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袁说友《成都文类序》称：“天地之秘藏，发而为名山大川；山川之秀灵，敛而为文章华藻。二者相为颉颃而光明焉也。”巴蜀大地，既有富庶的成都平原，也有清幽的青城、秀丽的峨眉、雄伟的三峡、险峻的剑门……灵毓的巴山蜀水孕育了瑰丽多姿的巴蜀文化，也滋养了一代又一代文学人才。特别是文翁化蜀、开办郡学以后，儒学广泛传播，巴蜀大地从此文风大盛，天才迭出。汉有司马相如、王褒、扬雄，唐有陈子昂、李白，都是旷世奇才。但若要论古代巴蜀文学的高峰，当在两宋。两宋巴蜀文学的繁荣，不仅体现在出现了苏轼这样的文坛领袖、艺术全才，更在于一大批出类拔萃的作家蜂拥而起，创作了丰富的文学作品。许肇鼎《宋代蜀人著作存佚录》共著录巴蜀作家1020余人，各类著作2500余部，其中诗文别集约320部。傅增湘编《宋代蜀文辑存》收录约450人的2600篇作品，数量相当可观。

在宋代灿若星辰的巴蜀作家中，郑少微、杨天惠、李新三人时有“三俊”之称，作为同乡后进，他们都曾得到苏轼这位文坛巨匠的提携，郑少微是苏轼知贡举时及第的进士，杨天惠“文词有左氏西汉之风，苏轼见其古律，大称许之”，李新“早登进士第，刘泾尝荐于苏轼，命赋墨竹，口占一绝立就”。可惜的是，他们生活在北宋末期这样一个党争酷烈的时代，一生仕途不畅、久滞下僚。“三俊”存世作品颇为丰富，既表现了他们特殊的人生际遇、文学才华和思想状态，也向我们展现了那个时代巴蜀社会经济政治状况。友生杨兴涓及其夫人李延芳女士，入蜀二十余年，一直留意于巴蜀文化。近年来更是围绕“三俊”，进行了较为细致深入的研究，日积月累，终成《北宋蜀中三俊研究》一书。全书从细处入手，爬罗剔抉，对“三俊”存世作品进行辨伪和辑佚，考证“三俊”的生平事迹，分析其作品的主要内容和艺术特色。复又能从大处着眼，联系时代，以“三俊”为代表，勾勒北宋巴蜀中下层文人生存状态和文化心理，探讨宋代蜀地茶叶贸易、都江堰灌区水利设施建设与修缮等。其对四库馆臣和钱锺书评价李新的对比分析，颇有见识。

虽然杨兴涓、李延芳夫妇从结构和内容上都反复斟酌，倾注了大量心血，历经数年而成此书，但谬误在所难免，切望关心巴蜀文化、关心此书的学界贤哲不吝赐教。

房 锐

2020年9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