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少微文章的思想内容
“魏晋风度”作为对魏晋时期名士作风的一种特别说法，大约源于鲁迅《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鲁迅心目中魏晋风度的要点是“通脱”，他说通脱即“随便”。“随便”有放达之意，而“达”即是“率性”，率性可以说是名士风度的根柢。因为率性，魏晋名士们便表现出很多放荡、怪诞的言行。然而很多魏晋名士，言行并不相副。郑少微行迹，除了《宋史·刘泾传》后附短短二十余字的记载，称其“与（刘）泾俱以文知名，而仕不偶”[13]外，只有杨天惠《渊乐堂记》中只言片语的描述，我们很难知道他是否也同他自己所说的那样“褒博奋麈，御风泠然”，也不知他是否同阮籍、刘伶等人一样为避世远祸而放浪形骸。郑少微对自己的文才很自信，他称自己“量虽褊，尚可容卿百倍；笔虽拙，犹堪倚马万言”。从现存的文章来看，虽然他也与嵇康一样写过《养生论》，论述养生的重要性，阐述了“摄杂想而归一”“护卫粗欲而返真”以及养生贵在“无作”的道理[14]。但总体看来，他的文章较少魏晋名士那种“非汤武而薄周孔，越名教而任自然”的味道，而更多与韩愈、欧阳修等前辈一样，坚持“文道合一”“文以明道”主张，注重言道与论政密切结合，教化性较强，表现出了他在人格追求和文章思想内容的悖反。而在语言上，他与刘泾一样“为文务奇怪语”[15]，有时不免露出辞涩言苦的毛病。
郑少微曾做过德阳县令，在《孝感庙记》中，他记录当时重建孝感庙的过程，他认为孝子姜诗夫妇的事迹是教化百姓的绝佳材料，可以使当地百姓“为人子若夫者，咸欲诗之行在其身也；为人女若妇者，咸欲庞氏之行在其身也；为人父母若舅姑者，咸愿有子如诗、有女有妇如庞氏也”。姜诗妻子庞氏的孝行，是比共姜、许穆夫人、卫女等更值得大书特书的，因为“妇人女子，苟有片善可称者，遂见美于《诗》，见取于孔子”，共姜等女子，只不过“以礼义自持，不嫁不归而已”，就被记入《诗经》中，而庞氏这样的普通女子，才是百姓愿意学习的榜样，是能让他们感到亲近的，因为“其植节挺操之难，感格神明之异，实后世贱夫匹妇未肯远避之也”[16]。对于经商的士人，郑少微也强调儒家礼仪道德对他们的重要性。如其《澄纷阁记》云：
有人于此，不免营什一以养亲；而其心能知名教之可慕，至不屑乡邻讥笑，而劬劬然愿一游其藩，愈久而愈不倦者，是可以与之乎？曰：“人之生也固善，不幸偶訹于不善。一旦悔艾，伥伥然未明。夫今日之复，果足以胜昔日之迷否也？求其涂而不获。”方是时，无君于者指示且渎告之使悟，又称可之使悦，则其人亦将惰废而不修。夫为君子而使既迷思复之人归我而蒙，拒则不仁，孰甚焉？成都张君镃者，幼尝学问，未练事时，自放杯酒间。年三十余，忽追咎曰：“男儿家贫亲老，安可为？”是遂力治产业，以智取予。不数年，仰事俯畜之计沛然有余。而张君愈亦好事，藏古书画器物，遇意所好，必致之，无吝容。……闻人一语之善，退辄抄录以遵行之。呜呼！其志岂不可嘉也哉……张君非止好事耳。每至其家，见其抚怜二孤侄良有恩，意出于诚心，过如己子。[17]
文章一开头就是一大段议论，表明自己的观点：士人即使以经商来奉养父母，如果他能敬仰礼教，侍奉双亲，就不会为乡邻所讥笑，如果他还愿意孜孜不倦地去求学，那就值得读书人去交往，而对于那些误入迷途的人，“君子”也要“指示且渎告之使悟”。接着，他举到了澄纷阁主人张镃的例子，张镃年轻时求学寻知，在未熟谙世事时，曾沉溺于酒杯之乐，三十岁才迷途知返，自责道：“男儿家贫亲老，安可为？”于是开始经商，置办产业，“不数年，仰事俯畜之计沛然有余”。在建造澄纷阁后，他又收藏古玩，与当地文人士大夫交往。只要别人有好的言语，他就会抄录下来并践行。郑少微之所以答应张镃为澄纷阁写记，就是被他对儒家道德的遵循所感动，认为他虽然是一个商人，虽然曾误入歧途，但后来能对上侍奉父母，对下养育妻儿，视两个死去双亲的侄儿为己出，也是值得肯定的。文中对名教的看重，跟《孝感庙记》是一脉相承的。在《藏游轩记》中，郑少微再次阐述了“有道者”应该“上焉父母甘旨之奉，下焉妻孥衣食之须”的道理：
