍未得到全面地认识或者理解。像起居室里一头大象一样，这些事件不会轻易被忽视。它们需要被解释。它们对本书所包括的安全理论进行一场验证。我们将使用这些相互竞争的安全理论去解释这些事件，我们也将采纳它们特定的概念过滤器（conceptual filter）去解释更为普遍的安全问题，在随后的章节中将进行解读。
苏联的解体应该被理解成为一个在数量、范围与密度不断累积的危机过程，而非一个单一性事件。[49]这些日积月累的危机的核心是苏联无法维持经济增长与技术创新，这是它同西方竞争的前提条件，也是对其本国民众的需求做出回应所必不可少的要素。治疗这一痼疾的努力启动了改革这一不可避免的压力，即采用一种开放政治体系与全球市场竞争的西方模式，这最终摧毁了东欧各国、苏联等苏维埃国家的共产党政权。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发起的改革与其说是阻止苏联的衰落，不如说是扩大、深化与加速了一连串的危机。被精心设计用来拯救苏联以及国内外共产主义革命的改革，导致的结果却是确认了西方自由、市场经济国家联盟的优越性，并以此作为后冷战时期全球体系主导的权力关系。[50]
苏联如何以及为何衰落到如此程度且如此迅速？作为俄国革命的产物，苏联灭亡的根源必须深究其历史。一些学者认为它注定从一开始就要灭亡。[51]无论它对一个社会体系的本质主义批判有哪些功绩，在回溯历史时这一点是很清楚，即苏联作为一个革命性国家，既不能根据它的喜好而改变国际关系与世界政治，也无法在国内与国外采取西方的政治与经济实践——除了自我毁灭之外。致力于破坏苏联及其指令经济的最强大的体系力量之一，是西方提供的另一种选择，一个自由、全球开放交易的体系。这一体系释放了科技创新与人类独创性的强大力量，它不仅能够使西方积累更大的财富与福利开支，而且还建立了一个不可抵挡的、有吸引力的领域，从而促使苏联改革派模仿西方的制度，甚至不知不觉地以自己的权威与权力为代价。
这一僵局的发生的是一个冗长的故事，它展示了几乎整个20世纪的历史。这里只触及最精彩的部分。苏联从原则上抵制大国与市场制度构成的帝国主义体系，而它们的经济也以大国与市场制度为基础。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认为资本主义是世界经济历史性演变的一个必要阶段，它将最终被世界社会主义所取代。资本主义的历史性使命就是消灭封建体系。由于财产继承权是以家庭与血缘关系为基础，资本主义以私有财产与市场力量取而代之，从而决定了世界经济将如何被组织起来，谁的利益将被赋予特权。在资本主义条件下，从理想状态而言，经济的优先事务由供给与需求的自由调配来确定。购买者——个人、公司与政府——自愿根据价格来购买何种商品大致决定了哪些东西被供给予以销售，而供应者也将乐意供给这些商品。简言之，相对的成本既包括供应商品与服务所投入的成本，也包括自由市场上生产的商品与服务的价格，这决定了一个社会可获得的稀缺资源的分配。供给与需求的自由调配将决定一国经济，或者更广泛地来说，整个世界经济的消费与投资均衡。
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预言资本主义体系最终将自我灭亡。它预设资本主义市场将在全球不可避免地进行扩张。按照共产主义学说，这一扩张最终将把世界各民族划分为两个敌对的阶级：世界上大多数人将成为工人阶级或者无产阶级，以及一个更小且日益减少的资本家阶级或者资产阶级。后者拥有世界上大多数的财富，控制了世界上主要的贸易、产业与金融制度，他们必然被驱使去剥削和掠夺一个日益扩大的工人阶级，以增加他们在相关领域的利润与权力。资本家追逐利润与权力的竞争迫使他们寻求超越其国界之外的市场。
列宁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信条。在列宁看来，全球竞争导致资本家在国外寻求建立帝国来处理他们过多的资本。资本家的扩张将导致帝国主义统治与全球战争，这将最终摧毁资本主义体系，为建立一个社会主义世界铺平道路。在列宁看来，资本主义竞争能够把第一次世界大战解释为资本家之间的一场斗争，旨在控制民族国家、争夺世界市场的主导权。[52]接下来，俄国大革命被解释成对资本主义体系及其剥削世界上可怜人与无权者制度的抵制。苏联合法化了它在世界政治中的革命性角色，即全球社会主义体系的先锋、马列主义所描述的代表反对资本家剥削、压迫的大众利益的捍卫者。
