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现实主义者的修正
“二战”后超级大国建立了两极体系，这促使现实主义者的思想发生一个重大的转变。肯尼思·沃尔兹是这一新现实主义修正派的主要缔造者。[13]新现实主义虽然接受了古典现实主义理论的主要假定，但缩小了现实主义及其理论概念的关注点，从而为国家追逐权力提供证明。第一，它假定国家体系，而不是单个国家或者国家间的双边关系，是国家行为的主要决定因素。它把分散的物质能力分布同任一国家或者国家集团的权力区分开来，包括大国与争霸；分散的物质能力分布被界定为一种结构性权力状态，“塑造和推动”国家的行为。[14]它声称体系及其物质权力结构诱使国家永无休止地关注其生存与安全。
新现实主义者认为，体系的无政府状态迫使国家寻求权力来确保这些根本利益凌驾于其他所有与之竞争的价值之上。各国只能依靠自身的力量。因此，民族国家被理解为一个自助的体系。国家不能完全地信任其他国家，来抵制对其重大利益的侵犯，也不能依赖其他国家在其重大利益、安全和生存处于危险之时施以援手。这种无政府状态是起因，导致了长期的冲突，并践踏了利他主义的抱负以及国家领导人的和平声明。无政府状态之所以无法超越，是因为国家追逐自治与独立的斗争每一天都在重申这种无政府状态。国家及其国家体系形成了一个不断强化且永久冲突的恶性循环。
沃尔兹与他的追随者宣称把这些因果机制提升到了一个近似于物理学的重力研究或者生命科学的基因研究的科学层面。他们完成这一步骤的方法是，严格地限制可供国家在追求相互冲突的国家利益中进行合作的多种选择的范畴、灵活性与幅度。这在古典现实主义有关国际关系与安全的概念中也有阐述。新现实主义抵押了这些选择，以建立起它所主张的科学事实（scientific truth）。如果新现实主义对国际关系进行的自我克制、严格、狭义的定义——这些单元之间暴力的分布定义了国家间关系的体系——被视为理论化国际关系与安全研究范畴的话，那么这一主张在逻辑上是可持续的。一旦学术界认可了它有关驱动国家行为的主导条件的假定，如同欧几里得（Euclidian）几何学的点与线，那么它的有关国家担忧其生存的结论就是不容更改的。新现实主义的模型假定，国家作为使用强制手段的单元，被锁定在各国为基本生存而产生的相互依赖关系之中。沃尔兹坚持认为：“一个理论就是在脑海中构建的一副图景，其行为的领域或者范畴受到了限制。该理论描绘了一个领域的组织及其各组成部分之间的关联。”[15]沃尔兹的国际关系“图景”把研究领域缩小为仅仅只研究国家在一个无政府状态体系下使用强制性权力。这一体系是封闭的、完全自成一体的，并同其他所有的行为体与影响因素相隔绝。
除了新现实主义的国际关系概念所定义的国家政策与目的，一国可能追求的几乎无穷数量的政策与目的超出了这一理论的研究范围。其他所有的权力形式——科学知识、技术创新、经济财富或者意识形态价值观——均被排除在这幅图景之外。新现实主义虽然承认传统现实主义的复杂权力来源的重要性，[16]但将国家行为理论范畴边缘化甚至排除掉了。因为在沃尔兹“脑海中构建的”图景中，国家无法超越国际权力体系结构强加的武力紧急情势。国家所追求的其他宽泛且混乱的行为与计划，尤其是福利要求或者对权威与合法性的担忧，从根本上而言是次要的。
新现实主义假定，国家行为的其他领域——例如促进人权与经济发展——无论如何也无法与国家控制的武力相较。如果忽视无政府状态体系所产生的武力动机，那么后果将自负。国家体系是独立、与世隔绝且牢不可破的，不受其他形式的硬实力或者软实力的影响。新现实主义排除了其他的分析层次以及与之相关的国际行为体，也排除了他们使用权力对国家行为及国际体系的影响。这些国际行为体包括个人、跨国组织（天主教教会、人权观察）、跨国公司、政府间组织（世界贸易组织、欧盟）以及社会运动，例如全球恐怖分子与犯罪组织。新现实主义者虽然承认这些行为体的重要性，但认为是国家在追求安全与生存过程中发挥了决定性作用。
第二，新现实主义把国家的安全与生存，而非权力本身，确定为国家行为的压倒一切的目的，这与传统的现实主义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对描述、解释和预测国家行为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然而古典现实主义者，如汉斯·摩根索和提出现代博弈论的罗伯特·阿克塞尔罗（Robert Axelrod），设想了包括同其他国家进行讨价还价和妥协让步等大量可能的方法来增强国家的权力，而新现实主义强调不可超越的体系性无政府状态的决定性作用，以及国家用军事能力确保其安全的必要性。虽然大量经验证明国家追求权力的行为受到了法律、经济、道德等因素的限制或驱使，但是新现实主义并不将其考虑在内。对新现实主义者而言，所有的权力形式最终都是围绕着国家的成功而展开，包括在永无休止的争取国家生存的斗争中获得一个有竞争力的地位，以及阻止任何国家或者国家群体挑战其安全利益。冲突在国家间关系中是极为普遍的现象。同敌人或者盟友进行合作从根本上说是暂时的、依情况而定的。(https://www.daowen.com)
