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安全与国际安全研究奠基
我们需要在以往研究基础上建构一个理解和解释安全的概念框架。我们同样也需要这一研究基础来证明我们在第一章中做出的选择，即在同安全和国家中心角色相联系的行为体交往中，它包含了行为体、要素与层次等内容。一个可靠且经得住检验的方法就是看看传统思想家和政治家是如何理解安全的，在此基础上形成我们自己的见解。这可能有助于我们凭借自己的力量在摈弃“旧”思想的基础上形成自己的观点。在批判性地评估传统思想时，我们必须做到不能抱有偏见，更不能让偏见影响我们对安全的看法。
在著名的传统思想家中，托马斯·霍布斯（Thomas Hobbes）、卡尔·冯·克劳塞维茨（Carl von Clausewitz）、修昔底德（Thucydides）都曾致力于解释和理解安全问题。检验这三位伟大思想家的思想，借助他们的见解，将有助于我们在构建自己的安全理论时获得跨越式发展。他们的研究成果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出发点，而不是一个终结点。虽然对这些理论家思想的研究不会使我们直接获得想要的知识，但是这将有助于我们学习如何思考安全问题，包括安全是什么和为什么的问题。这些思想家的思想超越了其所处的时代。就安全而言，他们能够标准化所有行为体的行为，而无须考虑时间、空间或者社会环境的变化。这种置身事外的分析是我们需要从他们那里学习的最重要经验之一。
在随后的章节中，我们需要比这些思想家看得更远。鉴于他们所处的时代，我们在确定其他要素和行为体时不持任何立场（见表1.1），如今这些要素和行为体对我们更全面理解安全是至关重要的。如今的许多行为体，例如联合国和苏联，在他们所处的时代是不存在的。我们需要充分利用我们的经验并从他们的著作中去了解安全。人类社会的深刻变革对人类提出了新的安全挑战。科学知识的爆炸式增长、不断的技术创新与扩散、全球市场、不同文明以及不同的社会体系与价值观之间日益增多的交流与冲突，推动了这一不断变革进程的发展。“9·11”事件以及美国在2001年9月发动的全球反恐战争，只能从权力与人类目的的结构性转变背景中获得全面的理解。
这些持续进行的变革已经改变了安全的含义，并使安全成为一个全球性问题，我们也需要相应地对安全进行系统性研究。国家、群体或者个人手中掌握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尤其是核武器，对全世界各国人民的安全都构成了严重且迫在眉睫的威胁。而在我们三位思想家所处的时代，当时的安全威胁无论有多么严重，都无法与当今人类所面临的安全威胁相比。如今，虽然国家仍可能遭受灭顶之灾，就像历史上雅典摧毁了米洛斯城（Melos）、罗马人摧毁了迦太基（Carthage）一样，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人类本身会面临灭顶之灾。我们如果想要与时俱进地思考国际安全问题，就必须考虑到我们所处的社会环境已发生的深刻变革。
也就是说，霍布斯、克劳塞维茨、修昔底德跨越了时间、空间与环境的变化，仍在同我们展开对话。霍布斯来自17世纪的英格兰，克劳塞维茨来自19世纪的普鲁士，而修昔底德来自更早的公元前5世纪的希腊。虽然当前我们面临的安全环境和安全议题不能与他们那个时代相比，但有一点是毋庸置疑的，全球化的武力运用盛行会引发更大的选择困境。这也是他们最早阐述的观点之一。今天，这一问题同他们当时所处时代所面临的问题一样真实。如果这些思想家的观点完全可以取信的话，那么，国家或者个人和群体的选择和行动困境虽然可能随着时间的不同而有不同的呈现，但是形成困境的结构或体系性因素在本质上是一样的。正如他们所揭露的，由于使用武力或者威胁使用武力而不断引发的潜在选择困境，这是人类社会交往中都面临的困境。
历史上发生的诸多不同的冲突都反映出他们的这一洞见，例如，一千年前埃及与赫梯王国（Hittite Kingdom）的冲突、雅典与斯巴达的冲突，基督诞生之前罗马与迦太基之间持续了几个世纪的冲突。同样，我们可以理解17、18世纪法国与哈布斯堡王朝统治下的奥地利（Hapsburg Austria）争夺欧洲霸权的战争、“一战”和“二战”期间大国对世界统治权的争夺、美国和苏联为争夺世界主导地位而爆发的冷战。现今由于安全挑战引发选择困境的问题并不比过去少，例如犹太人和巴勒斯坦人的武装战斗、卢旺达胡图族和图西族的武装冲突、美国于1991年和2003年入侵伊拉克，所以可以确定的是，在不同地区和不同时代，武装冲突与敌对各方之间无休止的相互威胁，在形式、特点以及对敌人造成的破坏力方面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而不断演变。[1]社会经济组织与实践的变革、新的科学技术以及越来越多（或者越来越少）的经济资源将扩大或者缩小诉诸武力的机会和动机，并决定了人类交往偏好的结果。这些历史知识或者有限的差异是人类共同的关切。追踪这一复杂的演变虽然对安全研究具有重要意义，但是它已超出了我们现有的兴趣范畴。就我们此刻的目的而言，我们首先感兴趣的是，确定人类作为人在面临安全困境时有哪些相同或不同的反应。在此方面，三位理论大师为我们理解安全作出了永恒的贡献。这些知识在今天仍是鲜活的，好像是首次出现一样。