随着苏联实践的开展，一个社会主义经济体系拥有几个不利于资本主义市场运行的核心特征。[53]国家而不是个人或者公司，拥有了生产资料。这被解释成阻止资本主义垄断；资本主义垄断通过跨国公司进行运作，利用它们对一个国家经济的控制权而强行降低工资，并把资本主义竞争扩展至世界经济，使大多数人仅能维持生存。共产党领导的国家，被认为总是按照世界工人阶级的利益行事。依其申述，仅当政党控制的国家拥有分配土地、资本、劳动力的权力与权威，并且通过中央指令来控制价格，这一历史性角色才能够发挥作用。为确保经济发展对工人的利益做出回应，国家承担了五年经济计划所有阶段的规划与指挥。稀缺资源将被分配至攻坚共产党设定的经济目标，并由国家通过其工业、农业与专业部门予以执行。所生产并供应给民众的商品将由官僚机构、部长、国家与政党的指令所决定。根据事实来说，一个社会主义体系取代资本主义市场，将消除资本主义市场对世界民众的剥削。这一优越的道德地位与社会主义经济平等将最终战胜资本主义与帝国主义。
这都是“理想的状态”，但是“现实”证明这将对苏联造成致命的打击。在俄国大革命随后的数十年，苏联实验能够宣称巩固了经济收益。俄国由一个半封建的农业社会转变成一个工业巨头。城镇化发展迅速；全民教育得以实施；工作场所的性别平等得以发展。尽管面临着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坚决的打压，苏联成功地维持了其经济增长。[54]它还克服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所造成的大量财产损失与2000多万生灵涂炭的人员伤亡的困难。无论按照何种标准，苏联在其早期存在的数十年间的成就令人印象深刻：经济增长率很高；苏联人民获得了相当多的保障，正如世界各地民众所看到的那样，他们享有的物质安全水平要高于西方国家所提供的物质安全水平；工人与管理者之间收入不平等的水平低于盛行的西方模式，他们之间的地位也比后者更加平等。[55]专家估计，1928—1955年，苏联国民生产总值（Gross National Product，GNP）的年度增长率大致为4.4%～6.3%。尽管在20世纪50年代至80年代早期经济持续增长，但是增长率稳定地下降了。美国中央情报局（Central Intelligence Agency，CIA）估计苏联国民生产总值虽然在这30年间大量增长了4.5倍，但是它的总增长量低于美国与大多数西方国家，还低于进行经济改革的共产党领导的中国和所谓的亚洲四小龙。[56]
这些经济增长率在苏联存在的最后十年中难以为继。所有重要经济指数的趋势线都显示为下降。这包括国民生产总值、个人收入、工业与农业生产以及劳动力与资本生产力的增长。[57]这些糟糕的数据能够被用来预测整个华沙条约组织。1960年，华沙条约组织大概占据了世界国内生产总值（Gross Domestic Product）的14%，而西方国家大约为61%。30年后，西方所占比例差不多增加至75%，而华沙组织只有1960年水平的一半，发展中国家在剩余的部分中占据了一个越来越大的比重。
许多因素——太多以致无法在此一一列举——有助于解释这一衰落以及它们与苏联经济的结构性缺陷及其落后的技术发展之间的关系。[58]至20世纪70年代中期，从把一个农业经济转变成为一个工业基地中所获得的收益在很大程度上被耗尽了。资本存量（capital stock）正在日益老化。苏联与世界市场竞争规律的割裂以及它与全球产量相比相对较小的规模，阻碍了投资资本的积累与获取，以及对西方先进科学技术的创新和吸收。随着冷战的发展，指令市场与自由市场之间的差距扩大了，而非减小了。苏联所能进口的西方技术已经过时了。鉴于苏联工业与计划、指令生产目标捆绑在一起的僵化，即便是过时的技术也无法被有效地吸收到经济之中。一个僵化的、国家控制的经济是一种等级制的决策结构，从而导致在实现生产目标时出现低效的实践以及浪费。它们与消费者真实的偏好毫不相关，而消费者也没有有效的机制，例如市场价格，把他们优先考虑购买的商品传达给规划者。
