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伸阅读
Walter Carlsnaes，Thomas Risse，and Beth A.Simmons（eds.）（2002），Handbook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London：Sage.本书分别论述了该学科主要的次领域，并对国际关系理论的现状进行了评价。詹姆斯·费伦（James Fearon）、亚历山大·温特关于理性主义与建构主义研究方法的论文以及杰克·利维（Jack Levy）对战争与和平的论述是政治学科的基础读物。
Michael Breecher and Frank P.Harvey（eds.）（2002），Millennial Reflections on International Studies，Ann Arbor：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这一编著非常适合理论初学者与实践者。
Jonathan M.DiCicco and Jack S.Levy（1999），“Power Shifts and Problem Shifts：The Evolution of the Power Transition Research Program，”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 43：675—704.这一章极大地依赖该文对权力转移理论提出的有见地、建设性的批判。
Daniel S.Geller and J.David Singer（1998），Nations at War：A Scientific Study of International Conflict，Cambridge，U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本书对战争相关性（Correlates of War）研究作出了精彩的评论，作者是两位主要的支持者。
Jacek Kugler and Douglas Lemke（2000），“The Power Transition Research Program，”pp.129—163in Handbook of War Studies，edited by Manus Ⅰ.Midlarsky，Ann Arbor：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这一短文简洁地总结了权力转移理论研究者认为他们对国际关系与安全研究的贡献。
Douglas Lemke（2002），Regions of War and Peace，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这一著作把权力转移理论延伸至世界的四个地区，并为权力转移理论渐进性扩张的能力提供了证据。
Manus Ⅰ.Midlarsky（ed.）（1989），The Handbook of War Studies，Boston：Unwin Hyman；（ed.）（2000），Handbook of War Studies Ⅱ，Ann Arbor：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这两本书对行为主义研究做出了精彩的回顾和批判。
Bruce Russett and John R.Oneal（2001），Triangulating Peace，New York：W.W.Norton.这一著作把学生引导到民主和平的议题，并把这一议题放到更大的情境中，包括国际政治、跨国政治、政府间政治以及国内政治。
Ronald L.Tammen et al.（2000），Power Transitions：Strategies for the 21st Century，New York：Chatham House.这一编著呈现一个广泛的权力转移理论的研究谱系及其成果，并且其成果与这一研究的政策意义相关。
