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现实主义与新现实主义的修正
一些现实主义者，虽然也接受新现实主义把冲突作为可检验变量的体系性解释，但是认为古典现实主义与新现实主义都必须扩大其广度与深度，以解释新的国家行为形式。尤其是需要更具体地分析行为体选择与行为所处的环境，以解释和预测国家的安全行为与政策。这些学者寻求检验新现实主义论点在特定案例中能够完美发挥作用的条件。然而，在特定案例中，传统现实主义与新现实主义所做的预测同国家的实际行为发生了冲突。
对其修正就是要能缩小现实主义理论中令人尴尬的差距，增强现实主义研究范式同其他可能成为霸权理论研究范式的竞争能力，并得出与古典现实主义假定以及新现实主义的不同结论。对令人尴尬的事实做出调整以及对竞争性思想流派提出令人烦恼的批判，将颠覆古典现实主义的观点，侵蚀新现实主义的解释力。这些转变引来诸多批判：批判它不予考虑作为一个“不断退化的研究议程”的现实主义，[27]质疑它轻易地陷入国家之间的军备竞赛。从这一点而言，批判者惊叹“如今每个人都是一名现实主义者”。[28]
首先，这些人从现实主义者与新现实主义者秉持权力平衡观点的客观条件出发，转移至心理变量或者主观性变量来解释同制衡行为相左的国家行为。在这些学者中，有些人认为一个多极体系的稳定与否取决于决策者选择确保国家安全的军事战略。也就是说，决策者对采取进攻性军事战略还是防御性军事战略能更好地服务于本国国家利益的认知，决定了其结果。[29]有的决策者认为下一场战争将凭借进攻才能获胜——第一次世界大战前欧洲军队普遍认可这一假定；他们声称国家是一根“囚徒锁链”（chain gang）中的成员。为避免失掉战争，不能失去任何盟友。在这种情况下，战争的爆发可能是由一个失控的盟友引发的；它通过拉扯“囚徒链锁”而把其盟友拖入战争。而对那些认为防御是一种得胜战略的人来说，联盟诱使双方“相互推诿责任”（buck passing），例如“一战”与“二战”期间大国的行为。这一背叛行为减少了一个联盟的威慑力，可能也会加速战争爆发的进程，因为一个准侵略者将对来自一个敌对但问题重重且“相对推诿责任”的联盟的恐惧会更少。
我们要注意到这一修正的解释力所发生的变化。联盟的制衡与可靠性、战争与和平议题是通过政治家的认知来解读的。[30]对古典现实主义者与严格的建构主义的新现实主义者（constructionist neorealists）来说，物质性权力的客观条件总是且最终决定一国的行为。当然，这也为对敌人的真实实力与国家间权力平衡的错误认知与误算留下了空间。当我们对此进行检验时，非物质性认知可能与物质性权力不匹配。强调客观可观察的物质性权力明确地把古典现实主义者、新现实主义者同其修正主义同僚区别开来。前者认为这些友善的修正，不管它是有意的还是无意的，威胁了现实主义与新现实主义的概念大厦（conceptual edifice）。修正主义者认为，在他们详细说明的条件下，对国家间暴力分布以及物质性权力平衡的认知可能比物质性均势本身更重要。如果我们允许这一分析思路取代物质性权力能力的评估，那么将从根本上与古典现实主义相分离，并且毫不含糊地与更加狭隘地关注新现实主义者的苛评区别开来。
其他的分析者甚至走得更远，把这一趋向主观认知的重新定位作为因变量去解释国家安全政策；然而，他们仍然把自己算在现实主义阵营。他们关注心理机制，而行为体借此评估其他国家及其领导人的“意图”。根据这一分析路线，国家及其政治家根据对其他政权所认知的意图进行制衡。他们并不是对其他国家的物质性权力和这些潜在对手的军事能力与战略的认知做出制衡反应。[31]国家去制衡一个强大且正在崛起的霸权，或者追随该国将取决于它对后者使用其占优势的物质性权力的估算。国家将不会去制衡最强大的国家。这一现实主义理论的解释本质上是抛弃了军事实力作为国家行为决定性因素的重要性。它依赖于一种国家意图理论，把国家意图视为决定国家制衡抑或追随行为的核心变量。