我们希望研究这三位理论大师著作的第二个原因是，今天诸多理论者仍然就安全研究而争论不休，这导致了人类及其代理人通过使用武力和暴力来达到目的仍然是一个必要而非充分的解决方案。这源于社会内部以及不同社会个体间与群体间普遍且持续的冲突。这些理论者假定，各行为体，如个人、部落、社会或者国家之间开展共识性合作（consensual cooperation）的一个前提条件是，相互联系并相互依赖的行为体已经创建了一种能够解决它们之间不可避免的争端和冲突的机制或者秩序。没有人会想象能够出现一种“纯粹和平”（pure peace）的状态，尤其是在现代国家拥有完全压倒性的物质性权力的情况下，人们不会想象政治冲突将不会直接或间接地诉诸武力或者威胁来得以最终解决。他们认为，人类社会的客观事实就是武力是解决冲突的最终且决定性工具。
这些理论者认为，当非暴力手段无法解决分歧时，冲突将演变成暴力。三位理论大师也曾认为人类拥有以非暴力手段来改善生活以及完善社会条件的创造能力。但自相矛盾的是，如果人类自由和创造力得到蓬勃发展，那么控制暴力就成为政治的首要目的。在广泛的人类关切中，使用或威胁使用武力并不妨碍合作的进行。霍布斯就安全和秩序作为社会生存和繁荣的前提条件的必要性作出了清楚且雄辩的论述：
因此，在人人相互为敌的战争时期所产生的结果，与人们只能依靠自己的体力与创造力来保障生活的自给自足时期一样。在这种状况下，产业是无法存在的，因为其成果不稳定。这样一来，举凡土地的栽培、航海、外洋进口商品的使用、舒适的建筑、载重工具和大型机械、地貌知识、时间记载、文艺、文学、社会等都不会存在。最糟糕的是人们持续处于暴力死亡的恐惧和危险中……[2]
这些观点使这些理论家成为现实主义安全流派的代表。第四章对此做了更加详细的解释。由于在人类合作的表面之下仍然存在诉诸暴力的极大可能，因此霍布斯假定人类需要一种令人敬畏的力量，他称之为利维坦，来仲裁一个社会中个体间以及群体间的分歧。[3]如果想要建立一种秩序，那么，如今被人们称之为国家的利维坦——就必须足够强大，能够决定性地解决社会成员间分歧。到底我们需不需要一个强大的利维坦，这一问题始终困扰着所有的社会群体。[4]
威权政府与独裁政府同现代民主社会或者原始狩猎采集社会一样，都是真实存在的。[5]政府必须足够强大到能保护和防卫国家应对来自敌人的各种威胁，它同时还必须时刻运转、时刻准备着确保社会的安全和生存。这样，普通民众就能够安稳地休息睡觉以补充能量，或者全力去做其他关切之事。这一强大国家的力量必须凌驾于个人生活之上，以确保社会本身的安全和发展，个人融入社会，个体自我实现的机会也取决于社会。国家至少应在物质上足够强大，能够制衡或者抵消其他敌对力量，使得后者无法将其要求和统治强加于他人。[6]就对手之间创建一个稳定的秩序而言，所有的参与者还必须直接或间接接受这种权力分布状态，承认其合法性，无论这些权力之间有多大的差距。
最后，三位理论大师也明白，国家可畏的权力必须得到它致力于保护和统治的人民的支持。盟友国家也应充分相信其盟友的可靠性。国家要么凭一己之力获得国内支持来维护安全，要么通过结盟获得外部支持来维护安全。国家的权威以及合法垄断暴力的决定性前提是它在领土边界内外能够履行安全职责。除非它能够保证个人与社会的安全，否则人民为什么要服从这一权威呢？相反，人们希望，国家通过履行安全职责，保证其所保护的利益、目标和价值观免受威胁，而成为一种正当且合法的秩序。这一点在霍布斯对安全的论述中体现得尤为明显。否则，国家和拥有强制性权力的组织将牺牲利维坦或者国家保卫的民众的利益，而去追求其自身的利益。
通过简要概括三位理论大师对国家行为的论述，我们能够更好地理解他们对安全的界定。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也能够通过学习来构建我们自己的安全理论。我们可以依循他们的案例研究，而不必明确地作出安全假定，也不必解释行为体诉诸武力的行为，而是学习如何理解个人、社会以及国家安全，以及如何将安全与更广泛的国际关系研究联系起来。[7]我们能够去做的是，确认安全问题是人类生存的一个永远的核心条件。这绝非一件易事。我们没有义务同这些理论大师们意见一致。我们仅是与他们开展一场对话。第一步就是验证为什么会安全、如何获得安全以及安全是什么。我们可以按照自己的喜好，在第四至第七章甚至更多章节中寻找在解释安全行为上更有说服力、更为有用，并且更能激发我们兴趣的研究范式或者研究方法，引导我们找到某种安全。这些思想家对我们可能如何思考安全提供了诸多建议，而不是说我们必须按照他们所说的那样去思考，并将之运用至我们这个时代。在三位理论大师的基础上，我们学会独自行走，并逐渐成为一个独立且有经验的专家，去思考国际安全。我们最初要依赖这些鼻祖的主要原因是，能够逐渐自主地理解和解决如今困扰我们的安全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