在无政府状态下，国家总是相互制衡的，因为不如此行事将危及生存。国家并没有采取追随战略、隐藏战略或者尝试战胜该体系。[17]它们拒绝把这些战略当做切实可行的选择。国家承受着被生存斗争淘汰出局的风险。如果美国及其盟友制衡苏联及其伙伴符合新现实主义理论，那么我们将期望同样的机制将会随着一个新兴的多极化世界而发挥作用，在后冷战时期唯一的军事超级大国（美国）主导的体系下处理多元的硬实力中心与软实力中心的关系。这一机制要么被视为对作为当代体系单极权力的美国进行不逊的反抗，要么被视为对占有优势的西方自由民主国家联盟发起一场攻击。而西方自由民主国家联盟的技术与经济实力远远超过了发展中国家当中的南半球国家。[18]在新现实主义看来，无论在冷战前还是冷战后，国家仍然被迫去关注相对物质能力。[19]经济与技术的权力失衡，不仅仅侵蚀了军事实力，而且被认为是一个无法逃离的规则。[20]
第三，新现实主义认为两极体系比多极体系更加稳定。[21]他们宣称两极体系更不易于爆发战争。他们把冷战两极结构描绘成为稳定的结构，并认为在可预见的将来它也是牢不可破的。他们认为美国与苏联所支配的军事实力是如此强大，以致任何其他的国家或者国家联盟都不能同它们相竞争或者取而代之。在新现实主义者看来，超级大国并不需要盟友。但是，这一论断对更小的国家有着不同的意义。由于超级大国的伙伴一直在变换，不断变化的联盟将对两极体系没有任何影响，即便它可能对边缘国家有着很大的影响。他们把结盟的伙伴比喻成超级大国洲际客轮上的折叠式躺椅，它们可能被重新洗牌，或者某些盟友从一艘超级大国客轮上被转移至另一艘超级大国客轮，或者被抛入大海。然而，掌控海洋游轮及其方向的权力驱动着其他国家与行为体的行为，而其本身并不会受到这些表面变化的影响。任何新的结盟——如果由你来安排这些折叠式躺椅的话——都无法破坏任一超级大国的物质性权力。
由于每个超级大国能够在表面上准确地评估其竞争对手的权力，并且不关心其盟友的行为，那么，此种情境下的权力计算将比一个更加复杂的多极体系下的权力计算更加透明、更容易衡量。超级大国拥有的主导性核力量强化了两极体系所谓的稳定性。无论常规军备有多大的破坏性，也无法像核武器那样具有决定性或者迅速的影响。超级大国威胁发起常规战争将不可避免地导致出现冲突升级与相互核摧毁的可能性。每个超级大国在短短几分钟内都能够彻底地消灭对方。这一内嵌的威胁改变了竞争对手之间的计算，并促使它们保持谨慎，进而强化了双方维持和平的动机。
超级大国在客观上有一个可识别的动机来进行合作，阻止发生一场核战争，并避免其自身的毁灭。这个压倒一切的战略束缚限制了它们通过武力或者威胁来竭力争取利益的程度。竞争对手之间严重的误算是引爆第一次世界大战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共同特点。在这两场战争中，德国错误地认为它将能够获胜；如果军事规划者已经获得远程、坚不可摧的核武器快速且可靠的能力，那么这一误算发生的可能性会更小。[22]事实上，新现实主义者迫切追求更大范围的核扩散。他们有关国家权力及其永无休止地追求安全的假定，导致其预测国家将走向核战争——相应地，他们建议国家应该准备应对核战争——因为在无政府状态下国家几乎没有选择。世界将变得更加稳定；换言之，国家更不愿意挑起大规模的战争，并更加倾向于限制小规模的战争。[23]
尽管经历了40多年的争论，但到底是两极还是多极体系更加倾向于战争还是和平的问题，仍没有解决。[24]辩论的双方都列出证据来支持自身立场。其观点是否有效取决于其对国家间冲突演变的重新解读是否符合对战争爆发的预测。许多传统现实主义者引用了相互重叠且相互冲突的联盟体系来证明多极体系更加稳定，但是德国首相奥托·冯·俾斯麦（Otto von Bismarck）在德意志帝国建立后，秘密地破坏这些联盟体系。[25]当没有一个盟友是可靠的，且每个盟友都是一个潜在的背叛者，那么，侵略者既不可能完全地依赖临时的伙伴，也无法确信其伙伴以及至今中立的国家不会加入一个反对他们的联盟。[26]随着美国作为唯一的军事超级大国的出现，有关两极体系还是多极体系稳定的争论暂时变得毫无实际意义。但是，这一争论可能再次出现，要么是因为美国的权力可能出现过度的扩张，要么是因为另一个霸权或者国家联盟能够挑战美国的霸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