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行为主义
第六章和第七章从先前的讨论出发。行为主义者和建构主义者的研究议程更应该被称为“研究方法”而不是“研究范式”。两个阵营的支持者都认为各自在发展国际关系理论和安全研究上开辟了新的道路。[1]两个学派都有各类爱辩论的著名学者和分析者。各阵营内部成员的共同点更多地在于他们所使用的研究方法和他们所援引的论据，而不是他们对任何人类行为或性质的固定概念所做的或者共享的假定。前述章节所涵盖的研究范式明确或隐晦地规定了行为体某些特定的利益或偏好，设定了人类选择或行为的某些持续的趋势或模式。这些或者被视为个人或行为体常见的构成要素（现实主义者和古典自由主义者），或者被视为内嵌在个人或集体行为体所在的社会结构中（新现实主义者、自由制度主义者和马克思主义者）。[2]
虽然行为主义实践者和建构主义研究者的研究方法迥异，但是他们都暗示：如果说人类存在某种核心属性，那么它将有待被学者去发现，而不是人为假定。人类具有某种明确属性的这种观点，或者被视为不可知的（科学行为主义），或者被视为有问题的，这取决于具有思维能力、语言能力、创造力的自由人及其代理人之间的社会交往；他们赋予了其关系的意义和重要性，是其社会构成或社会建构的缔造者（建构主义者）。
第六章和第七章阐述了这两种截然不同的研究方法的主要特征，首先讨论的是行为主义研究议程。本书将评价这两种思想流派对安全研究的贡献。为公平起见，本书首先会单独评估每个思想流派，然后根据本书的标准，即它对于冷战结束的解释力进行讨论。
读者应该清醒地认识到这一关于行为主义或称理性主义安全研究方法的讨论并不是全方位的或毋庸置疑的。这是由于行为主义研究议程的范围颇广，而本书篇幅有限不能尽述。2002年一项有关行为主义对于战争和武装冲突研究的调查显示共有1300篇文献，而1989年该数据仅为700篇。[3]在第七章我们将看到，建构主义的发展速度虽然比不上行为主义，但势头也非常强劲。[4]由于本书篇幅所限以及将要讨论的问题的复杂性，所以内容将有所筛选和选择。然而，即便本书力求公正，但是本书的选择在行为主义或构建主义的支持者看来也不可能是完全公正的。
本书所采用的策略是选择行为主义研究中得到广泛认可的代表性学者，并将其作为行为主义阵营的范例。就行为主义研究方法而言，权力转移理论堪称安全研究之行为主义研究方法的典范，或者有些人更倾向于称之为理性主义研究方法。权力转移研究旨在解释全球性、体系性战争尤其是大国间战争爆发的原因——这是安全研究所关注的一个核心问题。
本书之所以选择权力转移理论是出于以下三个原因。
第一，权力转移研究议程并没有详细地阐述无政府状态，或者假定大国偏好冲突的非聚合性和不可超越。这是它与现实主义尤其是新现实主义之间的主要差异。权力转移研究为这些对立的思想学派之间的比较提供了一个重要的切入点。从原则上说，权力转移研究中不存在权力真空。那些暂时出现的权力真空很快就会被大国间争夺霸权所取代。权力，就像自然界一样，不允许真空的存在。大国间爆发战争的原因是与主导大国争夺支配地位的挑战国之间的不同权力格局，以及这些竞争者的物质财富的变化速度。物质财富反映了一国在与其他国家竞争中调动人力和物力资源的内在能力和国家能力。这些格局以及格局内在的权力转化形成了一个引起或阻碍战争爆发的权力结构。
根据权力转移理论者的解释，在挑战国和主导国之间一定的物质权力条件或起点下，二者之间是否会爆发战争取决于挑战国认为现有体系是否能满足自己的利益。挑战国对于现状积极价值的主观评价决定性影响了这些竞争国家之间物质权力分配的政治和安全意义。挑战国要么认为现状对其重大关注与偏好构成一种威胁，要么认为现状支持本国的重大关注与偏好。权力转移理论的一个主要支持者做出如下解释：
权力转移理论与现实主义思想存在根本性差异。尤其是现实主义者认为国际体系是无政府状态，所有的行为体对于同一事件会做出同样反应。相反，权力转移理论认为各国对于国际规则的反应不尽相同，除非他们对于现状有着同样的评价……对现状评估的强调就是权力转移理论与现实主义的显著区别，同时也将国内政治和国际政治从同一角度联系起来进行考量。[5]
权力转移理论认为，挑战国和霸权国之间的物质权力条件同挑战国对于二者之间的权力制衡符合本国利益的主观评价，二者之间存在因果关系，于是权力转移研究议程可能成为连接行为主义或理性主义研究与建构主义之间的一座桥梁，虽然这两种研究方法乍看似乎毫不相干。权力转移理论和建构主义将“国家对国际体系的满意度”这个概念纳入了研究范围，承认“观念”这个主体性变量是国家行为的一种主要推动力。[6]正如后文的讨论认为，这一桥梁尚未建成，但概念基础已经形成。(https://www.daowen.com)
权力转移理论者认为他们比现实主义者更能解释发动或不发动战争的原因。现实主义者固执地认为无政府状态是一种假定不变的国际条件，并且推定它是不可超越的，无政府状态既是国家行为的原因，也是条件。相反，权力转移理论者认为国内政治与国际政治及其管理和治理是非常相似的，而且从理论上说二者有可能为国家的行为建构一个统一的领域。二者都暗示存在一种权力等级制。一位洞察力敏锐的评论家说道：“权力转移理论的核心观点是：虽然不存在一整套强制性国际法，但按照等级制组织起来的国际秩序有着与国内政治体系类似的规则。”[7]权力转移理论对一个国家政权内部争夺权力的群体以及不断争夺权力、财富与特权的国家之间进行类比。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国家间，挑战者都对现有的权力结构及每个领域的当权者构成威胁。权力转移理论认为国内政治和国际政治可能和谐融合，这完全不同于现实主义关于国内政治与国际政治二分法的观点。[8]
