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伸阅读

[1]参见亨廷顿（Huntington，1991）、库罗德兹（Kolodziej，2003）与伊格纳季耶夫（Ignatieff，2001）。

[2]参见杰维斯（Jervis，1998）的一篇文献综述，以及《美国政治科学评论》（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专门为现实主义开辟的一个论坛，参见论坛文集（1997）。

[3]布赞（Buzan，1991）。

[4]正如下文所述，克里斯滕森与斯奈德（Christensen and Snyder）试图弥补结构与结果之间的缺口，参见克里斯滕森与斯奈德（Christensen and Snyder，1990）。

[5]奈（Nye，1990，2002）。

[6]摩根索（Morgenthau，1985：5）。还可参见艾利森与泽利科（Allison and Zelikow，1999），第一章也详细地阐述了现实主义研究范式的假定。还可参考范·埃弗拉（Van Evera，1999）对现实主义研究范式所做的最新辩护。

[7]缅因（Maine，1886：60—61）。

[8]莱恩（Layne，1993）与沃尔兹（Waltz，1993）。

[9]施罗德（Schroeder，1994a，b）明确指出，除了简单的制衡，还有更多可供国家选择的战略，包括追随战略、隐藏战略，以及试图超越权力平衡的局限来促进和平解决国家间冲突。

[10]科温（Corwin，1916）。

[11]参见布里奇与布伦（Bridge and Bullen，1980）、古利克（Gulick，1955）与基辛格（Kissinger，1953）对运行的权力平衡做出了相似的描述。保罗·施罗德（Paul Schroeder）对维也纳会议体系提出了一种不同的看法，认为它是建立在共同的考虑与一种权益制衡的基础之上，而非权力平衡。参见施罗德（Schroeder，1994a，b）。

[12]参见霍布斯鲍姆（Hobsbawm，1969，1975）及其著作中大量的引用文献。

[13]霍布斯鲍姆（Hobsbawm，1969，1975）、沃尔兹（Waltz，1979，1954，1964，1981，1993，1997）。

[14]沃尔兹（Waltz，1986）。

[15]沃尔兹（Waltz，1997：913）。

[16]摩根索（Morgenthau，1985）。

[17]施罗德（Schroeder，1994b，2004）。

[18]例如，参见莱恩（Layne，1993）、米尔斯海默（Mearsheimer，1990）与沃尔兹（Waltz，1993，1997）。

[19]莱恩（Layne，1993）。

[20]格里科（Grieco，1990）。

[21]沃尔兹（Waltz，1964）。多伊奇与辛格（Deutsch and Singer，1964）从一个相反的视角提出了相反的案例。

[22]沃尔兹（Waltz，1981）。米勒（Mueller，1989）从自由主义理论的研究视角也得出了相似的观点。

[23]沃尔兹（Waltz，1993）预测德国与日本将走向核战争。米尔斯海默（Mearsheimer，1990）也基本上做出了同样的预测。

[24]可以比较沃尔兹、多伊奇与辛格（Deutsch and Singer，1964）的观点。在对该问题进行40年的研究与争论后，两极或者多极体系或多或少地倾向于战争的问题仍未解决。参见米德拉斯基（Midlarsky，1989）。

[25]尤其是布里奇（Bridge，2003：260ff.）。

[26]艾克（Eyck，1968）与泰勒（Taylor，1967）。

[27]瓦斯奎兹（Vasquez，1997）、瓦斯奎兹与埃尔曼（Vasquez and Elman，2003）。

[28]勒格罗与穆拉维斯基（Legro and Moravcsik，1999）。经验主义与行为主义学者的著作提出了更深刻的批判，这在第六章有讨论。他们在现实主义的主张与国家实际行为之间找到了多个不吻合之处。参见韦曼与迪尔（Wayman and Diehl，1994）对事实与理论之间差距的深度讨论。

[29]克里斯滕森与斯奈德（Christensen and Snyder，1990）。

[30]罗伯特·杰维斯是把认知引入国际关系理论，并把它视为对现实主义的一种完美修正的主要理论者。参见杰维斯（Jervis，1976，1998）。

[31]沃尔特（Walt，1987）。

[32]施韦勒（Schweller，1998，1994）。

[33]勒格罗与穆拉维斯基（Legro and Moravcsik，1999：32）。

[34]现实主义者对批判者做出一个有力而广泛的反驳。批判者指控现实主义者抛弃了第一条原则，可参见菲弗主编的著作（Feaver，2000）。当国家认为它能够从一个更加强大国家的结盟中获益，那么我们可以预见该国将会加入最强国的联盟，即便后者对其权力与利益构成一种潜在的威胁，或者古典现实主义所说的真实威胁。这一观点同古典现实主义者和新现实主义者的预期相反。

