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择自由、市场理论与和平
那么，对于古典主义经济理论核心概念的简要介绍与安全理论有何联系？自由主义思想解释了人类不使用武力来实现自身目的的强大理由和动机。它阐述了各民族和国家减少冲突或者追求和平的倾向。这无疑可归入本书关于安全理论的选择和行为的概念范畴。自由主义经济理论把自由、创造力、利己主义、理性和语言能力作为人类区别于其他物种的特征。在自由主义思想家看来，这些特征在用于追求物质利益时，会产生和谐。由于全球市场所推动的自由交易体系的基础是利己，个人利益和社会利益之间由来已久的紧张关系得以缓和；与自由市场相关的自发性社会体系将发挥作用，引导利己主义，从而产生非本意但积极的社会收益。这些社会收益无法通过强制或者道德声讨来进行培育或者予以实现。
斯密预言，不断扩大的市场就和人类构建的社会体系一样，为了自己与他人的利益，将会自动地协调利己主义经济行为体之间的交易行为。个人行为体“被一只无形的手（市场及其规则、制度）引导去实现一个非本意的目标。对社会而言，非本意的目标并不总是坏事。通过追求个人利益，个人会同时增进社会的利益，这种无意识比其有意识去增进社会利益更加有效”。[51]他们可以通过经验学习来制造和谐。这一过程最初更多是通过反复试验的方式而不是通过深思熟虑和周密计划。人可以通过在市场体系内进行自由合作来实现个人对财富的追求。如果市场体系是自由、开放的，那么国家的财富将会迅速增加。
在自由、开放的竞争环境下，行为体的具体利益并非必然趋同。行为体预期达成的共识是一种对社会体系的偏好。这一社会体系的基础是市场原则和自由规范。从这个意义上说，它们具有利益共同点，并通过制度来培育和保护自由交易，而所带来的收益则巩固了这一利益共同点。在“纯粹市场运作”的假定下，自由主义经济理论认为没有任何其他的社会经济制度能够如此有效或者有力地创造财富，去满足世界人口“当下”不断增长的需求。马克思主义者批判这一体系从根本上而言是不公平的，而自由主义经济学派对此予以反驳。相反，它认为这一体系通过运用等价物（quid pro quo）促进了公平。[52]马克思主义者预言，由于财富分配的不平等和不公平，这种市场体系会被不断壮大的贫苦阶级所推翻。自由主义经济学派对这一预言不予理会。马克思主义者的一个致命缺点恰恰是自由主义经济学派的一个重要优势。自由主义经济学派质疑，既然有些人通过勤奋工作、进取、自律、创新、创造力和聪明才智对财富的贡献更大，那么凭什么应该以牺牲他们的利益为代价，把财富平均分配给所有人？
由于市场会一直对供需关系的平衡进行自我调控，也不会出现过度生产的问题。在稀缺资源这一不断变化且从未被完全克服的条件下，通过交易和贸易来追求物质收益被认为不会遭到明确的限制。[53]人的天赋被无限的物质欲望所驱动，一旦它被国际市场的激励和作用所解放出来，将会源源不断地创造出节约劳动力和资本的新技术、产品和服务。这些产出通过有为的企业家所创造的新市场而广为传播。充满活力的市场，同科学发现和技术创新的全球体系一道，将不可避免地（且理性地）走向更加广阔世界范围的经济一体化，促进经济增长和发展。
斯密和后来的学者完善了这一“纯粹”“理想”的繁荣图景，提出了实现这些收益的政治先决条件。第一，必须限制国家没收私有财产、把烦琐苛刻的规章制度强加于自由市场交易的能力，因为国家会歪曲和打击行为体的偏好。因此，自由国家应是最小干预的国家。对自由主义理论者和实践者而言，如果自由市场模式想要运作，为最大多数人创造最大的物质财富，国家的强制权力必须遭到限制。因此，国家必须服从公意和选举责任。这从根本上说可以通过国家遵守市场规则和纪律、保护私有财产及其私有财产的自由支配来界定。第二，必须结束国家对垄断集团的支持、终止对无竞争力产业的大肆补贴。由于命令和强制规定了价格，而非市场上买方和卖方的自由交易决定了价格，那么这些垄断和产业都会消耗竞争市场的效率。第三，必须扫除阻止跨国贸易的障碍，尤其是关税，以确保参与贸易的民族和国家之间的比较优势原则能充分地发挥作用。[54]否则这些市场的参与者将无法享有劳动分工和专业化所带来的全部收益。分工和专业化正是经济富足的关键因素。