John A.Vasquez（1993），The War Puzzle，Cambridge，U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瓦斯奎兹（Vasquez）在本书中回顾并批判了行为主义关于战争与和平的研究。本书为他深入批判权力转移理论研究提供了有益的帮助。参见“When Are Power Transitions Dangerous？An Appraisal and Reformulation of Power Transition Theory，”pp.35—73in Parity and War：Evaluations and Extensions of the War Ledger，edited by Jacek Kugler and Douglas Lemke，Ann Arbor：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1996.这一批判文章对上文所述乔纳森·迪西科（Jonathan M.DiCicco）与杰克·利维（Jack S.Levy）的著作进行了补充。
Quincy Wright（1942），A Study of War，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赖特（Wright）是创建安全研究领域的先驱，尤其是通过和平研究的视角。在和平研究中，他试图把战争与武装冲突作为一项先决条件，进而发现并采取各种途径去限制或者消灭这一冲突的制度。
[1]詹姆斯·费伦与亚历山大·温特（James Fearon and Alexander Wendt，2000）提出了这一观点，他们呈现了行为主义、理性主义以及建构主义的安全研究方法。
[2]沃尔兹（Waltz，1959）简要地概括了哲学家和社会科学家对人类冲突与合作的根源做出的不同解释，这一争论持续了两千多年。他把这些理论者分成三大思想流派，每一个思想流派都有其自身独特的人类行为图式，它们分别源于个人、国内社会经济与政治结构、分散的国家体系。
[3]米德拉斯基（Midlarsky，1989，2000）。
[4]参见后文以及大量的引用文献：阿德勒与巴内特（Adler and Barnett，1998）、卡赞斯坦（Katzenstein，1996），鲁杰（Ruggie，1998），温特（Wendt，1999）、阿德勒（Adler，1997，2002）、费伦与温特（Fearon and Wendt，2002）。
[5]库格勒与莱姆克（Kugler and Lemke，2000：133）。
[6]非常有意思的是，詹姆斯·费伦与亚历山大·温特分别是两大对立阵营的代表性学者，但是他们都对架构起这两种不同研究方法之间的桥梁持乐观的看法；主要是通过方法论与各阵营提出的双方都感兴趣的研究问题来搭建桥梁。参见费伦与温特（Fearon and Wendt，2002）。
[7]迪斯科与利维（DiCicoo and Levy，1999：585）。还可参见库格勒与莱姆克（Kugler and Lemke，1989：172）与莱姆克（Lemke，1996：8）。
[8]米尔勒（Milner，1993）对无政府状态下国内政治与国际组织之间界线的模糊化进行了检验。
[9]温特（Wendt，1994）。由于篇幅所限，本书未能对行为主义和建构主义其他的研究议程进行详细的梳理。有关其他研究方法参见第210页注释①。
[10]在这一讨论中，除了本书提及的奥根斯基（A.F.K.O.Organski）与加塞克·库格勒（Jacek Kugler），还可以参见莱姆克（Lemke，2002）对这一不断增多的支持性研究文献所做的一个总结，包括他自己的著作。
[11]盖勒与辛格（Geller and Singer，1998），辛格与迪尔（Singer and Diehl，1990），辛格、布雷默与斯塔基（Singer，Bremer，and Stuckey，1972）。
[12]多伊尔（Doyle，1986，1983）。
[13]拉塞特（Russett，1993）、拉塞特与斯塔尔（Russett and Starr，2000）、拉塞特与奥尼尔（Russett and Oneal，2001）。拉塞特的《三角和平论》（Triangulating Peace）努力把民主政权的构成（意识形态与制度）同一个开放贸易体系的跨国经济交易与国际制度联系起来，认为它们都致力于和平解决国家间冲突。
[14]利普森（Lipson，2003）梳理和评价了批判者对民主和平论的批判，并在理论基础上为其解释力提供了有力的辩护。
[15]布莱姆斯与基尔戈（Brams and Kilgour，1988）与布鲁诺·德·梅斯奎塔（Bueno de Mesquita，1981）也是博弈论重要的代表性学者。这一战略研究方式不应与战略决策相混淆，后者的目标是指挥使用武力或威胁使用武力迫使某一对手屈从某一行为体的意志。可参见格雷（Gray，1999）对战略与战略思维的有限认知的讨论。
[16]莱姆克（Lemke，2002：38—39）。
[17]全面的总结和分析可参见布里彻与哈维（Breecher and Harvey，2002）、卡尔斯纳斯、里斯与西蒙斯（Carlsnaes，Risse，and Simmons，2002）、米德拉斯基（Midlarsky，2000，1989）。
