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生的健康成长需要改善社会风气

一、大学生的健康成长需要改善社会风气

(一)改善社会风气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

建设好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必然要求,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和优越性也必须通过精神文明建设来体现。“所谓精神文明,不但是指教育、科学、文化(这是完全必要的),而且是指共产主义的思想、理想、信念、道德、纪律,革命的立场和原则,人与人的同志式关系,等等。”[41]这是邓小平同志对于精神文明内涵的界定,由此可知,发展好教育、科技并不是精神文明建设的全部,要建设高度发展的精神文明,就须培养公民远大的理想和高尚的道德情操,要有格调高雅的生活情趣,要有和谐的人际关系,等等。

当前不健康的社会风气在各行各业都有不同程度的体现,整体看就是,有些人对共产主义的理想信念动摇、对社会主义的道德认知模糊、利己主义拜金主义风行,有些人精神堕落,追求低品位的文化产品和生活方式。不良的社会风气不仅会使社会道德滑坡,更可能动摇党的执政基础,威胁党的执政地位。所以,改善社会风气,就要大力宣扬共产主义理想信念,用社会主义荣辱观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来武装人们的头脑,清除各种不良社会风气的影响,这是当前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任务。正如邓小平所言:“当前的精神文明建设,首先要着眼于党风和社会风气的根本好转。”[42]

(二)从价值观的形成规律看,需要改善社会风气

大学生正处于青年时期,此时,他们的智力、知识迅猛发展,抽象思维、逻辑思维都日趋成熟,心理、生理也趋于成熟,他们正处于一个人生观、价值观抉择与定位的阶段。但是由于他们对于复杂的社会现象还不能完整、准确地理解,认识上很容易极端化、片面化,往往是一叶障目、不见森林,具有相当的叛逆性。尤其是遇到一些负面的不好的信息,就很容易主导他们的价值取向。根据舆论传播的特征,负面的不好的东西比起正面的好的东西更容易引起人们的注意,留下的印象也会更深刻,正在成长的青少年也更容易效仿。所以,不良的社会风气借助舆论传播等各种渠道能轻而易举地侵蚀大学生的精神生活,会严重抑制他们的健康精神追求。

(三)从大学生的管理特点看,需要改善社会风气

大学是大学生最后一个完整的学校学习阶段,也是进入社会的预演阶段,在大学不仅要学习专业知识,还要培养各种社会交往能力。所以对于大学生的管理,不再像过去那样完全由老师、家长来包办,而要强调自治、自管。这样,大学生的许多管理行为,将完全由学生个人或组织来完成,比如学生会的产生和管理、社团的组建、各种评优评先、寝室生活的管理,等等,在这些管理环节中,老师一般都不会全权干预,而是放手让学生自行处理。大学实行的自治管理模式,为广大学生发展成长提供了广阔舞台,对于他们拓展素质、形成自律品格、锻炼人际交往能力和组织协调能力都起到了巨大作用。但是,没有了老师像过去那样保姆式的关怀,监督少了,大学生则容易在人际协调、荣誉纷争上把社会上的一些不良做法带入校园。大学生作为“半成人”,容易模仿社会的游戏规则来处理同学、师生间的事务,对于一些不良社会风气,不仅不愿批判,还会极力效仿。在2011年,国内一所知名大学的老师发表了一篇博文《学生会:大学最阴暗的一角》,结果在网上引起轩然大波,尽管文章内容并不一定客观、真实,但却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大学学生会的一些实际情况。比如,该老师提到“曾有同学为了竞选学生会主席,会暗中收集其竞争对手的履历,并做手脚,从而导致对方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落选。”[43]虽然这不会是大学的普遍情况,却也反映了部分大学生在争取某些利益、荣誉时,做出了一些损人利己、钩心斗角、唯利是图的事情。

(四)从大学生众多的利益竞争看,需要改善社会风气

与中小学相比,大学生所面对的利益竞争要多得多,单纯的物质利益就有奖学金、助学金、贫困补助等;在荣誉方面则有各级学生干部、各类评奖评优等;在发展方面则有选派留学、保研,选派到机关、企事业单位挂职、就职,等等。众多利益,还有些是事关人终生发展的利益,在大学都有可能遇到,而与众多利益竞争不相协调的是,许多利益项目的评判并没有严格的标准,它不像基础教育那样,用考试分数来衡量一切,考分有时就是唯一标准。在大学,许多利益项目的评判是根据学生多方面的条件来进行的,考分只是其中一项,甚至是最不起眼的一项,评判的过程又可能交由学生组织来实施,这样就为社会不良风气进入利益竞争提供了机会。有的学生在校内根本就不认真学习,不把丰富知识、提高素质作为根本任务,而是把心思放在拉人际关系上,整天琢磨投机取巧之事。更为严重的是,社会不良风气对于大学生利益竞争的影响,破坏的不仅仅是利益归属本身,还颠倒了他们对于社会公平、正义的基本判断,然后带着颠倒的是非观进入社会,使不良的社会风气越加严重。北大教授钱理群对此有深刻认识,他的评论曾引起大家的广泛关注,他说:“我们的一些大学,包括北京大学,正在培养一些‘精致的利己主义者’,他们高智商、世俗、老到、善于表演、懂得配合,更善于利用体制达到自己的目的。这种人一旦掌握权力,比一般的贪官污吏危害更大。”[4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