和谐源于人与人之间越来越多的承认，即更多的财富与福利取决于这些自由交易。这些价值观取决于建构一个致力于保护和促进自由交易的社会体系。这些原则是市场与市场体系的基础；作为一种社会体系——个人的选择自由，它与现代国家与盛行的国家体系的基础背道而驰。[55]简单地把自由与强制作为市场与国家背后潜在的竞争原则，从理论上来说这二者根本互不兼容，即便它们在实践中可能暂时地相互适应。但是，斯密承认，两种制度都对人的需要与需求做出了回应。在霍布斯的世界中，利维坦拥有合法垄断暴力并建立一种政治秩序的权力，这就导致所有国家在推进其利益时必须依靠自己的暴力手段来保护自己。
斯密面临着在自由与强制之间寻找平衡的困境；自由和强制分别构成满足物质需要和安全需要这两种人类制度的基础，自由和强制是一对既平等又相互竞争的需求；而现实主义者和以肯尼思·沃尔兹为代表的新现实主义者则回避了这个令人气馁的双重难题，发展了一套连贯的并具有广泛解释力的安全理论。斯密认为强制和自由对社会秩序和公共福利是不可或缺的，然而，这些安全理论者不但不认可这一观点，而且在定义中绕开了这一困境。他们在概念上提出了一个抽象、简约的安全模式；它能够自发地存在，并置身于我们所观察到的自由和强制相互依赖性冲突之外。嵌入国家和市场体系的行为体做出相互冲突的选择体现了自由与强制的冲突。这些理论者回避了这些问题，甚至冒险篡改人类社会所面临的真正问题：需要同时而非连续、循序地调和这些社会体系内部的竞争性主张。区分低级政治（经济）与高级政治（安全）这一举措，无法正视社会秩序、生存及其复制等竞争性规则；相互冲突的动机对社会经济发展提出了竞争性规则问题；这些作为权力结构的社会体系生成并且强行影响了人类选择和公共政策。每一个体系和权力结构虽然有着竞争性需求，但它们对于复制一个自由的全球秩序而言是一个必要而非充分的条件。
在以沃尔兹为代表的新现实主义者看来，抨击马克思和亚当·斯密的经济理论，并把它们排除在安全研究的范畴之外是言之有理的。马克思和斯密加深了我们对人类社会及其治理制度的理解，它们对捍卫和复制这些社会是至关重要的。二者对于什么样的社会制度能最好地发展他们的经济理论几乎无法达成共识。他们对全球市场社会收益影响的不同评价就是明显的且最重要的分歧点。但是，他们都含蓄地指出现实主义者和新现实主义者安全理论的范围过于狭窄，无法对行为体的行为作出准确描述，最终在理论或政策层面是站不住脚的。他们期望增强和扩大世界各国和人民之间在经济上的相互依赖，这就从根本上对现实主义和新现实主义准确描述行为体真实行为的理论相关性和可靠性提出了质疑和挑战。他们拒绝接受仅从武力和暴力角度解释个人或国家的安全行为的排他性观点。[56]
在斯密看来，如果国家能够在市场，或者更为普遍地说，在所有构成国内、国际和公民社会的各种自愿形成的组织中拥有完全的行动自由来表达自己的诉求，那么，对物质收益的利己主义的追求是一种普遍且不可抗拒的力量——法国人把它称为一种深邃的力量（force profonde）。如果说最初只有极少数人认为全球市场会造成一种非本意但善意的后果，能为所有国家创造财富，那么斯密的重大知识突破最终赋予了理性与反思力量社会性创建的意义以永久性发言权。虽然强调斯密承认需要国家权力来确保国内秩序与对外防御是非常重要的，但是强调自愿性自由交易体系打消了在个人与国家追求个人和集体财富与福利时使用暴力的动机也是非常重要的。[57]
斯密从未将他的经济理论和作为其理论基础的自由原则上升到逻辑或“纯粹”的高度。在延伸到国家为了国内和平和对外防御而进行干预这个问题时，斯密认为自由国家比干涉自由贸易的重商主义国家在实质上拥有更多的财政收入来实现这些目的。[58]自由市场交易扩大了每个国家经济馅饼的尺寸，这个可用真正的商品和服务来衡量。与个人一样，随着国家经济馅饼变大，克制、自由的国家所获得的比例分量会小于重商主义或独裁主义国家所得的比例分量，但是它们所分得的绝对分量却比后者大。斯密预测了这样一个讽刺性的结果，即一个比较弱小的国家可以从其国民的自由交易中获利来增强国力。经济历史学家的发现已为斯密的预言提供了佐证。[59]