迄今，其他自我标榜的现实主义者认为这一举动是远远不够的。对他们而言，从能力转向意图将无法充分地解释国家的安全行为、制衡与结盟，尤其无法解释第一次世界大战与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国家行为。[32]古典现实主义者假定，军事与物质能力分布的功能是国家行为的外在性决定因素。这一假定虽然仍是解释安全联盟的一个重要因素，但是一些现实主义者认为，应该把这些国家的组合与联盟全面地理解为聚集的国家偏好结果。国家甚至做出以国家的物质性弱点为代价的选择，取决于它是一个修正主义国家还是维持现状的国家。国家联盟的变化以及辨认联盟的敌人取决于一国所追求的价值观与偏好的差异，以及其他国内社会的政治安排。传统现实主义向彻底的主观性因素延伸；这一行为更加接近建构主义而非现实主义的思想，从而剥夺了现实主义最根本的假定之一——国家永无休止地追求权力并且制衡最强者。解释国家安全行为的因果关系箭头已经被逆转了。一名友好的现实主义批判者总结道，持这一立场的人把“现实主义变成了理想主义”。[33]这一批判并没有轻易地站在现实主义修正者的那一边。而现实主义修正者重申：如果国家能够获得某种优势，那么，它将会站在最强者一边，尤其是在这些案例中，即强大的国家是维持现状的大国，然而，同一个更加强大的国家相比，更加虚弱的国家并不会把其明显的物质弱点视为一种担忧或者威胁的来源。[34](https://www.daowen.com)
在此方面，另一派自我标榜为现实主义者的理论者从心理学与规范的视角来解释冷战的结束。他们把戈尔巴乔夫与苏联其他的改革者描述为逐渐被西方的非侵略性意图所说服。他们声称，苏联对美国防御性政策的认知决定并且促使苏联采取缓和政策；缓和政策则是进行改革的一个先决条件。如果它已经假定西方采取的是一种防御性政策（同列宁主义的预期相反），那么就不会认为西方在全球资本主义市场中利用苏联的缓和政策。戈尔巴乔夫的改革是基于他对西方和平意图的认知；然而，讽刺的是，这一认知不知不觉地摧毁了共产党政权及其个人的权力。[35]在修正主义者对古典现实主义与新现实主义思想的重构中，对手的物质性权力作为超级大国行为重要驱动力的作用逐渐减小。对戈尔巴乔夫改革政策以及苏联对美国安全政策发生根本性转变的解释，不仅取决于戈尔巴乔夫如何认知权力，还取决于分析者如何认识戈尔巴乔夫对西方意图的认知。
此外，最近试图挽救现实主义（如果不是新现实主义的话）有关戈尔巴乔夫统治下苏联外交与安全政策变革的解释值得关注。[36]这些自我标榜的现实主义者的重点是解释苏联政策的转变，而不是解决苏联为什么解体这一令人头痛的问题。后者仍然是改变冷战与终结两极体系的核心事件。同古典现实主义相比，这些研究者集中研究苏联技术与经济的缺陷。他们认为这些限制迫使苏联思维发生猛然的转变，包括保守派和改革派，选择对西方实行缓和政策。为强调这些物质性但非军事性能力，传统现实主义者与新的现实主义者在表面上部分重叠。
关于西方为什么选择依靠一个基于科学发现、技术创新以及开拓全球市场的跨国体系来解决其经济需要的问题，仍有待解释。这些选择部分地被还原为战略性权力考虑，进而导致苏联同西方的差距，从而迫使苏联的外交与安全思维发生变革。但是，这些不仅仅是军事力量建构的权力结构，并没有得到全面的或者有说服力的解释，而这一权力结构却摧毁了苏联（现实主义者与新现实主义者认为这些将不会发生在一个军事上强大的国家）以及共产党在苏联及其东欧帝国的权力垄断。解释苏联安全与外交政策的变化不能同解释苏联解体与冷战结束这些问题分割开来。我们需要对后者产生的结果进行解释，但是，无论现实主义理论者多么具有想象力地进行修正来挽救该理论，都已经超出了一个现实主义研究范式的局限。
有人可能会认为，铁杆现实主义悲观派并没有准备好重新解读现实主义，包括主观性要素或者变量，例如认知、意识形态、意图或者国家与领导人之间的规范融合（normative convergence），来解释一国的行为及其安全政策。他们也没有热衷于接受某些学者的主张：把防御性与进攻性战略视为支持或者扩展理论的必要条件，更不要说对新现实主义进行友好的修正。但是，对自认为正确的现实主义与新现实主义进行友好的修正，将冒着被改变成为一个替代性举措的风险。正如批判者所言，如果他们认可这些，那么将威胁到现实主义与新现实主义的研究议程。[37]有这样的朋友，谁需要批判者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