古之有道者，安其定分，而未尝以非义贷诸人。彼一身之害，苟能自甘之，虽死不怨也。然仰事俯育，与凡冠昏丧祭之用，待吾而后给，则吾亦何心坐视而不之恤欤？而古之所谓有道者，类皆却馈辞聘，阖户自守。上焉父母甘旨之奉，下焉妻孥衣食之须，与夫岁时伏腊所以行礼者，举无阙焉。由是知古之贫者，盖不若后世之士空然无以为资也。故颜渊有郭外之田以供
粥，有郭内之田以为丝麻，所以能乐夫子之道以终其身。扬雄有宅一区，有田一廛，所以能覃思浑天，著《法言》泊然不交于当世。使二子无以为资，虽不至陨获，然亦宁免栖栖汲汲而不累其至乐乎。战国时有苏秦者，自言：“使我有雒阳负郭田二顷，吾岂能佩六国相印？”如秦者，挟揣摩以卖人之国者也。其术志于动，诚使有负郭田，亦岂能顿忘其捷捷之辩、而乐仁义于畎亩哉？然则既有以为养，而又知所以安其养，非有道者不能与焉，审矣！[18]
他认为，有恒产才能有恒心，古之有道者，首先是建立在他们能够侍奉好父母、养育好妻儿的基础上。就算是颜回、扬雄这样的圣人，如果没有一定的恒产作为支撑，那他们即使不丧失志气，也不免忙碌不安，每日陷入急切追求基本生活资料的状态之中，很难在追寻儒家之道的过程中找到乐趣。但只有资产作为支撑也是不够的，有道者要“既有以为养，而又知所以安其养”，像苏秦这样的纵横之士，即使在老家洛阳有田二顷，也不可能安分地为了儒家的仁义之道，放弃对“佩六国相印”的功名追求。
郑少微还以“贾者之蓄货与匠者之治木”的道理，来论证了士大夫学习中的“藏游”之道：
公知夫贾者之蓄货与匠者之治木乎？夫贾者拥高赀于通道大都，凡货之滞于市者，吾皆以善价致之，措之闲处，如无有也。一旦求者接迹于门，则所蓄之货，不忻乎重而自重矣。有贱大夫者，专取众人之货，而其物又皆轻浮易腐，势不可以多售，且不可以久蓄，遂至于挽人而沽之，而财之丧者已过半矣。学者亦然。前言往行汪洋乎胸中，未尝即人而人自趋之，其可以投合世俗之所好，而不可以治身齐家、尊主庇民者，皆不学也。夫是之谓“藏”。匠之治木也，终日运斤，能使盘根错节迎风缕解。苟不得其理，则徒惫其筋力，虽荏染之材，皆得以撄其锋。至乃巧匠则不然，徐之疾之，先其易而后其难，腕调手适，而刃若挥虚焉。学者之游亦如此而已。圣经贤传，充牣于吾前，吾欲多取之，则患其污漫而无宗；欲少取之，则又脱略而不尽。究刑名度数，则神不能超其表；考是非治乱，则识不能居其先。此无他，不得其所以游故也。知藏而又知修，譬如贾者能积而不休。夫唯不休，所以见其功而觉其尤。知游而又知息，譬如匠者能作而不极。夫唯不极，所以德弥新而道愈出。公试推余言而思之，庶几其有得乎！[19] 认为做学问就像经商一样，不能投世人所好，对别人趋之若鹜、“不可以治身齐家、尊主庇民”的知识，都不要学习。在学习中，还要像木匠顺着树木的纹理、根节劈开木材一样，要懂得学习之理，要学会在丰富的圣贤经传中取舍。知藏而又知修，才会“德弥新而道愈出”。在郑少微看来，一味地读《诗》《书》《易》《春秋》这类的圣贤经传，而不注重修养道德，也是不行的，他举例说：
然《诗》《书》《易》《春秋》皆待孔子而后成，礼乐则徒有其说而已，是三千之徒，其见六经盖或未完也。而孔门高第类有王佐之才，其下为将为相者，咸著绩业；其退而不仕者，亦淡然适于性命之情。自诸子九流纷纭于后世，书至汗牛充宇，而颛门立党，口授笔传，不胜其多。学者以博览为贤，六经传著以至百氏世传之史既以渔猎之矣，曰：“未也。”下至卜祝医治之术，释老之教，无乎不阅。然而人材愈陋，事功不韪，莫仿佛于昔人。则读书之与不读，未可议夫损益也。今夫闾阎之人，初不能占毕而讽《急就》，及激于义理，则出词制行，往往万卷五车学士，忸怩叹息不暇。岂道德之运在神潜而心得，诚不止于简册间欤……书不可不读，苟不得其所以读，则不如不读之愈也。[20]
六经中，礼乐只是徒有其说，孔子的门徒们，大多没有读过完整的《诗》《书》《易》《春秋》四经。但是他们中，上等的有王佐之才，下等的也可以为将为相，那些不愿做官的也可以淡然自适。而现代人熟读经传、史书，乃至“卜祝医治之术，释老之教”，但是在人才、事功等方面都赶不上孔门弟子，就是因为他们只知读书，而没有关注道德修养，这样读书反而不如不读书。