在运用自由主义经济理论解释冷战的结束和美国崛起成为世界唯一的超级大国时，这一反直觉的结果与它有很大的相关性。美国目前需要花费4%的国民生产总值来维持其全球的军事部署，这一花费超过了世界上任何其他国家甚至是主要国家集团的军费开支。美国用于国防的开支超过了联合国安理会、北约和欧盟成员国防御开支的总和。从更一般意义上说，苏联的决策者最终也无法抵住自由市场的吸引力，他们的意识形态甚至其个人的政治利益最终都敌不过这一社会性建构的权力体系的吸引力。这一社会性建构的权力体系的理论基础是自愿而非强制原则（即便它在实践中并非一直如此）。
斯密本人认可霍布斯的理论，但斯密之后的自由主义者把斯密的推理推到了霍布斯主义的范畴之外。他们侵蚀了斯密的理论遗产，在解释经济实践活动时逐渐边缘化霍布斯的理论。[60]就我们本书的目的而言，斯密之后的自由主义者所提出的理论主体形成了本章所讨论的“纯粹”自由主义经济模式；它在很大程度上清除了斯密所坚持的观点。斯密坚持认为国家在保护国家安全方面负有重要责任，并且有义务提供集体公共产品，诸如道路、桥梁和教育——更不必说现代国家有责任为民众提供安全网络、社会保障和医疗保险等福利。这一“纯粹”模式清除了斯密最初坚持的理论观点，但是斯密本人很可能拒绝这一“纯粹”模式。这一“纯粹”模式构成了自由主义关于经济发展和安全的理论。把这个“纯粹”模式纳入安全研究范式之内是有充分理由的，因为社会性要求为这一模式的运行设置了大量的限制要素，而且在许多自由主义者看来，这就在理论上否定了在社会关系中，尤其是在致力于财富市场与交易的社会关系中，使用武力或暴力的动机。在这些“纯粹”自由主义者看来，强权国家是掠夺者，[61]但是并不是所有的经济学家都认可这个观点。
之后的自由主义思想家把斯密的观点推演到这一终点：它理想的模式坚决地反对霍布斯主义。现实主义者和新现实主义者避谈他们的理论对于社会经济发展的意义；与之不同的是，许多自由主义思想家认为追求自由和实现个人之间自愿、合作性交易的市场理想是通向和平的道路。他们提出了一个完全不同的实现安全的概念，而非使用或威胁使用武力，或者追求现实主义者所说的权力平衡政策。在自由主义思想家和活动家看来，自由、开放的全球市场不仅是追求国家财富的必要条件，而且是实现国家间和平的必要条件。他们在斯密概念大厦的基础上，丰富了伊曼纽尔·康德对于商业能促进和平的论点。在斯密的这些衣钵继承者看来，促进经济交易实际上就是促进和平。这个结论不是在一天内得出的，而是经历了两个世纪的发展。它迄今仍在扩展和修正。
追踪自由主义安全理论在两个世纪的渐进而漫长的演变过程大大地超出了本书讨论的范畴。解决这一问题的途径之一就是选取其中几位比较著名的自由主义活动家和理论者的思想，并且鉴别出这些思想所蕴含的经济交易与和平之间的关系。这些思想迄今仍具有解释力，并且备受许多理论者和实践者的推崇。[62]第一部分成员包括政治活动家和国际法学者，例如理查德·科布登（Richard Cobden）、诺曼·安吉尔（Norman Angell）、约翰·霍布森（John Hobson）。第二部分成员包括20世纪两个最著名的经济学家和哲学家，也就是约瑟夫·熊彼特（Joseph Schumpeter）和弗里德里希·冯·哈耶克（Friedrich von Hayek）。
