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劳塞维茨：安全困境与国家
世界体系中的各国都宣称对主权辖内的领土和人民拥有合法使用垄断暴力的权利。然而，现有体系的分散化不可能为国际安全和秩序提供牢靠的保证。在霍布斯主义者看来，国际体系中没有一种能解决争权夺利的国家之间矛盾或强行施加解决方案的令人敬畏的权力。事实上，国家权力主要就是阻止这一结果的出现。因此，民族国家可以在国家或地区层面上解决安全和秩序问题，但在民族国家体系层面从根本上无法解决安全与秩序问题。民族国家体系是一个虚弱、脆弱和去集权化的体系，它把安全困境的焦点从个人和社会层面转移至国家间关系及其权力分配不平等层面。
随着现代国家的崛起及其被普遍接受，安全困境也随之扩大并加深，并与个人和群体把国家间关系视为法人实体（corporate entities）密切相关。霍布斯明确指出，对于那些偶然观察国际关系的人来说，已经明显地观察到无政府状态存在于特定的社会中。例如，美国拒绝成为新成立的国际刑事法院（International Criminal Court）的成员国，并宣布中止它先前签署的条约。美国拒绝的理由是保护美国在世界范围内参与维和行动的军事领导人和平民领导人免受起诉，并保护美国在世界各地的利益。而国际上也没有使用武力强迫美国服从国际刑事法院的管辖。像以色列和缅甸这样的小国，也因为有罪不罚而不理睬联合国决议。无政府状态支配着民族国家体系，这是一个重要的特征。国家作为人类政治与道德的主要单元，其优势在很大程度上可归因于它作为一种战争体系所取得的成功，从而确保在令人敬畏的权力匮乏的情况下，也能规制国家间关系。[19]
卡尔·冯·克劳塞维茨与霍布斯的论述一致。他通过逻辑推理得出的结论是，国家，像霍布斯所说的个人一样，生活在永久性冲突和“纯粹战争”倾向的环境之中。[20]国家维护自治与独立的决心、国家间相互冲突的利益以及各国对治理国家间关系所偏好的秩序持有相互冲突的想法，使得它们不得不把战争作为一个持续的必要手段和压倒性的优先事务。如果国家间不能够相互制衡，那么在无政府状态下国家对权力与主导权的争夺，将走向霍布斯所说的所有人反对所有人的极端局面。
国家间武装冲突走向极端的趋势在国际层面界定了安全困境。备战的国家越多，其对手就越有可能做出相应的反应，最终导致双方走向可预测的“纯粹战争”行动。国家越少担心战争以及其他国家可能在冲突中使用强制性权力达到其目的，这些麻痹大意的国家就越可能服从其他国家的意志。国家不同于个人，是拥有独立主权的、自称是道德组合体的统治单元，不可能屈就一个利维坦而逃离永久性冲突。国家过去和现在都是利维坦。让它服从其他国家或者一种更高级的权力就等同于国家的自我毁灭。
克劳塞维茨的观点是，战争在国家间关系中几乎无法获得一种纯粹的形式。现实世界的战争不同于“纯粹战争”的“理想模式”。如果国家间关系仅剩下武力和暴力的话，那么权力逻辑就主宰着终极博弈。物质与环境因素几乎总在阻碍或者阻止纯粹战争形式的出现。这一逻辑的结果是，竞争对手之间相互使用武力或者暴力是为了达到它们的目的。然而，对克劳塞维茨而言，决定性限制要素却是非物质性要素。政治和道德的限制在制约着统治阶级及其代表对国家权力的使用，并促使他们在与其他行为体讨价还价的谈判过程中达成一种“交易”，而排除物质性毁灭（material annihilation）。
克劳塞维茨敏锐地意识到法国大革命已经从根本上侵蚀了这些政治与道德因素。拿破仑战争在爆发初期就开启了一个新时代，这场横扫欧洲大陆长达一代人时间的战争直到法兰西在滑铁卢战争中失败才结束。战争的国家化和民主化定义了今天现代战争的特征，也使国家能够在民众中征集所有可获得的人力、物力等资源。自前国家时代与前工业时期以来，制造战争（war-making）的这一变革为现代国家提供了各种能够在实践中真正实现“纯粹战争”的手段。全面战争把所有人的担忧和利益降低至一场简单的决斗，在这一决斗中，摧毁竞争对手或者促使竞争对手投降，消耗了所有的人类资源和想象。[21]
克劳塞维茨无法预见的是，坚定宣扬国家或文化优越性同不断的科学发现和技术创新（如生产一种更加具有破坏性且更加精确的大炮）之间的融合，能够在数分钟内摧毁全球各地的目标。这些武器体系的发展完善扩大了军事力量的范畴和破坏性。它们制造出了20世纪的全面战争，使1亿人在战争中丧失性命。这些力量以及现代国家的演变、有技巧且理性的民用与军事官僚机构的创建，为两次世界大战以及一场危及人类自身生存的潜在的空前灾难性的核战争提供了条件。
克劳塞维茨为我们理解安全及安全困境所作出的贡献是，他根据他所处的时代阐述了国家民族之间的现代战争在潜在的政治、社会、经济和军事条件下会出现革命性变革。他也承认，先前受到限制但不断爆发的欧洲战争正在日益接近一种“纯粹的”形式，因为18世纪的均势体系已经开始解体。[22]正如法国大革命所表明的，战争作为国家或者民众追求无限道德与政治目标的一种结果，能够接近它的极端限制。人民主权并没有解决安全困境。在不宽容与寻求主导的环境中，国民因为战争而被动员起来，安全问题也将还原为无限制暴力的终极博弈。战争与暴力将接近霍布斯所说的人与人的终极博弈。[23]除非受到非物质性政治、文化或者道德的制约，否则“纯粹”形式的战争将挑战人类其他的所有关注、担忧和考虑。纯粹战争将变成真正的战争。霍布斯所呈现的人类命运是，在没有秩序的自然状态下，如果缺乏一个利维坦强行施加某种秩序，那么个人将自我毁灭。如今这将成为民族国家体系以及世界各民族的潜在命运。它们的命运不仅可以从它们自身混乱的复杂性中窥探，还可以从它们作为人类成员共享共同的基因密码中看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