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对自由主义理想的挑战

把卡尔·马克思及其追随者的理论纳入安全研究范式的评估中，看似比把自由主义经济学理论纳入其中更加站不住脚。毕竟许多人可能会质疑“现在还有谁是马克思主义者？”正如本书后文的讨论将证明，他们提出这一夸张的反问未免不太成熟。的确，自由主义经济理论至少可以声称它已经赢得许多国家及其民众默认的支持，即便它可能并未赢得他们的真心。[79]俄罗斯联邦、苏联的其他共和国以及前华沙条约的东欧成员国都已放弃了中央集权、国家掌控经济的共产主义实验。苏联的三个波罗的海国家继前华沙条约组织的大多数成员国之后计划加入世界最大的区域性市场组织欧盟。

我们很难夸大计划经济模式的缺陷及其适应自由主义经济模式对于国际安全的意义，这也是下文评估自由主义研究范式解释冷战结束的讨论中的一个重点。[80]除了古巴和朝鲜的共产主义政权或像缅甸那样的掠夺型国家，世界上其他国家和民族似乎都鼓掌欢迎全球资本主义体系，并且穿上托马斯·弗里德曼所说的由规则和法规所组成的“黄金紧身衣”。[81]马克思预言共产主义革命将会摧毁资本主义，在冷战争夺期间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尼基塔·赫鲁晓夫（Nikita Khrushchev）也自夸地响应这一预言，但事实证明这一预言是错误的。[82]那么研究马克思主义模式及其激增的分支，对于安全理论研究究竟有何启示？

关于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的学术著作数量众多，这初步证明了将马克思主义排除在安全研究之外是一个严重的错误。关于马克思主义的两种考虑——一种是理论考虑，另一种是政治和实践考虑——与这一讨论有着极其密切的关系。[83]第一，马克思提出了关于冲突、革命和武装斗争的理论，这一理论迄今仍然对分析后冷战时期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国内斗争和内战具有强大的解释力。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的扩张与掠夺倾向是导致全球冲突的独有属性。如果敌对阶级和国家使用暴力、武力或强制性威胁的根源比马克思给出的原因更深更广，那么他强调少数剥削多数的论断仍然能够中肯、理性地解释多数人贫穷与贫困的原因。[84]有人期望全球资本主义市场能将个人从传统禁忌和国家掠夺中解放出来，但是受马克思主义启发的理论者认为主导全球市场的资本主义和跨国公司是新帝国主义者。这是当今许多有影响力的新马克思主义者的坚定信仰。[85]

马克思和形形色色的马克思主义者不仅谴责国家内部和各国之间的经济不平等和巨大收入差异，而且指出这些情况都是资本主义作为一种社会体系造成的必然结果。按照这些批判者的说法，市场制度造成的经济财富、福利以及政治权力的不平等导致了阶级之间持续的冲突。这些冲突推动了国际政治的发展，也解释了长期危机中国内革命与国际战争作为一种体系组成部分的原因。马克思批判资本主义是阶级和国家冲突与暴力的主要根源，这一批判仍然最鞭辟入里且中肯地解释了国家和各民族使用武力和强制性威胁去实现其经济和政治利益以及道德权利的原因。(https://www.daowen.com)

第二，虽然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存在许多明显的缺陷，但仍然不会抹杀马克思主义学说对全世界数百万人持久且强大的吸引力。[86]引用苏联解体或者苏联抛弃社会主义模式并不能证伪马克思主义对于社会冲突和共产主义最终将在全世界取代资本主义的解释。只要资本主义内在矛盾所导致的最终结果在遥远的未来显现，那么，马克思主义的论断仍然具有不可证伪性，即便这些论断与现状不一致。[87]

如果说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逻辑是循环论证，相应地，它对资本主义运作以及资本主义创造一个安全秩序来保护和提升其利益的解释不足以令人信服，那么作为一种意识形态马克思主义还是具有说服力的。它仍能动员数百万人挑战后冷战时期资本主义不断上升的地位。它所提供的学说体系团结了民众的感情，促使他们要求建立一个比资本主义市场盛行的规则和制度控制下更为平等、公正的世界财富划分。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其生命力和吸引力也不容忽视）证明了共产主义政权在苏联和中国存在的合理性。直至20世纪后半叶，以国家为中心、行政官僚控制的经济暴露出其内在的缺陷，马克思主义为国家享有对生产方式的所有权提供了辩护，它可以说是“二战”后第一波去殖民化浪潮中发展中国家的主要社会力量。

马克思主义突变成为一个挑战资本主义的学说体系，证明了它的政治影响力，虽然作为一种经济理论的马克思主义，其影响力名不副实。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反对全球市场赖以存在的盛行的西方自由主义和资本主义安全秩序，马克思主义原理在有关国际安全理论化的努力中必须被视为一种重要的力量。抛开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社会或经济理论的错误论断不谈，它在全球范围动员民众情绪和意志的能力以及其影响力历经一个半世纪的起伏，有力地证明了马克思主义堪为一个安全理论范式。马克思主义理论从意识形态和道德角度批判了资本主义不能解决众多明显的不平等和不公平问题。马克思主义也表明它有能力招募世界各地的群体反对盛行的国际安全秩序以及与之密不可分、相互依存的全球资本主义市场。

由于篇幅限制而无法详尽阐述马克思及马克思主义思想，我们将重点讨论这一传统思想中能够团结众多不同观点的理论。明白这一点很简单：即使花上更多篇幅也无法取悦马克思主义者或其批判者，也不可能存在单单一套学说体系能够完全地解释卡尔·马克思的著作。把马克思在实证和社会科学方面的贡献同它开出的政策处方区分开，也是一个令人却步的大工程。由于马克思主义仍能激励世界各民族寻求从根本上改变本国社会经济和政治状况，并促使一些人使用暴力或威胁手段去实现这些改变，那么反过来可以说马克思主义学说能解释这些活动家或国家的行为。一位重要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和诺贝尔奖得主保罗·萨缪尔森（Paul Samuelson）认为马克思只是继李嘉图之后一个无足轻重的经济学理论者。[88]虽然萨缪尔森说马克思比不上自由主义经济理论者大卫·李嘉图（David Ricardian）可能是正确的，但是他嘲笑的结论忽视了诸多表明马克思重要性的标志，尤其是他对于安全研究的意义。如果说马克思主义明显不属于盛行的自由主义经济“理论”之列，但是他所提出的问题仍是资本主义支持者密切关注的一个重要问题：即经济不平等是自由市场一个不可避免的产物，是制造冲突的根源。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的猛烈抨击，也对市场体系及其赖以存在的现有国际秩序的维持和延续发起了强大的挑战。[89]

本书关于马克思的研究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评价马克思关于社会经济变革的理论，尤其是马克思主义思想对安全理论的意义以及市场结果诱导国家诉诸暴力和威胁的动机。第二部分从马克思转向列宁，列宁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把“一战”解释为资本主义的帝国主义扩张和内部冲突不可避免的结果。马克思主义和倾向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多种变体松散地团结在这一坚定的信仰周围，认为世界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不平等和不公正是由资本主义体系内部根本性、不可克服的缺陷造成的。西方发达国家和占世界多数的广大发展中国家之间物质财富的显著差异似乎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和意识形态的兴起提供了道德和政治条件。富人与穷人之间长期和不断扩大的贫富差距促使人们不懈努力，彻底改革或推翻不公平的社会经济和世界秩序。如果我们要完全找出造成世界不安全状况的根源，就必须将这些挑战作为谷物纳入我们正在建构的安全磨坊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