理查德·科布登不懈地把斯密的自由主义原则运用到实践中。他曾先后担任过英国国会下议院议员和国务大臣，他积极支持取消对英国进口食品的关税。作为一名议会大臣，他也推进自由贸易，并且力促国家之间签署自由贸易协定，促使全球经济贸易自由化。这些做法旨在创建一个更加紧密的社会经济网络，以增强不同国家的人民之间的相互依赖。相互依赖的预期建立在斯密的理论基础上，即在不受国家强制政策阻碍的条件下，经济行为体在一只无形的手的操纵下会自然而然地协调合作。工业革命鼓励科布登及其自由主义盟友倡导自由贸易，并利用自由贸易所声称的收益来改变国家的好战倾向。作为世界工业的领导者，英国推崇自由贸易的兴趣符合其日益上升的竞争地位。它认为有助于英国商业利益的事务同样也有助于世界各民族。以科布登为代表的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坚信全球商业能够确保财富与和平，这是自由主义经济安全研究范式的核心内容，并对本书的研究具有重要的意义。[63]
科布登吸取了斯密的理论思想，并提出了一个全球构想：创建一个全球性“由自愿合作的个人组成的邦联”，并以此作为永久和平的基石。[64]作为一种被追求的理想状态，这个联邦会是一种独立、自治的社会制度，能改变国家以及充斥着军事竞赛、权力平衡和战争的国家体系。[65]国家会转而致力于保护私有财产以及保障具有自由行为权利的个人自愿签署合同的执行。以战争为代表的国家强权会逐步淡出视线，被一个自由、和平的全球自由主义社会所取代。马克思虽然也认可这一和平世界的设想，但是如我们即将看到的那样，他是出于完全相反的理由。自由主义的理想世界是一个由拥有自由身份、自治的个人组成的世界，而马克思则构想建立一个由全球劳动阶级统治的无国家之分的社会主义世界。(https://www.daowen.com)
科布登认为经济相互依赖程度日益加深将扩大世界的范畴，为开放市场扩张这一自我推动力量的良性循环提供支持。与一个由掠夺财产的国家构成的体系相反，一个新兴的全球公民社会将成为国内和世界经济发展的基础，它构成了科布登所说的由文明的个人组成的邦联，并拥有共同的人性关怀，不因民族、种族、宗教或文化差异而分裂；这一新兴的公民社会强调自由经济贸易能够推动自愿出现的和平倾向，限制国家的强权，遏制国家体系的战争倾向。人们会逐渐明白“战争和武器与新经济的相互依赖性不能并存”[66]。作为一个从人类社会演进中总结出来的教训，市场理论和追求改善物质生活决定了这一人类社会发展的逻辑。
本书所提及的安全理论者坚持认为国内和国际经济政策之间存在区别，而科布登则模糊了这种区别。他所提出的个人合作成立的邦联证实了他对自由主义经济交易带来的预测结果的设想。对内，他反对占有土地的英国贵族阶层的政治权力，他们垄断了政府、军事、外交、殖民地和宗教生活中的权威职位。[67]1846年废除谷物法案（Corn Laws）取消了对谷物征收的关税，并且解除国家对于市场的控制。人们期望这些事件能打破贵族阶层的联合垄断。人们呼吁成立全球性市场体系以结束贵族阶层对于国家权力的把持。贵族阶层认为殖民地和帝国扩张能满足英国对于经济财富和福利的追求，而人们期望通过打破贵族的压迫来削弱这些贵族的利益。全球资本市场将使得代价高昂的帝国扩张偏好和累赘的殖民地变得毫无必要和多余。如果别的国家能效仿英国，那么在科布登自由主义原则领导下的英国经济政策将能确保英国的安全。如果自由市场政策能取代当时的权力平衡体系，并成为一个更优的维持全球秩序和福利的解决方案，那么别的国家将会效仿英国。[68]
第一次世界大战给自由主义理论带来了毁灭性打击，也使得科布登将自由主义经济理论扩展到和平领域成为幻想，将其运用到国家安全政策则更是有害的。在“一战”爆发前夕，科布登的自由主义追随者——诺曼·安吉尔误导性地肯定了科布登的看法，认为由于战争的代价如此之大，经济上越来越相互依赖的国家之间不可能爆发战争。[69]同样为欧洲国家所关注的是约翰·霍布森的论断，他认为欧洲帝国纯属浪费，是造成冲突和战争的主要根源。[70]相反，欧洲主要大国都依赖帝国，并把它作为争夺欧洲和世界霸权不可或缺的条件。全球发达国家主要集中在西欧和北美；以贸易和所有形式的经济交易来衡量，包括跨越国界的投资和人口流动，它们在经济上的相互依赖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但是它们仍然投入一场全球战争之中。[71]问题出在哪里？