有时，郑少微甚至会急切地想要“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表现出积极用世的一面，如其《招复流亡户口檄》就建议朝廷对流亡者“优直以僦力”“贷种以劝耕”[21]，使他们安居乐业。为了能为世所用，他甚至不惜屈辱地干谒。在《代上嘉守书》中，他还为士大夫的干谒行为做过辩护：
某尝闻司马迁之言曰：“不附青云之士，乌能施于后世哉？”又问韩愈之言曰：“不借势于王公大人，则无以成其志。”某三复其言而思之，以谓士者知修己而已。居仁由义，砥节厉行，则名声未有不章，爵位未有不得，而又何必营营以附借为哉？然窃究观天下学士大夫为不少矣，当时显闻于世而载于简编者，盖可数也，意当时宁无卓伟之材不得所托而空老死于草莱者？则二子之言，盖亦欲学者激昂自致，不可与土木俱腐，其不附青云之士，不借势于王公，虽曰冥愚，良不过也。[22]
他引用司马迁“不附青云之士，乌能施于后世哉”和韩愈“不借势于王公大人，则无以成其志”两句话，来证明只靠涵养性情、砥节厉行是难以彰显名声、得到爵位的。他指出了天下有才之人多，而载入史册者少的现象，认为司马迁和韩愈的话是值得学者“激昂自致”的，那些“不附青云之士”“不借势于王公”的人，是有些“冥愚”的。这种极端实用主义的观点，很难让人相信出自一个“褒博奋麈，御风泠然”高士之手。但对一些“不走寻常路”，通过非常规手段获得成功的文人，郑少微又会对他们大加斥责。如其《悯相如赋》就义正词严地对司马相如这位前代乡贤大张挞伐：
韪长卿之绝尘，邈下视于屈、宋。思眇眇以入微，辞蔚跂而易贡。骛八纮之津涯，括动植而错综。擢篆籀于重泉，斡形声而磬控。当其奋翼巴、庸，前无古人。拾厄灰之断简，搜屈璧之遗文。纷齐鲁之老师，徒骋辩于说铃。蜕笔土梗，鼻端运斤。专兔园之右席，麾邹、枚于颦呻。顾天西之栎社，怅夜锦之未晨。念弦歌之石友，畅落魄于情亲。夫何嫠人之艳艳兮，感熠耀之宵光！瞩绮疏以托诚兮，佩徽音而曷忘！嗟父母之不聪兮，昧彼都之丰臧。盻星河之照闱兮，径遡洄而往从。
缙绅先生而为此欤？凉德污行，既不胜诛。訚訚烈女，世未乏诸。足不下堂，步中瑀琚。纫幽兰以为裳兮，钿美玉以为车。岂无泳汉之游女兮，亦有采桑之秋胡。秉周礼以律身兮，谅冰雪之难渝。裨化国之阴教兮，饰家道之权舆。尔弗安于正吉兮，蒙恶声于简书。
访旧垆于故老，莽榛芜之离离。眢井乃贪泉之戒，修梧寔曲木之规。渴者勿汲，暍者勿栖。噫嘻！余触类取譬，操觚默惟。滔滔儒服，相远几希！搂处子者，迷忠义之大闲；窥邻墙者，暗富贵之危机。斥雁币之聘，媒妁之辞，墦间之夫，河间之妇，等亡羊耳。未容胜负，又奚独料理十日卜之与典午邪！[23]
他先是褒扬了司马相如才华：“韪长卿之绝尘，邈下视于屈、宋。思眇眇以入微，辞蔚跂而易贡。骛八纮之津涯，括动植而错综。”他认为相如赋的创作成就远超屈原、宋玉，概括了相如赋体制宏大、语词富赡、控引天地、错综古今的特征，在相如面前，邹阳、枚乘只能算作是颦呻苦吟，“纷齐鲁之老师，徒骋辩于说铃。蜕笔土梗，鼻端运斤。专兔园之右席，麾邹、枚于颦呻”。但接着郑少微就开始对司马相如、卓文君大加批判，司马相如是“缙绅先生而为此欤！凉德污行既不胜诛”“搂处子者迷忠义之大闲，窥邻墙者暗富贵之危机”，卓文君则是“岂无泳汉之游女兮，亦有采桑之秋胡。秉周礼以律身兮，谅冰雪之难渝。裨化国之阴教兮，饰家道之权舆。尔弗安于正吉兮，蒙恶声于简书”。认为相如作为读书人，做琴挑、夜奔这样的事，是“凉德污行，既不胜诛”，是“迷忠义之大闲”，相如、文君之间没有“雁币之聘，媒妁之辞”，所以他们就是“墦间之夫”“河间之妇”。他认为文君作为一个寡妇没有“秉周礼以律身”、没有“安于正吉”，在迷上相如美好的琴声和俊美的面容后，不听父母之言，与相如私奔，导致她最终“蒙恶声于简书”。郑少微对司马相如、卓文君的抨击，也许“真正的批判锋芒，其实是指向那些无行文人，指向每况愈下的世风……对司马相如之‘悯’，对司马相如及卓文君的抨击及斥责，似是有感而发，有现实针对性，是针砭时弊之作”[24]。