[18]关于这一点，参见赫德利·布尔（Hedley Bull，1969）与大卫·辛格（J.David Singer，1969）之间的争论。他们分别为国际关系古典与科学研究方法提供了相关研究案例。还可以参见肯尼思·沃尔兹对辛格及其行为主义支持者还原式、命题式研究方法的批判，认为它们是非理论性研究方法。沃尔兹（Waltz，1979，第一章）。
[19]可以参见奥努夫（Onuf，1989）和沃克（Walker，1993，1989）的著作。
[20]这些社会理论者从不同但相似的研究视角出发进一步发展了这一批判，参见吉登斯（Giddens，1984）、摩根索（Morgenthau，1951a）和韦伯（Weber，1958）。
[21]一些行为主义学者并不认同。参见戈茨（Goertz，1994）。
[22]施罗德（Schroeder，1997）详细阐述了历史学家和社会学家研究方法的区别与分歧，《国际安全》的专题论文集也发表了一些论文就此问题进行了论述。但是，由于社会科学规律必然是处在某一历史情境之中，因此我们不应过多关注一般规律与特殊规律研究方法的区别。
[23]参见肯尼思·沃尔兹（Kenneth Waltz，1979：1—13）的批判，认为社会科学家只对行为模式或规律进行研究，而没有解释这些行为模式出现的原因。
[24]后者的例子有亚当·斯密的市场理论，或者说贾雷德·戴蒙德（Jared Diamond，1997）提出的假设。他们的理论来自他们当初在全球所处的地理位置，然而，他们的解释至今仍然是我们观察权力在整个人类社会与国家中差异的一个必要即便非充分的条件。
[25]赖特（Wright，1956，1942）。值得注意的是，许多行为主义者把路易斯·理查森（Lewis F.Richardson）而不是昆西·赖特作为这一研究方法早期的先驱。理查森的著作主要是借助微分方程的方法来衡量国家间军备竞赛和致命性竞争。他的著作几乎没有关注国家行为所处的环境。鉴于行为主义研究宽泛的范畴，赖特的研究比理查森（Richardson，1960a，b）较狭隘的研究更符合本书的讨论目的。
[26]赖特（Wright，1942：13）。
[27]正如本书前面所说的那样，这一观点在布尔与辛格的论战中得到重申，还可以参见詹姆斯·费伦（James Fearon）和亚历山大·温特（Alexander Wendt，2002）之间的学术交锋。
[28]同上，ⅹⅱ。参见卡尔·多伊奇（Karl Deutsch）的结论。他是一位科学研究战争与安全的先驱。
[29]兹妮斯（Zinnes，1976）。
[30]阿克塞尔罗德（Axelrod，1984）使用博弈论来模拟行为体行为产生的巨大影响。参见利维（Levy，1992a，b）对实验法进行的一种惺惺相惜的批判。
[31]这样的例子很多。因为在公共辩论中，促使某一种观念或者社会价值观被接受时，反对的观点和不利的证据几乎很少被引用。这更多是一种例外而非规则。参见杰维斯（Jervis，1976）对这些研究缺陷尤其是选择性引用历史性数据来支持一个有问题的观点的调查。
[32]吉尔平（Gilpin，1987：25—64）。
[33]例如勒伯（Lebow，1995）把这些思想流派进行了整合。
[34]库格勒与莱姆克（Kugler and lemke，2000）。三位具有敏锐洞察力的评论者一致同意权力转移理论学者的自我评价，认为他们的工作构建了一个区别于现实主义学者的研究议程，参见万斯奎兹（Vasquez，1996）、迪斯科与利维（DiCicco and Levy，1999）。
[35]库格勒与莱姆克（Kugler and Lemke，2000：160）。
[36]奥根斯基与库格勒（Organski and Kugler，1980：14）。几个核心的学者对权力转移理论进行了总结。为避免过多的引用，本书按照时间先后顺序列举出主要的贡献者：库格勒与奥根斯基（Kugler and Organski，1989）、库格勒（Kugler，1990）、莱姆克（Lemke，1996）、库格勒与莱姆克（Kugler and Lemke，2000）以及塔曼等人（Tammen et al，2000）。参见这些著作附加的引用文献以及下文列举的文献。万斯奎兹（Vasquez，1996）、迪斯科与利维（DiCicco and Levy，1999）的批判尤为有用。
[37]可以在万斯奎兹与艾尔曼（Vasquez and Elman，2003）的著作中找到这些观点最新的叙述。有趣的是，他们几乎没有关注到权力转移理论的挑战，这还包括一些论文从本质上质疑权力制衡和权力转移理论的观点，即它们把霸权国作为解释战争与和平的关键要素。参见施罗德（Schroeder，2003）。
[38]布尔（Bull，1977）对现实主义的地位及其基于权力制衡所形成的国际秩序与治理，以及国家间国际法与道德行为的基石的解释进行了总结。