自由主义思想家的回应是错误不在于自由主义学说本身。正如乔治·伯纳德·萧伯纳（George Bernard Shaw）对基督教的评价，自由主义者认为自由主义并没有错；问题在于它没有得到充分的运用。冲突之所以出现，战争之所以爆发，是因为还没有充分地开展自由主义实践以创建和谐，自由主义者预言“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的和谐能取代一切暂时的利益冲突”。[72]我们在此无法轻易地总结自由主义者对20世纪战争的回应。如同现实主义阵营的现实主义者一样，自由主义理论者也持有各种不同的观点，虽然他们对人性、国家与公民社会的关系、市场规律和运作这些核心假定持有共同的观点。[73]
因为篇幅所限，本书将挑选两位自由主义者约瑟夫·熊彼特和弗里德里希·冯·哈耶克作为自由主义的代表，他们的著作被公认为自由主义最优秀的著作之一。熊彼特把资本主义和资本主义市场作为和平的源泉，并且有力地驳斥了列宁的观点。本书将在后文讨论列宁的思想。列宁认为资本主义推动了帝国主义的扩张，并且引发了全球性阶级冲突和战争，尤其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熊彼特坚持认为帝国主义产生的根源不仅在于资本主义，并把市场扩张作为解决这些矛盾的方法。相反，弗里德里希·冯·哈耶克则大力抨击了“一战”后共产主义革命对人类自由造成的经济和政治威胁。熊彼特和哈耶克的大量著作为自由主义学说提供了有力辩护，也对现实主义（再加上民族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关于全球冲突的解释进行了有力的批判。
熊彼特认为帝国主义是引发“一战”的主要原因。与列宁不同，他将帝国主义定义为“国家漫无目的地进行无限制的武力扩张”。[74]两个要素支撑了这一论点。按照熊彼特的说法，第一个要素是贵族精英的崛起，他们在战争中有自己的阶级利益。他们创立和维持军事体系，以捍卫自己在社会地位和权力中占据主导。他们剥削和破坏社会可用的生产资本和劳动力。他们靠掠夺一个社会的社会经济资本得以生存和维系。他们还在民众中煽动残余的“社会返祖”（social atavism）。熊彼特把贵族精英与恶意的国家主义联系起来，认为这两个要素导致欧洲各民族卷入战争，并把他们的国家意志强加于其他欧洲帝国主义国家以及世界上其他地方被征服的民族。
自由资本主义促进了全球经济社会和政治体系的发展，而这一全球经济社会和政治体系认为贵族阶级是封建社会的残余分子，反对贵族阶级的统治地位以及支撑他们国内和国际权力的军事体系。按照熊彼特关于商人在市场运作中发挥的“理想”作用，商人的兴趣主要在于和平而不是战争，在于开放自由的市场而不是依靠国家补贴来实现垄断。他们对于帝国主义扩张更无兴趣。利用帝国主义扩张实现国家福利的后果就是：建立代价高昂的殖民地，浪费本可投资用于民用项目而获取更大利润的资源，维持庞大的军队以镇压国内民众，以及为管理以上这些而设立众多文官官僚机构。这些资源若用于生产、创新和增加国家和全体国民的财富会好得多。
战争也阻碍了技术的发展。企业家在市场的激励下为追求利润而努力取得的成果被扩军备战和武装冲突破坏。自由主义经济交易的理想模型没有区分买方和卖方、消费者和生产者之间的民族、种族、宗教和文化属性的差异。作为一种社会体系的市场以及作为市场推动力的资本主义抑制和减少了敌对社会群体返祖主义的自我破坏。从理论上说，所有个人在跨越国家与民族边界的全球市场中进行讨价还价活动时都是自由和平等的。除自由和平等外，与自由主义理论保持一致的“纯粹”经济交易剔除了人类其他所有的属性或者特征；人类塑造其身份的各种属性或特征包括：宗教、文化、种族、民族和部落起源以及语言。如果个人被还原为“经济人”，公民被还原为消费者，那么由以上这些社会差异所引发的冲突也就被消除和溶解了。这并不是说应该摒弃这些关乎人类自由的非物质性权利；相反，人们应享有这些权利，并将它们用于提高资本主义市场的效率来创造财富，而财富又是促进这些自由权利的前提条件。