[35]沃尔弗斯（Wohlforth，1993，1994，1998）。

[36]布鲁克斯（Brooks，1997）。

[37]瓦斯奎兹（Vasquez，1997）。

[38]例如，参见阿克塞尔罗德（Axelrod，1984，1986）、阿克塞尔罗德与基欧汉（Axelrod and keohane，1993）与谢林（Schelling，1960，1966）。

[39]格拉泽（Glaser，1996）。库罗德兹与卡内特（Kolodziej and Kanet，1991）在著作中列举了超级大国在地区层面开展合作的证据。

[40]托马斯·谢林（Thomas Schelling，1960，1966）为这一观点提供了理论基础；还可参见谢林与霍尔珀林（Schelling and Halperin，1958）。

[41]阿克塞尔罗德（Axelrod，1986），阿克塞尔罗德与基欧汉（Axelrod and keohane，1993）。

[42]同上，第176页。

[43]基欧汉（keohane，1984）运用新古典现实主义理论——在第五章有讨论——提出了这一预期。参见科斯（Coase，1937，1960）。阿克塞尔罗德及其同事提出了一个重大的问题：从模拟实验中得出的合作进化论似乎在小群体中能够很好地发挥作用。那么，能否把这一理论运用到200个民族国家、多元且分裂的60亿民众身上呢？我们并不清楚，在某些毫无秩序的地方，自愿合作能够轻易达成或者自动生成。这就提出了强制在社会进化过程中的影响的问题。

[44]本书采取了一个不同于蒂利（Tilly，1975a，b，1990）的国家概念。它与这一讨论的目的相符，集中关注现代民族国家及其演变，它们出现于15、16世纪的欧洲。例如，参见斯普鲁特（Spruyt，1994），尤其是罗斯克兰斯（Rosecrance，1986），他追踪了贸易国家的崛起。

[45]布尔也得出了自相矛盾的结论：在某些时候，如果一个国家不能履行其安全义务的话，那么它可能被更强大的国家所瓜分，从而维持权力平衡；在此，权力平衡是作为一种国家间治理制度。布尔（Bull，1977）引用普鲁士、奥地利与俄国在18世纪末期瓜分波兰的例子，说明作为一种治理体系的民族国家体系存在着相互矛盾的限制：为拯救其他国家以及维持掠夺者之间的权力平衡而牺牲某个国家。

[46]赖特（Wright，1965）。

[47]布尔宣称，存在国家间社会这一规范，但是他并没有提供很多的证据或者证明；诺思（North，1990）为这一规范提供了一个更加可靠的历史与理论基础。

[48]参见布赞（Buzan，2004）为英国学派提供的最新研究成果以及马丁·怀特（Martin Wight，1966a）。

[49]波兹曼（Bozeman，1960）明确拒绝了这一观点。亨廷顿（Huntington，1996）随后发展了这一观点。

[50]库罗德兹（Kolodziej，2003）大大地发展了这一命题。

[51]布赞（Buzan，2004），布赞、利特尔与琼斯（Buzan，Little，and Jones，1993）。(https://www.daowen.com)

[52]鲍德温（Baldwin，1993）与基欧汉（keohane，1986）。

[53]基欧汉与奈（keohane and Nye，2001：246）。

[54]米尔纳（Milner，1993）。

[55]基欧汉与奈（keohane and Nye，2001：257）。

[56]戈德斯坦与基欧汉（Goldstein and Keohane，1993）。

[57]基欧汉（keohane，1988），还可参见奈（Nye，1988）。

[58]戈德斯坦与基欧汉（Goldstein and keohane，1993：25）。

[59]同上，第1—30页。该书发展了这些作者关于观念因果含义的观点。他们的观点比本书在此阐述的观点更加复杂，但是在解释国家行为时他们的核心观点仍然遭到拒绝。此外，他们把国家偏好与利益假定为给定的，并且努力把信念与价值观或者作者松散界定的“观念”同利益建构联系起来，这已经超出了理论分析的范畴。当然，这一举动提出了这一问题，即作为行为驱动要素的偏好与利益从何而来，而这正是制度主义者研究议程的明显疏漏。

