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思想与纵横心态
李新散文以政论文居多，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出李新对政治的热衷。李新“平居以贾生自许”，“走半天下，南经江淮，往来陕雒之郊”[5]，这样的抱负和游历，成为李新表现自己建功立业的壮志豪情的推动力。李新在进入太学后，积极干谒，希望“日造俚语以求售于世俗”（卷二十二《上孙运使书》），这种意图在其散文中有直接的表现。刘泾将他引荐给苏轼，他也因口占《墨竹》诗受到苏轼的赏识。
李新自知自己出身低微，不通权贵，但儒家的经世致用的思想已经深深地影响了他，再加上受到当时文豪苏轼的赏识，这让他更加积极地表现自己，并希望能在政治上有一番作为。李新写了很多抨击政治垢弊的札子以及政论文。元符三年，在南郑县丞任上的李新给哲宗皇帝写了《上皇帝万言书》，提出并逐条论述了当时国家政治上存在的“权纲不在人主，责任不及宰相，朋党之风炽，台谏之职轻，士不素养而用，师不素虑而出，土木之役兴，财利之臣进，西南亡备以虞仓卒之变，内外相蒙而有衰微之渐”等十条弊病。以前两条为例，李新认为，当时宰相专权骄纵，随意欺压百姓，违背了做臣子的本分，而这样发展下去的后果便是人民揭竿而起，这是每一个统治者都不愿看到的。这种观点是儒家民本思想的体现。李新认为皇帝也要对人民负责，他必须亲贤远小，施行仁政。一方面皇帝要从宰相等大臣那里收回权纲，总揽朝政；另一方面皇帝应当勤政爱民，亲贤臣远小人。君主还必须以有力的措施与手腕改变衰颓的国运和弊政。这十条建议，每条都有很强的针对性。总的说来，李新政论文章言辞犀利，深刻地表现出他对当时社会时政的关心及敏感的洞察力。虽然李新因此得罪朝廷，以至被羁值遂州，但这篇文章却成为李新表达政治理想的代表作，充分表现了李新的忠君思想。后来，李新在绍兴八年（1138）被宋高宗朝追授承议郎时，高宗还感慨：“一言之善，无远不褒。尔当元符之间，陈备防之策。不顾时讳，力排巨奸。端亮有闻，久而益著。朕独不得与此人同时哉！”[6]这是对李新不畏权贵的诤臣风范的高度赞扬。
李新因长期在地方任职，有大量关于地方管理问题的奏议文，涉及各个方面，这足以证明李新对地方事务和黎民百姓的关心，也说明了他对文章载道功能的重视。如其《乞戒饬郡守劝农不以其时札子》：
臣窃闻陛下孟春之月亲屈玉趾，行幸南郊，躬耕籍田，以先天下。行一墢三推之礼，举百年之坠典，示万世之礼容。穜稑之种，出自深宫，鸾辂之音，乃光原野，父老动色，中外欢呼。夫以一人之尊，而俯为大农之事，则劝农之官，其将何以顺承圣意？又闻昔者郡守春秋行县，观风俗，课农桑，而暴吏乘时，风俗未尝观，农桑未尝课，千骑五马，重扰属邑，饬厨传，载宾客，携妓效东山之游，游山寺如潘孟阳之作。所以先朝废罢郡守行县，正为此也。今虽带劝农之名，而无劝农之实。臣欲乞知州每春行县劝农，量带人从，所至不得再宿，及取索供帐，令人除道，约束戒严，厉色悚动，辄受馈送。从人丐乞钱物，其赃先坐知州，不许以失觉察原免。则劝农之官知所畏，农知所劝，岁约有年，此富庶之本原也。
文章指出当地郡守打着“劝农”旗号，滋扰百姓，“虽带劝农之名，而无劝农之实”。文中将官员恶劣的行径如实记录下来，他们“千骑五马，重扰属邑，饬厨传，载宾客”，声势浩大地携妓出行，不顾官声，随意到百姓家吃喝，还勒索百姓钱财。这些描写极具画面感。在这篇文章中，李新犀利地揭示了地方官员“劝农”的实质就是“压农”，他认为“劝农”的政策没有落到实处，还让有些官员趁机，搅扰百姓务农，根本没有促进生产。所以李新在文中建议严惩那些装腔作势、敲诈勒索的“劝农者”，让“知州每春行县劝农”，而且只能“量带人从，所至不得再宿，及取索供帐，令人除道，约束戒严”，如果有“从人丐乞钱物”的情况，那就“其赃先坐知州，不许以失觉察原免”，这样，“劝农之官知所畏，农知所劝”，这才是劝农富民的根本。文章中体现出浓重的“民本”思想，是李新儒家思想的重要表现。