在苏联体系下，管理者很少有动机去承担创新带来的风险。他们的个人收入与地位由他们实现计划目标的能力来衡量，而非通过开发新产品与技术所带来的质量性收益。既然投入的成本无法通过比较稀缺资源的相对价格这一简单的方法来进行可靠的评估——市场将在全球范围内对此进行自动地调节，那么工业管理者有充分的动机毫无限制地使用资源去实现计划的生产目标。除了选择性部门，尤其是与军事技术相关的部门，苏联工业生产用于对外销售的产品几乎一成不变地低于全球标准质量。沉重的年度国防开支也是苏联经济根本性缺陷的因素之一。苏联年度国防开支平均占据了大约17%的国民生产总值，相较之下美国是6%—7%，而美国的经济总量至少是苏联的两倍。这进而扭曲了经济的均衡发展，并在缺乏全面改革的情况下，导致苏联经济持续的浪费、低效以及不断的下滑。
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于1984年作为共产党的领导人就任，他寻求对苏联经济进行改革。他确定了促进与维持经济增长所包含的三大目标：对消费者日益增多的需求及其对苏联的期望做出一个更加有效的反应，从而追赶上西方的经济增长；一个不断强化且强调共产党合法性的经济；改善经济表现来迎接西方的挑战，并保留苏联作为一个社会主义革命先锋的称号。(https://www.daowen.com)
在戈尔巴乔夫掌权期，他提出并追求四项相互依赖的改革。最重要的改革是经济改革（perestroika）。这一术语涵盖了一系列广泛、混乱且通常自相矛盾的倡议。这些倡议于1985—1991年提出来，旨在重建经济，并赶上西方的经济增长速度。但是，它们既没有形成一种连贯一致的模式，也没有承认任何令人信服的设计，这导致出现越来越多的危机征兆以及共产党领导人不顾一切地刺激经济。工人纪律在一场全国性运动中得以公布，反对酗酒与怠工；管理者被命令制订出使他们部门能够自给自足的战略，却没有任何来自中央规划者的物质性帮助；收入差异被引进，旨在为更高的生产力与创新提供动机；而优先开支的项目被重新定义来实现这些目标。国防开支也逐渐地被削减，而国防工业作为整个体系主要的技术优势，被引导对其某些资源重新进行部署，从军工产品转至消费产品。五年计划已经被证明是失败的，与此同时呼吁增加消费商品生产，甚至不切实际地进行更大的投资来鼓励资本积累与技术创新。稀缺的外汇储备本可能被用来扩大投资、促进创新，相反却被用来进口更多的消费产品，以满足被压抑的需求，尤其是统治精英的需求。工资增加了，但是事与愿违，结果不是提高落后的生产力，反而刺激了通货膨胀，并加深了经济危机。
为激发劳动者支持改革的积极性以及克服管理者与政府部门对改革的抵制，戈尔巴乔夫政权发起了一项政治改革（glasnost）计划，鼓励公民去批评国家官僚机构与执行部门的失败和缺陷，去揭发腐败、低效的官员，并力争取代这些官员。以前的持不同政见者被结束流放或者监禁，例如诺贝尔奖得主安德烈·萨哈罗夫（Andrei Sakharov）。媒体被允许报道国家提供服务过程中出现的问题，比如缺乏充足的产品，或者产品粗制滥造、不可靠。有关西方经济增长的进步、开放的政治实践与技术发展等信息被传播给普通民众与技术人员，而他们迫切地把这一知识运用到他们的工作中。政治改革被设计用来巩固苏联体系，而不是使苏联的实验丧失信誉，当然更不是损害共产党政权或者其高层领导人的权力与合法性，然而却导致了事与愿违的后果。
自相矛盾的是，政治改革与一项设想和自我毁灭的尝试紧密相关，二者都旨在对苏联体系进行民主化，并巩固共产党与苏联的威权统治。在同党内、政府部门与工业部门管理者中顽固不化的保守势力进行的斗争中，为增强戈尔巴乔夫及其改革派的势力，戈尔巴乔夫提出对苏联国家制度进行一项重大的改革。随着政治改革的展开，制度改革将被用来为苏联共产党的统治以及苏联体系提供支持，而不是在国内损害它的统治能力及其同海外西方国家的竞争。1988年6月，第19届苏联共产党大会（Party Conference）投票决定废除最高苏维埃（Supreme Soviet）——长期存在的经过批准的苏联议会，并以有着2250名成员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Congress of People's Deputies）取而代之。