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札记》与《提要》对李新批评的比较

钱先生《札记》总评末尾特别提出，《提要》对李新的评价“乃过情之誉也”。先将《提要》相关批评摘录如下：

新受知苏轼，初自附于元祐之局。故其所上书，词极切直。然一经挫折，即顿改初心。作《三瑞堂记》以颂蔡京，《上王右丞书》以颂王安石。《上吴户部书》至自咎“前日所言，得疾迷罔，谓白为黑”，其操守殊不足道。且所作《韩长孺论》，讥其马邑之役，沮前日之议，败今日之功，所以阴解灭辽之失也。作《武侯论》，谓其当结魏以图存，所以阴解和金之辱也。无非趋附新局，以冀迁除。……惟其诗气格开朗，无南渡后啁哳之音。其文序记诸篇，忽排忽散，虽似不合格，而他作亦多俊迈可诵。在北宋末年，可以称一作者，固不必定以其人废之矣。^[10]

我们发现，《札记》与《提要》在评价李新时有很多相似的地方，如《札记》称其文“健”，《提要》称“切直”“俊迈”；《札记》称“于散体中堆垛之词类词赋，排比之调类经义，对偶之句类四六”，《提要》称“忽排忽散，虽似不合格”；虽然表述不一样，但双方的评论实际都点出了李新散文刚健雄浑的特点和喜欢在散文中掺入骈语的弊病。而双方的分歧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评论时要不要以作家人格操行来推论其作品主旨的问题。《提要》先用一大段文字考证李新登进士第、与苏轼、蔡京、王安石^[11]的交往、上书夺官等生平事迹，得出“其操守殊不足道”的结论，在此基础上，具体对李新《韩长孺论》和《武侯论》展开批评，认为其创作的目的不过是“趋附新局，以冀迁除”。这种“知人论世、以意逆志”的方法是文学批评中常用的方法，但《提要》受到当时“正确”指导思想的影响，得出的结论却是错误的。就拿《提要》论及的两篇史论来说，《韩长孺论》开篇就是“士各有才，顾所驰如何耳……悲夫，士之不能骋其才，适至是耶”，接着论述韩长孺有“内史”之才，擅长内政，善于调解朝廷纠纷，但武帝却派他指挥马邑之役以抗击匈奴，导致其在失利后“郁郁无聊，继之以死”，文章最后感慨：“长孺固多才，特用长孺者非是”。实际上，这是一篇论述人才不被正确使用的文章，李新只是一个小小的南郑县丞，作此文，无非是想表达自己怀才不遇、没被朝廷重用而已，与所谓“阴解灭辽之失”简直风马牛不相及。《武侯论》一文分析了魏蜀吴三国形势，认为诸葛亮“拙于用权”，其制定的联吴抗魏国策是刘备“所以不可图天下”的重要原因，正确的做法应该是与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曹操结盟，使曹操“欲绝我而不能，伐我而不可”，而刘备一方就“外无犯汉之名，阴有谋魏之实”，然后对内休养生息，对外离间汉献帝与曹操的关系，“假之数年，可以得志矣”。其立论确与传统不同，如果用它来说明李新“尊蜀抑魏”的历史观，或者证明李新崇尚权谋、有纵横习气，是很恰当的，但称其文为“阴解和金之辱”而作，则离题万里。再用这样的文章反过来证明李新“无非趋附新局，以冀迁除”，就更加荒唐了。相反，《札记》在评论李新作品前，只提及《提要》对李新生平“考论详确”，对其人格品行与文章的关系不置一词。

二是更看重李新的诗歌还是散文。《提要》认为在不以人废文的前提下，李新的作品还是值得一提的。在李新作品中，《提要》更看重诗，认为其诗“气格开朗，无南渡后啁哳之音”。李新的一些诗歌的确有爽朗之气，显得乐观、豪迈，而不阴郁低沉。如其拟太白所作的《醉中歌》：“骆夫子，逢恶客，酒食未阑客呼索。烛花销铄不肯起，口纵长歌手弹拍。一年所得能几许，一日散尽何所惜。囊无千黄金，亦无双白璧。”虽无李太白的狂放与愤慨，艺术上也没什么创新，但其中自有一股豪侠之气。再如《晩宿江涨桥》前两联：“鸟径青山外，人家苦竹边。江城悬夜锁，鱼市散空船。”描写羁旅之情，景致空旷而又渺茫，也算得上是“开朗”之作。四库馆臣 们是不大看得上南宋那些晚唐体诗的，认为其有“啁哳之音”，如《提要》评永嘉四灵称：“虽镂心肾，刻意雕琢，而取径太狭，终不免破碎尖酸之病。”^[12]与《提要》相比，《札记》则更看重李新的散文，称其“文胜于诗”。

三是对李新在北宋文学中地位的认识。《提要》称李新“在北宋末年，可以称一作者”，而《札记》则认为这个评价“乃过情之誉也”。这本身是一个见仁见智的问题。如以神宗熙宁年间为界，北宋后期是整个宋代文学最为繁荣的阶段，以苏轼为代表的欧阳修门客或弟子们将散文发展推到了空前高峰，苏黄的诗歌也是宋代诗歌的巅峰。即使到徽宗朝晚期，苏轼、黄庭坚、苏辙先后辞世后，仍有陈与义、晁补之、李廌、周邦彦、贺铸、李清照等一大批作家活跃在文坛上，与这些名家相比，即使仅以诗歌方面的成就来论，李新也还是有一定差距的。也许正是从这个角度，《札记》认为《提要》的评价是过誉之词。

总的看来，《提要》采用的是“瑕瑜互见”的评论模式，《札记》则贬多于褒，如果抛开《提要》对史论的误读不计，双方对李新的评价都是平允而又切中肯綮的，对我们了解李新这一北宋后期蜀地作家以及进一步开展李新作品研究都有较强的指导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