[60]这一思想流派相比这里所能完全呈现的思想流派更为复杂与多样。参见霍尔与泰勒（Hall and Taylor，1996）对这三种导向所做的综述，包括历史、理性选择与社会制度主义。由于这一讨论在文献中的显著性以及它被广泛地引用，它集中在基欧汉-奈阵营。

[61]林德布鲁姆（Lindblom，2001）。

[62]基欧汉与奈（keohane and Nye，2001：25）。

[63]奈（Nye，1990，2002）。

[64]鲍威尔（Powell，1991）。

[65]斯奈德（Snidal，1993）。

[66]基欧汉（keohane，1984，1993）。

[67]参见米尔斯海默（Mearsheimer，1994）、基欧汉与马丁（keohane and Martin，1995）之间的讨论。

[68]基欧汉（keohane，1984）。这一观点的问题是：20世纪80年代许多美国学者认为美国权力衰落即将发生，但是这一预期掩饰了美国权力实际的优势。

[69]摩根索（Morgenthau，1951b）。

[70]奥多姆（Odom，1992）。

[71]米勒（Mueller，1995）坚持认为，冷战更应该被解释为一场观念冲突，而不是一场通过追求物质优势来寻求霸权的斗争。大多数建构主义者同意这一观点，例如温特（Wendt，1992）和库芭科娃（Kubalkova，2001a）。我们将在下一章讨论建构主义。

[72]弗利斯（Fliess，1966）。

[73]麦卡利斯特（McCallister，2002）对这些观点进行了详细的阐述。

[74]戈德斯坦与基欧汉（Goldstein and keohane，1993）、基欧汉与米尔纳（Keohane and Milner.1996）

[75]鲍德温（Baldwin，1993）。

[76]布鲁克斯与沃尔弗斯（Brooks and Wohlforth，2000/2001）。

[77]马蒂内利（Martinelli，1994）。

[78]库罗德兹（Kolodziej，1997）进一步发展了这一观点。布鲁克斯（Brooks，1997）、布鲁克斯与沃尔弗斯（Brooks and Wohlforth，2000/2001）的研究为这一观点提供了数据支持。这些学者通过解读相关数据来证明经济改革是安全规则的权宜之计，它并不是受到了苏联民众及其统治精英需求的驱使——这一令人不解的解构是为了挽救传统的现实主义理论。

[79]林德布鲁姆（Lindblom，2001）。

[80]参见科奈（Kornai，1992）的著作以及布鲁克斯与沃尔弗斯（Brooks and Wohlforth，2000/2001）书中提供的详细数据与参考文献。他们认为苏联对本国不断下降的物质能力的认知塑造了推动改革的经济观念与意识形态，而不是相反。

[81]沃尔兹（Waltz，1979）。

[82]基欧汉与米勒（Keohane and Milner，1996）。

[83]布朗（Brown，1996）、霍夫（Hough，1997）。

[84]布鲁克斯与沃尔弗斯（Brooks and Wohlforth，2000/2001）对这个一般性结论提出了部分异议，但是他们并没有理所当然地把西方科学、技术创新与市场结构理解为体系性权力结构，暂且不说特定的国家是否拥有这些能力。

[85]卡内特（Kanet，1989）、卡内特与库罗德兹（Kanet and Kolodziej，1989）。

[86]一些现实主义者曾在事后专门致力于把民族主义纳入现实主义框架的研究，参见波兹南（Posen，1993）和范·埃弗拉（Van Evera，1994）。由于经验实证主义规则以及以它为基础而创建的外因驱动理论并不容纳行为体的身份与主观价值及其偏好，而且行为体在国内层面的分析层次也不被视为国际关系理论及其国家安全的基础，这一研究向现实主义者及其同行提出了一个棘手的难题。

[87]库罗德兹（Kolodziej，1974，1987）。

[88]库罗德兹（Kolodziej，1974，1987）。

[89]凯撒（Kaiser，1994）。

[90]布罗代尔（Braudel，1980）。

[91]参见克里斯滕森与斯奈德（Christensen and Snyder，1990）、戈德斯坦（Goldstein，（1993）、基欧汉（keohane，1996）、波兹南（Posen，1993）、施韦勒（Schweller，1994）、斯奈德（Snyder，1991）、范·埃弗拉（Van Evera，1994）、沃尔特（Walt，1987）与沃尔弗斯（Wohlforth，1994）。

[92]参见瓦斯克斯（Vasquez，1997：899—912）对现实主义论战提供的一个最新的介绍。还可参见勒格罗与莫拉维斯克（Legro and Moravcsik，1999）、韦曼与迪尔（Wayman and Diehl，199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