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都江堰的岁修制度
修建都江堰，主要采用的是“破竹为笼，圆径三尺，以石实中，累而壅水”[10]的笼石护岸法，唐代称都江堰为“楗尾堰”，所谓楗尾，就是用装着石块的竹笼填补堤岸。这种方法的优点是就地取材，材料易得、简便。但竹笼易破碎、难以持久，随时需要维护、修治。再加上岷江每年带来的大量泥沙沉积在堰渠，需要定期淘浚。遇到地震、洪水或战乱等造成堤堰损坏时也需要进行修复。因此，都江堰自汉代开始，就设置“都水尉”“都水掾”[11]等水官负责日常管理和修治。但见于正史的岁修制度，始于《宋史》，《宋史·赵不 
传》：“永康军岁治都江堰，笼石蛇决江遏水，以灌数郡田。”[12]又据《宋史·河渠志》：
皂江支流以北曰都江口，置大堰……凡为堰九：曰李光，曰膺村，曰百丈，曰石门，曰广济，曰颜上，曰弱水，曰济，曰导，皆以堤摄北流，注之东而防其决。离堆之南，实支流故道，以竹笼石为大堤，凡七垒，如象鼻状以捍之。离堆之趾，旧镵石为水则，则盈一尺，至十而止。水及六则，流始足用，过则从侍郎堰减水河泄而归于江。岁作侍郎堰，必以竹为绳，自北引而南，准水则第四以为高下之度。江道既分，水复湍暴，沙石填委，多成滩碛。岁暮水落，筑堤壅水上流，春正月则役工浚治，谓之穿淘。[13]
证明宋代岁修时间在每年岁末年初的枯水季。修治的主要内容一是对都江堰（大堰）及李光等九堰进行维护，防止决堤；二是在离堆的南面、皂江支流的故道，用笼石护岸之法，将装满石头的竹笼垒成七层形状如象鼻的大堤，以防止洪水冲击；三是以“准水则第四”为标准，对起到分流作用的侍郎堰高度进行增减；四是对长期沙石累积形成的滩碛进行“穿淘”。也就是说岁修内容主要有两项：修筑堤堰和疏浚河道。任慥《堤堰志》提到了“穿淘”的具体做法：“都江口旧有石马埋滩下。凡穿淘，必以离堆石记为准，号曰‘水则’。其下淘深二丈二尺，而水则下亦深七八尺。”除了记录依据水则下淘都江口处滩的深度、长度、广度外，任慥还记录了石渠口等渠口的横、纵、深三个维度的具体下淘标准，且“岁以为度，过与不足，其害立见”[14]，强调每年岁修时穿淘都要以此为标准，过深或不足都会引发祸患。真宗景德年间任永康军知军的冯伉在其《移建离堆山伏龙观铭并序》中记载了岁修的相关情况：“每岁孟春，役徒万亿。太仓为之给粟，长吏为之监工。筑之，绳之，决之，防之；乘时以兴，比月而息。枝分派散，环绕纠错；连州越郡，膏沐千里。”[15]其对于岁修时间的记载与《宋史》一致，当时征招修治大堰的农民高达几万人，由政府拨给粮食并派官吏进行监督，整个岁修的时间大约两个月。陆游《十二月十一日视筑堤》诗也形象地记录了修治侍郎堰时编织竹笼、运送石头的忙碌情形：“横堤百丈卧霁虹，始谁筑此东平公。今年乐哉适岁丰，吏不相倚勇赴功。西山大竹织万笼，船舸载石来亡穷。”[16]
宋代不仅制定了都江堰岁修制度，而且朝廷还专门派遣官员对岁修工程进行监督并制定了相应的奖惩措施。据《宋史·河渠志》：
元祐年间，差宪臣提举，守臣提督，通判提辖。县各置籍，凡堰高下、阔狭、浅深，以至灌溉顷亩、夫役工料及监临官吏，皆注于籍，岁终计效，赏如格。政和四年，又因臣僚之请，检计修作不能如式以致决坏者，罚亦如之。大观二年七月……自今如敢妄有检计，大为工费，所剩坐赃论，入己准自盗法，许人告。[17]
由此可知，朝廷曾派员将都江堰的高低深浅等具体情况、灌溉的数量、每年修治所用的人工和材料等情况都详细记载于册，以之为年终考核奖惩的依据，对没有按照标准修治导致灾患的官员进行处罚，并鼓励百姓告发官员偷工减料、坐地分赃等犯罪行为。也有官员因主持岁修、惩治贪官污吏得到了朝廷的奖励和百姓的爱戴，如赵不
在任成都转运判官期间，面对“吏盗金，减役夫，堰不固而圮，田失水，故岁屡饥”的局面，他“躬视，操板筑，绳吏以法”，并积极赈灾，出台了很多有利于百姓生计的政策，“全活数百万”，其离任之时，“蜀人送者，沿成都至双流，遮道不得行”，而且没多久就“除成都提刑，改江西路转运判官”[18]。
岁修管理中也存在种种弊端，据任渊《双流昭烈庙碑阴记》记载，在双流新开河等堰的岁修中，就出现“调四邑之夫数千人，什伍为队，队各有长。名籍具在，实未尝充数。始至仅十六、七日，就减损；过旬，则零落殆尽。在者，皆癃老羸弱”[19]的情况，等到工期快到了，便点火夜作，草草收工，主管集合点名下面的人有经常顶包代替。在岁修的过程中，有时也要解决地方的一些矛盾，如王安石《京东提点刑狱陆君墓志铭》记载了当时引水渠道被土豪占据，陆广（曾为导江县令）主持修堰，斥退土豪，还水于民的事迹，其文云：“离堆之江，豪右擅焉。君修偃渠，始诎其专，灌田为顷万有七千。”[20]宋代形成的这套维修和官吏制度，在其后也被明、清所仿效，它既保障了岁修工程的质量，也能有效对官员进行监督，对都江堰的不断发展和长期发挥效益起到了重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