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将选举产生一个更小的机构，它将负责日常的政府事务管理。这一机构还将选举出苏联的总统。在1989年春季选举中，让大多数改革派吃惊的是，新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中20%的成员代表是从非（苏共）党派成员中选举出来的。共产党仍然控制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因为其大多数席位是保留给共产党员。共产党候选人表现糟糕，一旦置身于一场选举检验中，就传递了开启共产党主导权以及苏联终结的信号。
在推动这些国内改革时，戈尔巴乔夫还增加了第四项改革，即外交层面有关安全的“新思维”。赫鲁晓夫早在上任之时就抛弃了列宁主义有关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之间不可避免的武装冲突的论断。作为一场对设计世界秩序与福利的两种模式之间的竞争，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之间的斗争被认为将以其他的方式持续下去。戈尔巴乔夫同时放弃了支持同西方开展合作以及适应西方最好实践的立场。他所追求的是一种积极的缓和政策与和平接触政策。考虑到对欧洲的争夺，苏联领导人大力推销把“合理的充足”（reasonable sufficiency）作为欧洲安全基础的观点。他宣扬建立一个共同的欧洲家园以超越冷战以及该大陆分裂成为两个敌对的阵营。
对苏联安全政策同过去立场发生这些根本性转变的一个关键解释是，他们在政治上首先对西方示好（down payment），来获取西方的技术与投资以刺激苏联经济的发展。苏联及其卫星国曾在很大程度上把自身同驱动西方经济扩张的要素——不懈追求科学知识与技术——割裂联系，因此，它们暗中选择在国内对这些进程进行政治控制，而不是控制技术研发与可持续的经济增长。但是，中央集权的苏联制度无法容忍决策与权力的去中心化，以及国内拥有越来越多的同西方国家与社会之间进行跨国经济与科学技术交流的自由选择权。作为一种可供选择的经济组织模式，苏联体系必定抵制适应这些西方制度。苏联体系日益僵化，而且西方与东方在经济与科技发展之间的差距也日益扩大了。约瑟夫·柏利纳（Joseph Berliner）解释为：“由于科技发展的国际性，任何一个没有全面参与这一国际交流的国家将在科技进步的推广中处于不利地位。”[59]科学、技术与市场在20世纪末期已经全球化了。这些权力资源的演变轨迹是围绕着一场全球性的劳动力分工而展开。苏联及其依附国已经把自身排除在这些充满活力的进程之外70年了，这是以牺牲它们的科技与经济发展为代价的。本书第五章表明，亚当·斯密（Adam Smith）作为全球市场的知识架构师，在界定这些力量方面，是一个比卡尔·马克思（Karl Marx）更好的预言师。他在《国富论》（The Wealth of Nations）中对这些力量进行了阐述。[60]
为缓和东西方之间的紧张关系，并为超级大国的安全关系奠定一个新的基础，戈尔巴乔夫政权于1985年8月宣布单边禁止核试验。六个月后，苏联同意了美国提出的一项要求，分别开展战略核武器谈判与中程核武器谈判。1986—1987年的外交谈判在1987年12月达成了一项协议，双方从欧洲撤出陆基中程核导弹。1991年7月美国与苏联达成一项减少双方各30%战略核武器库存量的协议，这也是双方核谈判取得的最大突破。与此同时，早在1987年双方就已宣布削减国防开支。随后戈尔巴乔夫于1988年2月在联合国做出了一个引人注目的表态，即苏联将单边地裁军50万——这占据了其在东欧军事力量总和的10%，并从该地区撤走1万辆坦克。这些倡议为解决北约与华沙组织之间长达数十年的裁减常规武器谈判开辟了道路。1990年11月，两大军事组织的成员国一致同意签署《巴黎宪章》（Charter of Paris），这从本质上说是宣告了冷战的终结。与这些协议同时进行的是，苏联于1989年2月从阿富汗撤走了其最后的剩余部队。
