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教师士人品格的缺失导致大学生的精神无样可循
中国古代的士人，相当于今天的知识分子，在古代，他们属于社会的精英阶层，他们对于中国历史、哲学、文学、思想都做出了不可替代的历史贡献。士人始终坚守着一些基本价值、基本准则，他们所创立和遵守的一些伦理原则、处世哲学一直为普通百姓所信奉，他们在道德和精神上所达到的境界也一直为人们所景仰。
（一）士人在精神品格上的特点
1.士人具有“舍我其谁”的使命感、责任感
使命感、责任意识是儒家赋予士人的一种重要道德品质。《论语》中有句话——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长期以来，士人一直以这种精神自勉，任重道远不只是在社会上普及、弘扬仁德，更有一种治国平天下的责任。孟子也说：“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也？”这体现了士人的豪气和担当，类似的豪言壮语，历代文人都有表现。比如，东汉的陈蕃，在少年时曾说：“大丈夫处世，当扫除天下。”[11]西汉著名学者董仲舒赋予士一种新的解释，即“士者，事也。”这种解释到了山雨欲来的鸦片战争前夕，被当时要求变革的思想家包世臣做了进一步阐释，“士者，事也。士无专事，凡民事皆士事。”这进一步将士人的责任明确化，认为凡属国家安危、国计民生、百姓疾苦的，都应该是士人关心的，鼓励和支持知识分子走出书斋，奔向社会，要求士人“国事，家事，天下事，事事关心”。这种使命感，对于在朝在野的士人都具有同等的意义，他们“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
2.士人具有“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的忧患意识
忧患意识体现的是士人把个人前途与国家、人民命运紧密相连的家国情怀。这种意识集中体现为忧国、忧民、忧道。
所谓忧国，即对国土存亡、分裂，国政腐朽、没落所表现出的忧虑和责任。每当国家生死存亡之际，总有一批士人试图救亡图存，力挽狂澜，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尊严，中华民族的第一位爱国诗人屈原当属杰出代表。另外像陆游的临死不惧，“但悲不见九州同”，岳飞的“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都在历史上留下悲壮记忆。
所谓忧民，即对百姓的苦难生存、卑微地位所展现的怜悯和救济之情。在千年的封建王朝更迭之中，财富、地位、荣耀永远是权贵及统治阶级的盛宴，不管如何斗转星移，永远是“兴，百姓苦；亡，百姓苦”。百姓艰难的底层呻吟，命如草芥的遭遇，激起了无数士人的悲愤。从屈原的“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到杜甫的“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再到清朝士大夫郑燮的“衙斋卧听萧萧竹，疑是民间疾苦声”，无不体现出知识分子对贫苦百姓悲惨境遇的同情。
所谓忧道，即对于社会失序失范、道德沦丧的一种担忧，体现的是士人对于人生真谛的忧思与追求。孔子说：“君子忧道不忧贫”“君子谋道不谋食。”他生活在一个“礼崩乐坏”的时代，一生试图“克己复礼”，重建过去美好的社会秩序。先秦时期这种对道的追求、探索的精神，一直在封建士大夫身上传承。直至明末清初的李赞、黄宗羲、顾炎武等著名启蒙思想家，他们所担心的是程朱理学对人的思想毒害和窒息，对过去的道统进行了有力的批判，对经世济民的道路进行了大胆探索。
3.士人具有“富贵不能淫”的重名节、讲骨气的精神
士人作为一个群体，一直有着自己独立的价值体系和判断标准。“三军可以夺帅，匹夫不可夺志”“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古训是他们安身立命的道德原则，铸就了历代文人的骨气。他们在学术上拥有一定的独立性，“在思想政治上尽管定于儒家一尊，但对孔孟之道的传承和解释权在硕学大儒而不在皇帝。”[12]这种权限，为他们的精神独立提供了一定空间，也为他们“不为五斗米折腰”的重名节精神创造了条件。
（二）当代大学教师品格的缺失
作为与古代士人相对应的现代知识分子，尤其是知识分子中最集中最高端的大学教师群体，基本上是传承了古代文人优秀品质的，他们把古人的道德品质与现代科学、民主精神相结合，立足大学校园，遵循现代大学精神，为社会主义高等教育事业做出了巨大贡献。他们的优秀品行影响和带动了千百万的当代大学生，让大多数大学生作为合格的社会主义建设者走向社会。但是，不可否认的是，也有少数的大学教师在精神品格上与古代士人相比，是具有相当大的距离的，这些教师的不良品行经过现代媒体的传播和扩大，对大学生的精神追求同样产生了巨大的副作用。
对照古代士人的品格，当代大学教师品格的缺失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学术上浮躁失范
