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州县教育

杨天惠还十分关注地方教育状况。其《潼川府学记》记载了大观三年（1109）潼川府（府治在今天四川三台县）修建府学的过程。在修建新的府学之前，潼川府学“楹桷之寿者日以备，涂既之坚者日离，隅址穹然”，虽然远远超出其他州县，但跟西蜀的成都相比，则相差太远。大观三年（1109），太守张公“出钱刀在官者七万委之州”，开始兴修学校，修好的学校：

辟户于南以正位，刳池于前以象璜。其中为阁一，为庑二，以储宸翰，以覆石刻，而辟雍与八行之诏列焉。其外为斋四，为学二，以居长贰，以待鄙倍，而武士与童子之学具焉。凡学生之斋八，南北之牖，游息之亭，悉仿诸太学。^[19]

可以看出，当时写府学还是有一定规模的，杨天惠的这篇文章，也给我们还原了宋代地方府学的大致图貌。在该文中，杨天惠还回忆了自己少年时期与冯澥一起求学的经历，特别强调了乡先生（古时尊称辞官居乡或在乡教学的老人）在教育传承中的重要作用，称“帝载之骏，与乾坤乎比大；天文之丽，与日月齐光。草莽远臣，心耳浅薄，不可得而闻也。而独有闻于乡先生”，认为乡先生是那个时代让草莽远臣认识外部世界唯一手段。在《乐善郭先生诔》中，他更是给乡先生下了一个定义：“孟子论士，以为入而独善其身，则仁义忠信，乐善不倦；出而私淑诸人，则孝悌忠信，诲人不倦。如此人者，盖古之所谓天之君子，而今之所谓乡先生者也。”^[20]他认为乡先生不但要“乐善不倦”，还要“诲人不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