哈耶克大力抨击国家集中计划的做法。[75]按照哈耶克的推论，开放的市场动机将极大地减少甚至有可能消除国家间冲突。理性、明智的个人通过市场交易进行自由、自愿的合作，将生成最佳利用经济资源的方法，促进和维系宝贵的集体公共产品。没必要借助计划者的手或国家的行政命令来调和个人之间不同的利益。霍布斯认为只有利维坦或者集中垄断暴力才能解决这一利益分歧问题，而哈耶克及其自由主义追随者设想出一种非强制性解决方案，通过建立和发展全球市场和全球市场体系来协调人类的偏好冲突。
哈耶克把霍布斯的安全困境转化为他自认为可以解决的经济问题。这一哈耶克公式对建立一种理性经济秩序提出了挑战：“用最简短的话说，条件是任意两种商品或要素的边际替代比率（marginal rates of substitution）必须在其所有不同的用途中都是一样的。”[76]换句话说，个人可获得的物质资源可用于几乎无限种用途。每个选择都必然意味着在获得某种特定利益时，选择一种行为而舍弃另一种，将必然会产生机会成本。如果个人都考虑自身的特殊利益，那么社会如何区分这些不同且相冲突的个人利益，从而为最大多数人带来最大的收益？
哈耶克认为解决这个社会问题只能通过找到某种方法使个人的自由选择能表达对自己利益的认知，因为只有自己能够了解和表达自己的利益。对利益的认知存在于个人的主观意识中，这就从理论和实践上排除了计划者知道这些利益的可能性。更不用说国家，尤其是掌握生产工具的国家，能够解决这个社会问题。强加国家意志足以证明国家不能解决这个社会问题。国家对于本国经济资源的垄断和控制会不可避免地限制、歪曲和曲解个人的经济和政治选择，错误地表达个人的利益，并阻碍这些利益的实现。只有自由、开放的市场能在这个利益认知的考验中合格。
消费者和生产者可以用价格的形式来表达相冲突的利益，从而确定各自不同需求的价值。个人对于利益的认知就此转化为实现这些物质利益所确定的趋向于全球一体化的市场价格。这一信号是即时性的，在理论上也是全球性的。引用另一位自由主义思想家路德维希·冯·米塞斯（Ludwig von Mises）的话，哈耶克认为他所提出的在资源稀缺的条件下协调个体冲突的偏好这一社会经济问题，只有竞争性市场能够解决。使用任何其他强制性或行政指令性解决方法，其结果都不尽如人意：“米塞斯教授详细地说明了用经济方式使用可用资源，必须在这样的前提下，即：价格不仅适用于最终产品，也适用于所有中间产品和生产要素，同时他也详细说明了没有其他任何过程能像竞争性市场价格过程那样兼顾所有相关的要素。这就是米塞斯教授超越他之前的自由主义者最主要的一点。”[77]
这一推论随后运用到政治决策中。这里的政治决策不仅指支持使用非强制性市场方式来协调资源稀缺条件下的不同利益冲突，也包括用市场方式来决定公共生活中人类自由和选择的条件。这些自由不仅指在独裁体系下受到限制的就业或消费者选择的自由。只要在自由市场起支配作用的地方，这些自由就能得到保障。这些自由也是保护自由选择的前提条件，因为实现这些自由需要财产私有制的存在和对私有财产不受约束的使用和支配。如果不具备使个人能自由选择使用其物质资源的条件，那么个人就没有办法限制国家的强制性权力。
如同市场中的价格一样，在自由和公平选举中的投票成为个人利益的表达方式。[78]既然没有科学方法能决定在社会、经济和政治领域哪些价值更为重要，那么自由市场和自由选举比其他根植于强制的体系能更好地解决这些社会问题。虽然理性行为体看重的利益、目标和价值各不相同，但他们都一致同意哈耶克和自由主义者所提出的用于做出社会选择和提供集体公共物品的纯粹或理想模式。至少他们可能在赖以表达个人政治和经济利益的理性规则上存在共同点，理性规则指的是通过自由市场和自由、公正的选举。自由市场产生自由政体和民主规则，并共同创造了和平和繁荣。斯密的理论可以被解释为：有着无私倾向的国家并不能缔造和平，而国家在其服务的国民的鼓励下利己地追求财富和福利，才能通过经济繁荣来促进和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