第二，在国内政治和国际政治融合的基础上，权力转移研究理论的研究进一步延伸到体系和跨国分析层次上的行为体和要素，即第一章简述的所有行为体主动性的层次。权力转移理论重点关注一定历史时期下大国间关系以及霸权国或主导国同其竞争国之间的冲突。用来衡量这一竞争关系的方法是科技和经济物质权力以及国家行为体对于当前国际秩序满意度的主观评价。权力转移理论分别包括了客观和主观研究维度，囊括了本书所感兴趣的四个层次的国家行为。大国战争目的在于国际秩序，因此它必然是全球性或体系性战争。本书第三章把冷战定性为两个超级大国为了按照自己的意愿确定国际体系和全球政治而进行的争夺，在这一点上，本书与权力转移研究议程的潜在范畴存在潜在的共识。两国之间注定发生的冲突即便不是致命性冲突，事实上也是一场为了把它们各自关于世界秩序与规则冲突的偏好强加于另一方以及世界其他国家和人民的竞争。
大国间不断变化的国家关系决定了某个历史时期特定的秩序以及特有的权力变化和结构。一个国家的国内政治是个大熔炉，它决定了一国对于占优势的霸权国所带来的威胁和某一特定的世界秩序是否满意。权力转移理论者解释战争的主要标准是国家所具备的技术和经济力量的规模和变化速度。权力转移理论虽未提及（下文会解释该理论的缺陷），但要实现物质资源的不断增长，关键在于国家充分利用日益全球化和跨国化的经济体系。这是可以用于观察和解释包括安全政策在内的国家行为的第四个分析层次。[9]
第三，权力转移理论是一个统一的、重点突出的、描述明确的、（似乎）不断进步的研究议程。支持权力转移理论的数据和出版物数量不断增加就是这一断言的明证。[10]这些特性使得权力转移理论足以成为行为主义研究的典范，尤其是在国际关系和安全的结构理论方面。结构理论分析两国之间的物质条件，即技术经济和军事能力。对物质条件分布的观察以及国家的预期行为构成了结构主义对于国家实际行为的解释的基础。尤其是权力转移理论借助这些数据备份来评估主导国和挑战国之间爆发战争的概率。
本书还会介绍其他若干重要的行为主义研究议程，因为它们也达到了上述检验权力转移理论的三个标准。例如，战争相关性研究（Correlates of War，COW）对于研究国家间爆发战争的标准和概率作出了巨大的贡献。[11]权力转移理论的研究者经常借用战争相关性研究的数据和指标，而战争相关性研究者却并未强调一国对现状“满意”或“不满”的重要意义，并把它作为主导国和挑战国之间爆发战争的一个关键指标。这是权力转移理论对行为主义战争与和平研究作出的“特殊贡献”。
同样，备受争议的“民主和平论”假设也可以作为行为主义研究的备用代表。[12]虽然民主和平论最初的研究强调民主政权与和平之间的关系，但是现在其研究和出版著作已延伸至国家和行为体分析的四个层面，为民主统治作为和平的一个关键决定因素提供了更为全面的语境。[13]但是，对于民主和平论的支持者和批判者而言，这一研究议程悬而未决的地位取决于这一问题，即在某一特定时期内民主国家使用非暴力方式解决国家间冲突是否足以构成一种理论，进而降低了它对于本书这一讨论的价值，除非有关其地位的内部争论得以明确地解决。[14]
还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大量的战略研究议程也被用来证明这一行为主义研究方法。与战争相关性研究和权力转移理论等结构主义研究方法不同，战略研究议程集中研究行为体的决策过程，行为体依靠其共同偶然性选择和行为来实现它们或对立，或互补，或一致的偏好。本书第四章讨论了罗伯特·阿克塞尔罗德的研究议程，它能够解释行为主义或理性主义研究的这一方式。[15]一位权力转移理论学者解释道：“与之不同的是，结构主义理论关注客观现实，却不明确地考虑决策者如何权衡自己应该如何应对这些客观现实。权力转移理论是一种结构主义理论，因为它假设在两国关系存在一定的结构规则的情况下，就能预计它们会实行特定的外交政策。”[16]
请记住，我们在本书主要关注的是介绍行为主义研究方法，而不是逐一列举可代表行为主义方法的诸多研究。以上提及的几种研究虽然出发点、方法和论据各不相同，但它们都强调了行为主义研究的共同目标。由于篇幅所限，本书仅选择其中一种占优的研究方法以便集中讨论。好在还有一些书比本书更为深入地探讨了这一研究方法下各研究议程的范畴，并重点分析了行为主义或理性主义研究方法的长处和不足。[17]
为了便于描述和评价行为主义方法，本书采取了有所取舍的策略，当然不能充分展示行为主义对安全研究的贡献。但是如果经过本书的探讨，能证明作为一项研究议程的权力转移理论即使存在缺点，却具有前述章节研究范式所不具备的解释力，那么本章的目的也就达到了。这一评价很容易使人产生错觉，认为行为主义研究议程——包括结构性和战略性研究——有资格成为安全研究领域的主导理论。但无论如何，本书中对于安全研究的调查和评价要想称其为完备，权力转移理论和行为主义研究的确值得深入探讨。至少，在评价当前主要的国际关系理论及其政策意义时，行为主义研究方法可以提供重要的评判工具，对这些对立的理论进行严格的实证检验以确定其有效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