学术追求或学术成就是大学教师的立足之基，它不仅关系到教师的基本生存，更关系到教师的荣誉与地位，许多教师视学术为生命，视学术不端为最大耻辱。大学教师本应本着科学、人文的精神去进行学术研究，以科研成果来体现对真、善、美的追求，凭借自身的学术精神和学术成就来推动社会进步，引领社会风尚。但是受现实利益的驱使，有些老师把学术仅仅当作谋生的工具，用工具理性取代了价值理性。于是，论文数量代替了其质量、抄袭掩盖了原创、对项目经费的追求高于对项目建设的关注、对美的追求被遮丑取代、助恶取代扬善，等等，不一而足。这些学术不端行为大大败坏了学界的良好声誉，让本是代表社会良知的大学斯文扫地，神圣的学术殿堂面临严重失衡。
2.生活上安于享乐
“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这就是孔子所欣赏的文人的朴素生活，他强调“君子谋道不谋食”。传统的书生在人们心中的形象总是清贫、简单、质朴的，而今天的现实已经颠覆了人们的印象。在国家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实施科教兴国的大背景下，在经济得到极大发展的前提下，知识分子尤其是大学教师的待遇得到很大改善，教师待遇的提高变相体现了知识的价值和意义，这是时代的进步，符合历史潮流。条件的改善，为教师专心进行科研提供了物质保障，但是，物有两面，在物欲的诱导下，有些老师不再安于书斋的寂寞。他们留在书房的时间少了，走向社会的时间多了；对自家厨房口味没了，对酒店更加垂涎了。于是，在觥筹交错中、在酒肉财气里，学术荒废，对教学不再有激情，对科研不再想进取。知识分子不是不要快乐和享受，但是在这之余，必须有更高的追求，如罗素所讲：“哲学家可以享受日常快乐，但不能成为其奴隶。哲学家不摒弃大吃大喝，而只是对别的事物更感兴趣。”[13]因为“肉体的罪恶：让人充满爱恋、欲望和恐惧。”[14]
3.工作上拜级求官
官本位思想在中国根深蒂固，古人“学而优则仕”的价值取向尽管极具功利性，但与当时的历史发展水平是相称的。在一个封闭的农业社会里，生产力落后，社会分工狭窄，人们的发展机会受限，士人作为受过良好教育的社会精英，能进衙门领取俸禄是最好的出路。更何况，封建社会是个特权等级社会，从“礼不下庶人”到“刑不上大夫”，处处都显示了人的尊卑贵贱，所以“良鸟择木而栖”的官本位思想是非常自然的选择。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终结了阶级统治社会，人民当家做主，官员成了公仆。尤其是改革开放后，实行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基本路线，生产力得到解放和发展，人们的物质生活条件得以极大改善，经济上获得了相对独立和自由，加之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法治观念广为社会接受，这些都为改变传统的官本位思想提供了深厚的经济、政治、思想基础。但人们思想观念的改变并不会像经济关系变革那样取得立竿见影的效果，在大学，仍然有部分老师把当官、行政定级作为奋斗的首要目标。有些有一官半职的学者甚至不喜欢有人称呼其为“老师”，一定要听到有个“长”（校长、处长）字才会面露喜色，可见在有些人眼里，再渊博的知识，再高深的学问，再荣耀的教授，都不及一个“长”字有价值和意义。
4.交往上趋炎附势
交朋结友，本属于人们的私生活，但是个人生活的情趣同样也会反映价值取向，所谓人以群分，物以类聚。古人以“往来无白丁”为乐，强调“同道相谋”，道不同，则不足为谋。同伴相邀、附庸风雅、纵情山水、指点江山是古代士人消遣娱乐的重要方式。君子相与为事，留下了许多美谈佳话，甚至为了民族和国家还产生了许多悲壮故事。“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为我们描绘的是一幅士人安贫乐道、和谐相处、简单快乐的理想画面；魏晋时期的“竹林七贤”，无视权贵，揭露虚伪，嘲讽朝廷，他们只管纵歌戏酒，传为佳话；近代的“戊戌六君子”视死如归，血荐轩辕，甚为悲壮，他们的情趣和作风代表了古代士人的情趣追求，也体现了他们交朋结友的高雅取向。反观现在的少数大学教师，他们不再以知取友，而是利字当头，以“往来有权贵”为荣，他们也不再坐而论道，而是聚而论玩。甚至有著名大学的教授在课堂上放言：“你将来挣不到4000万元，别来见我。”当一个教授完全以金钱来衡量他的学生的价值时，能想象他愿意以知识为伴吗？受此指导，他的学生又愿意“求真”“谋道”吗？
孔子说：“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这就是说，搞好自身的道德修养，使自己成为有德之人，是安人、安百姓的前提。而《大学》讲修齐治平的次第，则更明确地认为欲治国平天下当从修身做起。学高为师，身正为范，教师的职业道德，用最通俗的话说就是为人师表，当部分大学教师本身沦为物欲、权贵的奴隶时，又如何让学生树立起崇高的追求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