从以上例子我们可以看出，郑少微作品的思想内容大多没有超出儒家仁义道德的藩篱，并不像他自己所标榜的人格追求那样轻妙洒脱。但在一些文章中，郑少微也表现了自己对魏晋名士风度的向往。如其《竹斋记》云：
夫君子之玩物也，必有得于物而后致其乐。王子猷曰：“安可一日无此君！”执礼者类讥焉，谓晋世人士率唱奇以警俗，竹何关吾事，而溺好如此？且江左英韵，王氏得之居多。子猷汨杨訚世，胸胆傲兀，其寓意远矣。而当时官长乃以曹事责之，鸥鸟不下，理宜然也。[25]
在这篇记里，郑少微以王子猷来类比竹斋主人房少猷，他们都爱竹，甚至是“不可一日无此君”。竹秀逸风韵、纤细柔美、潇洒挺拔，的确是高洁君子的良伴。相较于前面列举的文章，郑少微的这篇记，稍稍有些魏晋名士的味道。
相比于文而言，郑少微词仅存二首，但都不落俗套，词意俱佳。其咏梅词《鹧鸪天·谁折南枝傍小丛》写得清新俊逸，的确有御风泠然的魏晋风度，很值得一读。
谁折南枝傍小丛。佳人丰色与梅同。有花无叶真潇洒，不问胭脂借淡红。
应未许，嫁春风。天教雪月伴玲珑。池塘疏影伤幽独，何似横斜酒盏中。[26]
上片写梅花的丰色和韵致。“佳人丰色与梅同”，以物拟人，由物及人。“有花无叶真潇洒，不向胭脂借淡红”，写梅花不依仗绿叶的扶持，凭她独有的清香丰色，超然独立于百花之上，这里的“潇洒”本是用于写人的，这里用来写花，亦花亦人，花与人在艺术形象上统一起来，突出了梅花高洁的品质，既是赞扬梅花的品格高尚，也是赞扬像梅花一样的佳人和高士品格高尚。下片侧重写梅花的骨气和品格。百花都在春风吹拂下开放，唯独梅花却不肯“嫁春风”，只愿意和“雪月伴玲珑”，这里用雪和月衬托梅花的洁白，用春风、胭脂反衬梅花的孤傲，使审美情境进一步向纵深拓展，使读者自然联想到作者的意趣。结尾两句“池塘疏影伤幽独，何似横斜酒盏中”，化用林逋的“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又别具新意，更进一步由写梅花之形到写梅花之神。整首词于宁静淡泊中流露出一丝无可奈何的抑郁感。整首词不仅从梅花外表对其加以刻画，更是努力塑造梅花的艺术形象，寄寓着深层的意蕴。既是咏梅，也是咏像梅一样高洁的佳人、高士。既可理解为作者的自喻，又不局限于作者的自喻。梅花成了词人所倾慕的理想人物的化身。
郑少微还有一首集句词《鹧鸪天》：
欲把长绳系日难，纷纷从此见花残。休将世事兼身事，须看人间比梦间。
红烛继，艳歌阑。等闲留客却成欢。劝君更尽一杯酒，赢得浮生半日闲。
所谓集句是指集辑前人的诗文成句以融汇成篇的一种作词方法，一般多用篇幅短小而形体整齐的词调。据张明华《古代集句词的基本特征及其发展原因》：“就现有材料看，最早的集句词是北宋宋祁的《鹧鸪天·画毂雕鞍狭路逢》。”[27]宋人所集多为唐人五、七言诗句。在该词中，上阕前二句集自唐彦谦《春蚤落英》：“纷纷从此见花残，转觉长绳系日难。楼上有愁春不浅，小桃风雪凭阑干。”三四句集自韩愈《游城南十六首·远兴》（一作《遣兴》）：“断送一生惟有酒，寻思百计不如闲。莫忧世事兼身事，须着人间比梦间。”郑少微把“须着”改成了“须看”。下阕“劝君更尽一杯酒”一句，集自王维《送元二使安西》。“赢得浮生半日闲”一句，集自李涉《题鹤林寺僧舍》：“因过竹院逢僧话，又得浮生半日闲。”只是郑少微把诗中的“又”字改成了“赢”字而已。词里虽没有蕴含太多的深意，但也体现了郑少微的博学多才。
总的说来，在北宋后期党争酷烈的背景下，郑少微想要追求的是御风而行的轻妙和清俊通脱的人格，但从其作品所体现的思想来看，他亦注重“文道合一”，注重言道与论政的密切结合，未脱儒家仁义礼教的藩篱，教化意味较浓。
【注释】
[1]曹学佺. 蜀中广记[M]//纪昀等编. 文渊阁四库全书. 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
[2]据《续资治通鉴长编》：“（元祐三年正月）乙丑，命翰林学士苏轼权知礼部贡举。”则郑少微登进士第当在元祐三年。见李焘. 续资治通鉴长编[M]. 北京：中华书局，1995：1921.