李新政论文章多是他在地方任职时所写，对当时的地方弊病极有针对性。其《进潼川府修城图状》记录了潼川府（今四川三台）修城的经过及重要的防御作用；《上扬提举》陈述方田制的利弊；《与家中孺提举论优恤户绝书》提及宋代对待绝户的优抚制度，是现代研究宋代绝户管理制度的宝贵资料；《上漕使书》论及盐税、漕运税收的弊病；《言科举书》逐条陈诉了当时的地方科考舞弊之处，指出了宋代温卷之风盛行的弊病；《乞禁州县学滥进之弊》描述了州学、县学的入学混乱情况以及入学不公正的歪风邪气。这类文章大多都讲如何解决州县地方出现的某些问题，对研究北宋地方政治，颇具史料价值。
《乞诏州郡置架阁军器库札子》是李新针对西南边陲防护的一篇政论文章，文中不仅指出了边陲地区落后的军备情况，还提出了防患于未然的改革方案。李新认为“天下承平日久，州郡军器因循不修治”，再加上“蜀地卑湿，天多沉阴”，兵器易坏，这样不但“枉费官物”，还会导致“缓急警严，殊无犀利可用之器”。这是李新针对西南边陲防护散漫的恳切进言。其实，李新早在《上皇帝万言书》中就提到了“西南亡备以虞仓卒之变”的建议。两文中提到西南边防疏忽的问题，在他后来写的《更生阁记》中也得到了应验。政和七年（1117），“静涂诸羌叛，火折博市，杀居民千，掠妇数百，屠汶山聚落殆尽，羌媪竞掠财货，辇负而归”，当时守城的杜掌手下戍兵百余人、土丁三百余人，并且已得知“贼纵饮，至漏泽园昭惠祠，朋醉莫能兴”，守城士兵纷纷主动请缨，但杜掌却不许他们出战，后来朝廷从成都派兵四千余名，与“羌贼六百迎战”，结果却是“王师皆陷，凡偏裨将十一人不战而死，无一骑一卒逃者”。兵败之时，主将丘永寿“犹卧营中，不知师败。比闻报，乃行至故州基，导以胡部乐，谓之奏凯而还，士皆窃笑”。而另一位将领张永铎“居帐中，股栗不能言”。在这次平叛的过程中，北宋投入兵力4400余名，而叛乱诸人仅600余名，“其胜兵者才七八十人耳”，却如此惨败，以至造成“凡费国用四百万缗，两蜀由是困矣”的后果。更让李新惋惜的是，后来孙羲叟带兵平叛后，并没有一鼓作气打垮对方，反而是“即受旺烈等降，反慰安之。奏诸朝，赐守领官月给茶彩”。从北宋军队在平定这些叛乱中的表现，的确能看出军队的孱弱和对地方控制的无力，也让我们不得不感慨李新高度的政治敏锐度和前瞻性。李新在文中直击地方防备薄弱这一社会弊病，是其积极进取的政治思想的一种体现，也是他希望能在政治上有所作为的直接行动。
李新的论说文也有纵横家的雄辩之气，将其崇尚权谋的政治思想表露无遗。《钟会论》一文以钟会伐蜀这一历史事件为基础，阐述了统治者要善于用人的观点。李新认为：“盖会之为人，有俊迈之机，有经营指顾之略，而其诡谲变诈，亦足以荧惑愚众，倾败国家而险危夫人。” 钟会这样的人，就像乌头、堇蝎一类的毒药一样，用得好了可以治“濒死危殆”者，用得不好就无异于杀人。而文王（司马昭）能用人不疑，“委之以西略，付之以十万之众”，是“知其足以任之而度其足以制之也”。等到后来钟会有异志，铲除邓艾，起兵反叛，忽然接到司马昭写给他的信，这信“以出其不意，而会亦震惧失其本谋”。李新的结论是司马昭用钟会很像之前汉高祖之用韩信，“非会不足以定蜀，而非文王有不足以用会”。这样的观点和《上皇帝万言书》中对待朝中朋党之争的建议是一脉相承的，在李新的政治主张中统治者或统帅就应当“举杀伐之威，诸暴讨奸”，而臣子应当为安守本分，为国主建言献策。《孙武论》用孙武练兵的事例证明了“有为之君必资乎有为之臣”的论点：
观其斩二队长之事，窃以谓非直严号令，申约束而已。嗟乎！无故而斩二妇人，此岂足以显将军之勇乎？武之心，其必有说也。盖武始以兵法见，固知阖庐可共功名也。然武之意，岂不以有为之君，不患其无志，而患物有以昏其志耶？……今夫妖艳之嬖，自非上智，鲜能不惑。阖庐勇而无断，非刚者也。观其速入郢，久留而不决归，推此考之，则其天资勇而无断，固可知也。勇则不虑后，不断则牵制于所役。盖有是者，易为敌之所乘，此武所以洞见吴王之为人而斩二姬于进见之初也。如曰不然，复敢以汉高祖、晋重耳之事明之。高帝起亭长，朝夕思奋以取天下；重耳以亡公子流落于四方，其心固未尝一日忘晋也。然则所谓忧伤感慨之事备尝之矣。然方高祖之入咸阳，则遂无出舍之意；当重耳在齐，乃曰人生安乐，孰知其他。以樊哙、赵衰之徒，皆平生握手之旧，其诚之相通，又非孙武比也。而苦言切谏，犹且不从，文公至以戈击咎犯，然则武于立谈一见之间，使其不假试兵之术以诛之，而徒事口舌之争，得乎？吾未见其有济也。
