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哲学关于精神及精神追求的论述
对于人的精神的关注，在西方的哲学史或思想史上可以追溯到遥远的古代。早在古希腊就出现了《认识你自己》的铭文，这预示着人的觉醒和人的观念的产生，标志着人开始反思自身的存在，追寻存在的价值和意义。在最初的文明史中，并没有关于精神的准确定义和理解，那时与之相对应的说法是灵魂。“远古时代，人们还不知道自己身体的构造，于是产生了一种观念，他们的思维和感觉不是他们身体的活动，而是一种独特的寓于这个身体之中而在人死亡时就离开身体的灵魂的活动。从这个时候起，人们不得不思考这种灵魂对外部世界的关系。”[39]在古埃及，“人们相信灵魂不死，他们相信灵魂终会回到身体里面来，这就产生了木乃伊和豪华的陵墓建筑。”[40]对于灵魂，在古希腊，不仅被认为是不死的，还被赋予能动性和生命力，毕达哥拉斯就说：“灵魂是个不朽的东西，它可以转变成别种生物。”[41]他认为一切存在的事物，都要在某种循环里再生。泰勒斯谈到灵魂时，也认为灵魂具有活动能力，他认为磁石体内都具有灵魂，因为它可以使铁移动，他还说万物都充满了神。德谟克利特主张：“人精神上的愉快要高于肉体的快乐，幸福就是灵魂的安宁。”苏格拉底则是最早赋予“认识你自己”以深刻哲学含义的思想家，他认为哲学的真正对象不是要去研究自然，而是要研究人本身。关于灵魂，苏格拉底把它看成一种精神实体，是与物质不同的，而且他还认为灵魂是认识外部事物的中介。[42]柏拉图则强调了理念的重要性，由理念而生共相，理念是独立于感性事物的，世界是理念的影子，灵魂是属于理念序列的。亚里士多德则在前人的基础上比较系统地阐述了有关灵魂的思想，对灵魂的性质、功能、类别以及活动都提出了不少独到见解。希腊晚期犬儒学派的代表人物狄奥根尼生活玩世不恭，拒绝接受一切习俗，他以行乞为生，但是，“他对德行具有一种热烈的感情，他认为和德行比较起来，俗世的财富是无足计较的。他追求德行，并追求从欲望之下解放出来的道德自由；只要你对于幸运所赐的财货无动于衷，便可以从恐惧之下解放出来。”[43]
纵观古希腊思想家关于灵魂、精神、德行的论述，我们知道，人类一开始关注人自身时，就给予了灵魂、精神以高度的热情，他们普遍认为只有灵魂、精神才是不朽的，精神的愉悦才是人应该真正去追求的快乐，甚至认为“宁愿做一个痛苦的人，也不要做一只快乐的猪。”他们留下诸多关于灵魂、精神的论述，启发着后人对于人的内心世界的探索，更为后人在这样一个深邃、幽旷的世界寻找人生真谛提供了宝贵的思想资源。
西方中世纪是神学统治的时期，神学家们极力用超自然的意志和力量来解释人及其地位。基督教神学则把人看作是上帝的创造物，从原罪原理出发，要求人必须绝对服从上帝，神是高于人的，在上帝面前，人的自由、独立都是无从谈起的，人性的光辉、人的现实利益以及人之所以成其为人的追求都被神的神秘和超然所蒙蔽，人彻底被宗教和神这个庞大的异己力量所控制。神学的禁欲主义极端压抑人的本能、欲望和情感，人的基础的自然的需求都被严格束缚，属于人本身的精神追求更是牢牢为神学所控制，那时精神追求与宗教信仰是高度融为一体的。
资本主义的萌芽和发展促使了作为其意识形态——人文主义的产生和兴起。资本主义生产的价值规律和竞争原则必然激起人们对个性、现实活动的关注。更重要的是，此时科学的兴盛对教会的威信产生了严重动摇，科学威信相较于教会威信是一种全新的，更容易为人的理性所接受的信仰。否认科学威信“并不会遭到什么惩罚；承认他的人也绝不为从现实利益出发的任何道理所左右。它在本质上求理性裁断，全凭这点制胜。”另外，“教会的威信宣称自己的论断绝对正确，万年更改不了；科学的论断却是在概然性的基础上，按尝试的方式提出来的，认为随时难免要修正。这使人产生一种与中世纪教义学者的心理气质截然不同的心理气质。”[44]科学和资本的双重运动，要求抵制、反抗封建制度和基督教文化对人的自然生命的压抑摧残，它需要高扬人的欲望、幸福、感性，也为人性的解放提供了物质和精神的支撑，而人的感性生命力一旦被解放，它迸发的力量也是非常强大的，为过去千年所不及。文艺复兴最突出的成果就是“人的发现”，人在世界的中心地位得以确立，人的高贵、尊严、价值得到肯定。
到18世纪，法国思想家们鼓吹自由、平等、博爱，高扬理性，追求科学，他们反对封建专制、宗教迷信和愚昧落后。大批思想家如孟德斯鸠、伏尔泰、卢梭等都关注现实政治，尤其关注与人的权利、平等、自由、幸福密切相关的问题。德国古典哲学家康德把人的问题概括为“我应该做什么”“人是什么”“我能够知道什么”等几方面的问题，并以此来建构其哲学体系。他第一次提出了人学理论的框架，认为人不仅是感性存在者，也是理性存在者。人比动物优越，就在于人是理性存在的，人的本质在于理性，由于有理性，所以人有目的，由于有理性，人也可实现意志自律。此外，像黑格尔、费尔巴哈等诸多哲学家都从不同角度探究了人的本质、人的意志和精神、人与动物的区别等问题，他们的许多观点都涉及人的精神生活及精神追求等问题。
19世纪的三大空想社会主义者，同样非常注重人的精神生活、政治权利等。欧文主张，要使人的性格和智慧得到全面发展，就应该合理安排环境；教育其实就是形成人的性格。圣西门抨击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就是利己主义，他认为，利己主义占据着支配地位，这个人类的坏蛆侵害着一切政治肌体，使人们道德沦丧，精神低下，贪得无厌，对公益事业毫不关心，它不仅导致了无法解决的物质贫困，更导致了精神生活的悲惨。傅立叶主张男女平等，他认为每个人都应当根据自己的兴趣劳动。当时的空想社会主义者，都对未来的社会提出了许多美好的设想，对人的精神生活给予了特别的关注，认为未来的人应该是全面发展的人。
马克思以前的思想家提出的许多关于人的种种思想，不缺乏关于人的精神及精神追求的理论，这些都为马克思的关于人的精神追求理论提供了丰富的思想资源。碍于历史条件和阶级局限性，过去的思想家对于人及其精神的探索，尽管做了艰苦的努力，其中许多见解也闪耀着理性、科学的光辉，但终究没能达到科学的水平，他们关于人的本质、人的自由、人的权利等有关人的精神领域的论述都还停留在表面上，更多的是这些理论都建立在对人的抽象的理解基础之上，他们没能够站在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大厦上去探究人的精神问题，从而不可能对精神、对精神追求做出科学的界定，历史的重任最终落到了马克思的肩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