比对西方做出这些让步更加彻底的举措是，莫斯科着手完全解散华约组织及其东欧帝国。为鼓励其东欧附属国追随改革派的领导，并减少西方怀疑者的怀疑，戈尔巴乔夫宣布放弃勃列日涅夫主义（Brezhnev Doctrine）。勃列日涅夫主义于1968年在苏联武力干预以解除捷克斯洛伐克对该国共产党统治的威胁之际开始流行，它为莫斯科拥有阻止华沙条约组织成员国发展政治变革的干预权进行辩护。1989年10月27日，华沙条约组织的公报专门宣布放弃勃列日涅夫主义。[61]
东欧的共产党被指望追随莫斯科改革派的领导。为在卫星国培育这些力量以及让西方确信莫斯科缓和政策的可信性，戈尔巴乔夫批准波兰的团结工会运动（Solidarity movement）加入一个联合的华沙政府，即便它执拗地反对该国共产党的权力垄断。这些举措的顶点是1989年11月9日柏林墙的倒塌，随后两德统一并加入北约以及基督教民主党（Christian Democratic Party）在1990年全德选举中获胜。华沙条约组织其他的共产主义国家在不同程度上抵制共产党，并挣脱了其束缚。1990年春莫斯科同意从捷克斯洛伐克与匈牙利撤军。东欧共产党集团只剩一个空壳。1991年，华沙条约组织作为共产党统治这一地区的军事保障，最终正式解体了。
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对共产党垄断东欧的统治权有着致命的影响。回顾历史，苏联帝国在东欧的解体强化了东欧共产党统治的终结与苏联国家的解体。与其说改革刺激了苏联的经济改革与增长，不如说它把苏联经济拉入了更深的危机。由于苏联经济的规划者无法全面地接受自由交易的市场改革，因此他们无力对指令经济与开放经济相互冲突的要求做出回应。苏联经济的权力下放进一步侵蚀了苏联共产党统治的合法性。[62]这些举措加剧了开放与民主化努力的自我灭亡。这些改革共谋完成了解散苏联国家的任务。1990年初，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废除了共产党的垄断。大会还选举戈尔巴乔夫为苏联的总统。随后，戈尔巴乔夫主要的竞争对手鲍里斯·叶利钦（Boris Yeltsin）战胜了戈尔巴乔夫精心挑选出来的候选人，被选举为俄罗斯共和国的总统。一年后，叶利钦被直接选举为总统，这也是新千年俄罗斯首次选举出来的国家元首。戈尔巴乔夫在作为政党与国家领导人的权力达到顶峰时，实际权力却降到了最低点。
东欧国家对民族自决权的追求使苏联加盟共和国大胆地向苏联以及执政的共产党提出独立和主权要求。即使在“二战”期间，立陶宛、拉脱维亚与爱沙尼亚三个波罗的海国家也从未屈服于苏联的征服。如今在这些国家的领导下，苏联的其他加盟共和国也迫切要求从莫斯科的控制中获得更大的自治权。1991年3月，四面楚歌的戈尔巴乔夫政权就这一问题举行一场公投，即“苏联是否将继续作为一个联合国家而存在？”虽然75%的受访者回答“是”，但是有6个共和国联合抵制这一公投。政党以及国家官僚机构内部的保守分子于1991年8月发起了一场政变。由于俄罗斯共和国总统鲍里斯·叶利钦拒绝向政变者屈服，这一政变失败了。一个月后，其他的苏联共和国承认了三个波罗的海国家的独立。12月1日，乌克兰举行公投宣布独立。俄罗斯共和国、乌克兰与白俄罗斯共和国宣布成立由苏联的前加盟共和国组成的独联体（Commonwealth of Independent States）。
苏联从一开始就内部问题重重，这些冲突内嵌在其不同的民族、种族与联合体之中。苏联秘密警察与军队的铁拳通过暴力把这些离心的力量捆绑在一起。一旦引入开放、改革、民主化以及新的战略思维，国家对其民众的强制控制力开始松懈，这些种族分裂也足够压垮苏联国家。[63]1991年12月25日，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辞去一个如今不再存在的苏联总统职位，苏联实际上已经解体成为多个共和国。随着苏联的解体和华沙条约组织的早已瓦解，苏联军队也出现瓦解，冷战突然结束了。在冷战结束初期，一个由西方自由、民主、市场经济国家组成的联盟崛起，并成为一个由60亿人口、多元且分裂的民族构成的世界社会的权力主导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