[3]徐松. 宋会要辑稿[M]. 北京：中华书局，1957：3928.
[4]文据《国朝二百家名贤文萃》卷一八八，署“木雁先生”。见国朝二百家名贤文萃[M]//续修四库全书.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5]朱晓蓉. 韩愈示儿诗考辨[J]. 佳木斯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8（8）：49-51.
[6]袁说友等编，赵晓兰整理. 成都文类[M]. 北京：中华书局，2011：819.
[7]“褒博”原作“褒愽”，按文意，此处当作“褒博”。《全宋文》辑自《国朝二百家名贤文萃》卷一八九，未校。见曾枣庄等. 全宋文：第129册[M]. 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206.
[8]王先谦. 庄子集解[M]. 西安：三秦出版社，2005：378.
[9]涪皤：黄庭坚号。黄庭坚《筇竹杖颂》：“亲尔畏友，予琢予磨，百世以俟圣人而不惑，则涪皤不负筇竹；危而不扶，颠而不持，惟筇竹之负涪皤。”
[10]文据《国朝二百家名贤文萃》卷一八八，署“木雁先生”。见国朝二百家名贤文萃[M]//续修四库全.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11]沈松勤. 北宋文人与党争[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350.
[12]黄庭坚. 山谷集[M]//纪昀等编. 文渊阁四库全书. 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
[13]脱脱. 宋史[M]. 北京：中华书局，1977：13104.
[14]曾枣庄等. 全宋文：第129册[M]. 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97：198.
[15]脱脱. 宋史[M]. 北京：中华书局，1977：13104.
[16]杨慎. 全蜀艺文志[M]//纪昀等编. 文渊阁四库全书. 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
[17]袁说友等编，赵晓兰整理. 成都文类[M]. 北京：中华书局，2011：827.
[18]袁说友等编，赵晓兰整理. 成都文类[M]. 北京：中华书局，2011：846.
[19]袁说友等编，赵晓兰整理. 成都文类[M]. 北京：中华书局，2011：846.
[20]郑少微. 读书堂记[M] //袁说友等编，赵晓兰整理. 成都文类. 北京：中华书局，2011：827.
[21]曾枣庄等. 全宋文：第129册[M]. 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97：194.
[22]曾枣庄等. 全宋文：第129册[M]. 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97：194.
[23]袁说友等编，赵晓兰整理. 成都文类[M]. 北京：中华书局，2011：17.
[24]赵晓兰. 《成都文类》中的司马相如[J].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5）：110-114.
[25]袁说友等编，赵晓兰整理. 成都文类[M]. 北京：中华书局，2011：852.
[26]唐圭璋. 全宋词[M]. 北京：中华书局，2011：694.
[27]张明华. 论古代集句词的基本特征及其发展原因[J]. 文史哲，2016（3）：96-1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