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理想上的经世济民

经世济民，是古代圣贤的立世准则，他们饱读诗书，绝不是为了图一己之私，个人的荣华不是他们的首要追求，所谓“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这种忘我的精神气度为我们展现了一个广阔、深厚的读书人的志向，这种宏伟志向对知识分子的社会理想做了最精练的概括。古代知识分子经世济民理想的树立，又集中体现于他们的民本思想。民本思想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有着深远的历史和丰富的内涵，从民本思想出发，形成对人民的态度，那就是：重视人民的力量，体恤人民的艰辛，改善人民的生活。

重视人民的力量是民本思想的基本前提和核心内容。最初的统治者并没有天然地认识到人民在政治中的地位和作用，而是经过了长期的政治灾难、政权转换、朝代更替后才逐渐地意识到只有人民才是国家的根本。早在上古时期，正反面的案例就提示统治者只有顺民意才能得民心，逆民意必招民反。相传大禹在治水时，“劳身焦思，居外十三年，过家门不敢入”，^[70]所以后人赞颂“丰水东流，唯禹之绩”。他的儿子也因为“能敬承继禹之道”，故“天下属意焉”。^[71]与此相反，商纣王则因为“劳民力，夺民财，危民死，冤暴之令，加于百姓”，以致天下怨愤，最终人民起义，商朝灭亡。商纣王因为倒行逆施而招致本国百姓的倒戈，给后世统治者以极大震撼，西周时就开始提出了一系列的“敬民”“养民”“保民”思想，比如《尚书》提出“德惟善政，政在养民”“人无于水监，当于民监”。

先秦时期，社会进入一个大分化、大变革时期，任何一场政治运动或者政权变革，如果没有人民的参与，是不可能取得成功的，人民的力量得以充分展现。所以，对人民的重视，进入了一个理论概括和成熟阶段，这时各学派从不同角度肯定了人民在国家和政权中的地位。孔子说：“百姓不足，君孰与足？”荀子说：“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孟子说：“得乎丘民而为天下。”老子也提出：“贵以贱为本，高以下为基。”这些思想，后来被集中概括为“民为邦本，本固邦宁”。

人民在国家与政权中具有根本的地位和作用，这一点尽管不断地被实践加以证实，也在理论上被不断地加以提炼和概括，但是，为政者为了少数统治集团的私利，为了独享荣华富贵和“圣上尊严”，他们总是千方百计欺压百姓、剥削人民。他们视人民为草芥，漠视人民的生命；视人民为刁民，漠视人民的权利；视人民为蝼蚁，漠视人民的尊严。总之，在统治者眼里，他们总是很容易忘记广大“士人”对他们的告诫，他们的剥削、压榨与残暴造就了广大百姓的水深火热，与统治者相反，百姓的贫苦生活却深得知识分子的同情，并不时激起他们强烈的社会责任感，那就是要体恤人民的艰辛，设法改善他们的生活。

战国时期，屈原以一句“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集中抒发了知识分子对于百姓艰辛生活的同情。孔子路见老妇因为繁重的课税而躲于深山，发出“苛政猛于虎”的感叹。杜甫写出“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诗句，直斥权贵的奢侈，叩问社会的良知。范仲淹则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穿越历史时空，向知识分子发出永恒的号召。几乎每个朝代，都有知识分子的典型代表，他们同情人民的遭遇，关心人民的疾苦，愿意为实现人民的利益而奔走呼号，如鲁迅所言：“我们自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虽是等于为帝王将相做家谱的所有‘正史’，也往往掩不住他们的光耀，这就是中国的脊梁。”正是这一批批“脊梁”前赴后继的努力，造就了传统文化中经世济民的崇高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