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情趣上的超凡脱俗

马克思说：“精神一开始就很倒霉，受到物质的纠缠。”^[67]这一观点无疑充分反映了辩证唯物主义理论是科学的，是具有真理性的，但是，事情也有另一面，真理也是相对的。中国传统知识分子成功开创了一条精神生活之道，他们“逐义忘利”，摆脱尘世喧嚣，或纵情山水，或吟诗作对，或呼朋引伴，一派“风乎舞雩，咏而归”的悠然，一副“目送归鸿，手挥五弦”的自得，全然摆脱物质纠缠而逍遥于精神世界。

注重对精神生活的追求，反对沉溺于物质生活，是中国古代文人的共同生活志趣。文人的这一精神追求，根源于他们重义轻利的道德观，如孔子言：“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作为君子，是耻于、不屑于谈利的，他们追求的是超脱物质羁绊的以义为核心的精神生活。以这个思想为前提，社会等级被划分为士、农、工、商，士是文人追求的目标、受人尊敬的群体，作为时刻言利的代表人群——商人，给人的印象就是“重利轻别离”，即商人是以逐利作为人生主要目标的，精神生活上的阳春白雪对他们而言并不重要，这种形象即使在“商女”眼中也是不受待见的。士人既然重义轻利，其生活的乐趣自然就不在于以拥有多少财富为归宿，再清贫的生活也无法妨碍他们精神上的自由和快乐。孔子说：“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孔子极力推崇安贫乐道，认为一个有理想和志向的君子是不应该纠结于吃穿这样的“俗事”的，当然，作为一个生物人，也许天生都会喜欢“甘食美服”，只是强调人不应该以此为乐，即使只有粗茶淡饭时，只要心中有道，也同样是可以快乐的。当然，他也不是一般性地反对富贵，只是说，对那些不义之财，就像天上浮云一样，并不去奢求。孔子心中的理想生活是：“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孔子这种对义的追求和超凡脱俗的生活情趣，深刻地影响了他当时的弟子和后世文人。孔子的弟子当中，对这一思想继承和发扬最好的当属颜回，因为“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

因为执着于对道、义的追求，即便清贫也快乐，这种超俗的乐趣同样也被文人移植于诗文、山水和朋友中，总之，他们的情志专注的是人文、自然和情感，而这三者又是有机统一的，绝非孤立存在的，友以诗交，山以文写，诗文、山水和朋友共同构筑了一道中国传统知识分子超凡脱俗的生活画卷。每一朝代都曾留下无数经典诗文和情感佳话。

魏晋时期的“竹林七贤”可谓发挥到了极致。据魏晋时期的笔记小说《世说新语》记载：“陈留阮籍，谯国嵇康，河内山涛，三人年皆相比，康年少亚之。预此契者：沛国刘伶，陈留阮咸，河内向秀，琅琊王戎。七人常集于竹林之下，肆意酣畅，故世谓‘竹林七贤’。”^[68]他们七个远离官场，淡泊名利，聚会赋诗，谈玄论道，组成一个独特的文化圈，他们这种纯精神的交往，不拘世俗眼光的生活，广为文人称道、仰慕，甚至对普通国人的心灵都产生了深刻影响。“七贤”之一的嵇康认为，一个人就应按自然本性生活，不应为世俗名利所累，不为社会的清规戒律所缚，不能为了名利而被社会的批评或赞扬所绑架，只有这样，才能做到“越名教而任自然”“情不系于所欲”。^[69]

总之，中国历代文人都比较轻易地摆脱了物质纠缠，正因为他们的精力聚焦于精神生活和精神生产，才会创造、孕育出如此灿烂辉煌、渊博深厚的人文精神和道德宝库。他们“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生活情趣为现代人渴望、仰慕，而现代社会精神产品的肤浅贫乏、精神生活的空虚也正好验证了当人以物欲作为生活的主轴时，必将在精神上陷入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