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与跨国公民社会

人类社会想要生存和发展，只有安全是不够的。任何行为体，尤其是个人与群体，不只是想从避免人身伤害中获得生命安全。这并不是要轻视达到此种情况所面临的困难。人们非常想要知道自己的人身和财产安全是否在国内和国外都得到了保护。无论我们承认与否，在资源稀缺的条件下，在个人或国家想要获得多大安全，与由于不同程度的安全的机会成本原因而被迫放弃这种安全之间，有一场不可避免的取舍（trade-off）。[50]人必须满足日常的生活需求，例如食物、居所、衣物、休息、休闲、艺术表达和社会培养（social nurturing）。正如卡尔·马克思令人信服地坚称，这些不可避免的问题限制了人类在日常生活与社会交往中的选择。[51]人类不得不解决这些宽泛而复杂的福利需求，即便解决了他们的安全分歧，他们也同样面临无法避免的社会生活及其永恒的要求。

现代社会的一个突出的特点是：世界上大多数民族普遍选择更多而非更少的物质财富和舒适生活。与先前的几个世纪完全不同的是，当今全球政治最为显著的特征之一就是人们更愿意选择“在当下获取更多”而不愿遭受贫困和生存窘境。这并不意味着人类必然要获得更多的欲望驱使或者对这一欲望进行限制，也不意味着人类社会将无法做出决定，并在必要的时候使用武力，来限制和控制物质欲望。而在古代社会，经济上的追求会受到社会性限制。[52]大多数人更热衷于政治、艺术、宗教和文化学习，而轻视经济和商业活动，视之为次要的追求。只有少数人是例外。[53]澳大利亚的土著居民（Aborigines）在4万多年中一直维持其原始的社会状况。他们选择以狩猎和群居生活来抑制对物质的追求，即便某些人偶然发现农业是一个可替代的选择，但也被认为是一种不可接受的定居生活方式。[54]如果《吉尼斯纪录大全》（Guinness Book of Records）真的记录了的话，这也算是一项世界纪录了。如今这种限制已经不再起作用了，整个社会都处在全球化进程之中。

当我们在适当的情况下被给予一次选择的机会，许多人会更愿意选择“在当下获得更多”。虽然人类社会在民族、种族和文化构成上仍存在巨大差异，但受全球化市场力量的驱动，人们开始接受并选择科技创新、可持续经济发展作为实现更大程度上物质丰富的途径。为完成这些目标，人类社会不得不限制国家及其统治政权对暴力的使用，也想出一些运用和限制武力使用的方法，比如鼓励建立开放自由的市场交易体系和促进科学发现与技术创新，来促进人类社会的物质和经济福利。因此，在社会福利方面，国家虽然现在并在可预见的未来都将是经济交易与科技创新的中心，但是随着国内和跨国的非国家行为体自由交往的扩大，国家干预公民社会的权力已开始受到越来越多的限制。结果就是，限制国家的强制性权力成为一种安全关切。这一观点与第五章阐述的自由主义经济理论尤为相关。

这也反映出一种不同的安全困境，并引人关注。既然人类的物质福利是一个无法逃避的生物-经济本能，那么它就是一个根本性问题。国家在使用或者限制其权力时采取的决策和行动都成了安全问题。虚张声势就是一个限制国家使用和获得强制性权力的问题。除非安全研究得以延伸至涵盖了共同的福利问题，并通过对自由、自愿、开放的全球市场制定严格的规定来限制武力和暴力的影响，否则它将是不完整的。当今所有的行为体和制度，包括个人、跨国公司和诸如欧盟、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贸易组织等这些国际组织，都是全球市场的关键要素，它们的交往互动水平反映出国家的对外联系。在安全研究中纳入跨国维度展现了当今后冷战国际体系的一个显著特征，经济可持续发展是国家与非国家行为体行为的一个推动力量，这也是可持续经济发展的关键。(https://www.daowen.com)

限制国家的强制性权力并不是一个免费物品（free good）。[55]延续了几个世纪的武力、暴力和威胁，推动了全球贸易体系的建立和扩张。典型的案例包括，19世纪30年代末英国对中华帝国发动的鸦片战争，1854年美国黑船（American Black fleet）用武力打开了封闭的日本大门，此外，还有比利时国王利奥波德（Leopold）掠夺比属刚果（the Belgian Congon）的橡胶和矿产资源。[56]作为一种满足物质福利的要求，建立全球市场的动力决定性地导致了20世纪战争的爆发。据称有1亿多人在战争中丧生。维持一个全球市场体系并使其良好运行，仍然要求聪明且审慎地运用武力，需要通过提高生产率的方式来界定财产权、强制执行合同、创建市场和建立私人做不到的安全之网。[57]相反，当预期国家使用或者限制物质性权力时，国家行使征税、借贷、没收财产或者干预民事合同纠纷等物质性权力而使得相关方处于不利地位，仍然是一个安全问题。

正如第三章所言，不能夸大国家与国际公民社会的发展与壮大对安全研究的重要性。一个日益扩大的全球公民社会对经济与科技的影响也非常明显。即时通信与廉价的交通成本把各民族和国家紧密联系起来，社会、政治和规范等要素在全球化中也发挥了重要影响，它塑造和影响着个人、群体、政府是否使用武力以达到目的的决策。全球社会的民主化对安全研究有着深远的影响。[58]通过被统治者的一致同意以及法治，社会凌驾于政治领导人、政党或者宗教官员等意愿之上来进行统治。作为一种理想模型（即使现实中不存在），秩序是通过一致同意而非强制来实现的。在一致同意的框架内，公民自由与人权将得到民意的支持。在跨国层面，诸如大赦国际（Amnesty International）、人权观察（Human Rights Watch）以及无国界医生（Médecins sans Frontières）等协会组织，能够有助于推动全球对保护个人与群体权利的支持，与此同时也促进了民主化。[59]这些行为体和力量在国际和国内社会中发挥作用，这也反映出迄今为止另一关键层次上的国家行为和一系列至关重要的安全问题，其中，在社会交往互动中形成了使用或者抵制武力的决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