孙武练兵斩吴王爱妃的故事广为流传，古人都把它当作孙武治军严谨、军法严明的例证。但李新认为这不只是“严号令，申约束而已”，还是孙武向勇而无断的吴王阖闾进谏，为其铲除身边“妖艳之嬖”的一种高明手段。他以樊哙谏高祖、赵衰谏重耳为例证，证明了与阖庐关系不深的孙武如果用常规方式进谏将无法被接受。最后，他感叹道：“呜呼！君侧之小人，其为祸亦女子之比也。”高呼：“如欲为圣天子扫除小人之恶者，吾愿以孙武试兵之术告之。”对于曾经因为进谏而遭受贬谪的李新来说，这样的史论，恐怕也是别有深意的，是指向当时北宋恶劣的政治环境的。
北宋后期，内部时局动荡，外部又面临外族欺压。在《武侯论》一文中，李新一反前人对诸葛亮有功于蜀、辅佐刘备成就帝业的观点，提出了“先主之用亮，此其所以不可图天下也”的论点。他先分析了当时情势：魏国强大，蜀国衰微。他认为，在这样的局势下，蜀国是不能正面与魏国抗衡的。但兵不厌诈，蜀国可以假意投诚在暗处积蓄力量，然后在时机成熟时一举反攻，这种假设如果实施成功或可以改变历史：
方是时，为之始谋者孔明而已。汉中、巴蜀，此高祖所以因而王天下也。足食、足兵于西南之隅，然后徐起而图之，则其谋固然矣。孰谓孔明而不善于守正者乎？惟先主之才高，故听其言而能用，惟先主之志大，故决行其言而不疑。然而不知孱弱之草，不依托于盘根高干之木，则不能伸其身，此古今之常理也。况先主孤奋于东汉之末，欲有为于天下，则曹、孙之势最可假以为托。惜乎亮之拙于用权，而不能借资于人也。亮虽知曹公挟天子以令诸侯，难与之争锋，乃欲结好于权以为援，而曾不知事吴不若事魏之为利也。亮之不知事魏之为利者，窃意其心徒以玄德汉室之胄，可区区慕汤武之名，以正征伐之由。而不知汤武之先世惟积德取信于天下，以无心得之，此术不可施于汉末离散之际也。惟孔明昧其名而失其实，此所以不能事魏也。惟先主听用其言，复不知审其是非，行之不疑，亦不能远观却顾于成败未然之际，此其虑短，机不足致然也。
然则事魏之策奈何？噫！岂不见孙仲谋之能臣魏背蜀而保其国乎？事魏之势，在仲谋可以谋国，在备可以取天下。仲谋之势在外，备之势在内，而亮卒不之悟也。然仲谋虽知所以事魏，而不知资魏以事汉，至乃奉书称臣以媚于操。此所谓得其一而未得其二者也。方操胁帝以制下，先主以帝室之英，势有汉蜀，武侯曷不为先主谋，使尽夫尊事献帝之礼，仍通好于操，无暴其罪，伪推其勋，明告天下曰吾今与孟德戮力除凶以奉汉宗庙，操虽欲不吾从，不可得矣。吾屈身卑节以奉于操，正朔号令以禀于操，子女玉帛以归于操，使操欲绝我而不能，伐我而不可，汉天子将赖我以为固，操将若之何？于是修仁行义、休息衣食乎汉蜀之民，捐数十万金，奉口舌之士，以乘操猜忌多疑之间，疏隔其君臣之欢，且吾迹就内附则凡谋皆易行，假之数年，可以得志。是我外无犯汉之名，阴有谋魏之实，此为蜀之上计也。亮既不能出此矣，虽外结于权，又不能终事之，至于失荆州，蜀之形势不具。嗟乎！使先主曩事魏，则岂得有曹仁、于禁、吕蒙、陆逊之徒，腹背以困吾云长乎？
他认为诸葛亮只是一个辅臣，而不是一个谋臣，在刘备想要一统天下的时候，诸葛亮应为“拙于用权”，在明明知道难于跟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曹操争锋的情况下，选择与孙权联合抗曹，这是不明智的。还不如选择臣服于曹操，“无暴其罪，伪推其勋”，通告天下与曹操一起供奉汉室，让曹操受制于号令，不能攻打刘备，然后在蜀地休养生息，悄悄除掉曹操，这样就可以“外无犯汉之名，阴有谋魏之实”，然后就可以成功了。在文章的最后，李新感叹道：“噫！安得谋臣如张良者，以佐先主之谋，而使亮优处萧何之任，庶乎当其才也。人才之难，创业守成之君念之哉。”文中“结魏以图存”的观点备受后人指责，四库馆臣认为：“（李新）作《武侯论》，谓其当结魏以图存，所以阴解和金之辱也。无非趋附新局，以冀迁除。”[7]其实，李新只不过是对蜀国的政治谋略提出自己的建议，并不是为北宋“和金之辱”开脱罪责，影射宋代和金之事，更不能以此证明李新趋炎附势。但是，在以儒为尊的宋代，李新立论的大胆，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了他鲜明的纵横气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