[39]奥根斯基（Organski，1958：338—376）。
[40]奥根斯基的追随者坚定地支持权力转移理论对决策的实用价值。库格勒与莱姆克（Kugler and Lemke，2000）则致力于确立这一主张。
[41]奥根斯基与库格勒（Organski and Kugler，1980：13—63）对权力转移理论的最初模型进行了最清晰的阐述。
[42]例如沃尔兹（Waltz，1964）。
[43]莫拉瓦契克（Moravscik，1997）提供了一个可供选择的研究视角。
[44]读者应该注意到这一点，即本书第四章发现这一假定遭到了某些现实主义者的驳斥，他们强调在解释结盟时意图胜过能力，例如沃尔特（Walt，1987）。
[45]权力转移理论在引用文献中详细地讨论了这些复杂的标准和计算。迪斯科与利维（DiCicco and Levy，1999）也对它们进行了简要的梳理与评论。
[46]塔曼等人（Tammen et al.，2000：23）。(https://www.daowen.com)
[47]奥根斯基与库格勒（Organski and Kugler，1980：46）。
[48]郝伟林与斯克马（Houweling and Siccama，1988）。
[49]莱姆克（Lemke，2002）。
[50]参见鲍尔丁（Boulding，1962）与布鲁诺·德·梅斯奎塔（Breno de Mesquita，1981）。
[51]沃尔兹（Waltz，1964）、迪斯科与利维（DiCicco and Levy，1999）、米德拉斯基（Midl arsky，2000）与瓦斯奎斯（Vasquez，1996）的研究也具有重要意义。
[52]塔曼等人（Tammen et al.，2000）共同对权力转移理论的更新就是例证。
[53]瓦斯奎兹（Vasquez，1996：53；1993：98ff）。
[54]瓦斯奎兹（Vasquez，1993：103—104）。
[55]沃勒斯坦（Wallersteen，1981）。
[56]郝伟林与斯克马（Houwelling and Siccama，1988）。
[57]瓦斯奎兹（Vasquez，1996：44）。
[58]莱姆克（Lemke，2002：161—206）。
[59]库格勒与莱姆克（Kugler and Lemke，2000：136—137）。
[60]金（Kim，1991，1996）、金与莫罗（Kim and Morrow，1992）。
[61]转引自瓦斯奎兹（Vasquez，1996：46）。
[62]瓦斯奎兹（Vasquez，1996）。
[63]参见莱姆克（Lemke，2002：27—35）就理论界对权力转移理论的一般性批判所做的很好的总结和评价。
[64]勒博（Lebow，1995）提出了这一批评。
[65]米德拉斯基（Midlarsky，2000：ⅹⅶ）。
[66]塔曼等人（Tammen et al.，2000）与莱姆克（Lemke，2002）。
[67]施奈德（Snyder，1991）。
[68]库格勒（Kugler，2000：129—163）。
[69]哈特与内格里（Hardt and Negri，2000）。
[70]林德伯姆（Lindbom，2001）。
[71]参见第七章。
[72]对这一观点的详细阐述，参见莫拉瓦契克（Moravscik，1997）。
[73]库格勒与莱姆克（Kugler and Lemke，2000：146）。
[74]帝汶·库兰（Timor Kuran，1991，1995）为个人对统治政权的主观支持进行经验研究提供了一条道路；这有助于解释苏联与共产主义在华沙条约卫星国的统治令人惊讶地崩溃了。
[75]美国已经清楚地说明了它单边使用军事力量的根本原因，无论是发动一场先发制人的袭击，还是在伊拉克发起一场预防性战争（2002年9月）。
[76]同上。
[77]历史学家威廉·阿普尔顿·威廉姆斯（William Appleton Williams，1972，1973，1978，1980）就这一点提出了具有争议的见解。这些见解对解释美国扩张——首先是西方国家，然后是世界——具有重要意义，即便这些见解被忽视了。威廉姆斯的解释开启了对意识形态力量的分析。根据他的分析，美国人即便对追求扩张主义政策存在政治分歧，但是他们都持有一种美国是世界典范的观点——无论其他民族认可或被强制承认这一观点。在路易斯·哈兹（Louis Hartz，1955）有关美国扩张主义的论文中，可以找到一些证据，为威廉姆斯意识形态驱动帝国主义的论点提供间接支持。
[78]施奈德（Snyder，1991）提出了一个截然不同的观点。
[79]同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