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人在都江堰灌区治水的经验
宋人在都江堰灌区岁修和水利建设的长期实践中积累了独具特色的宝贵经验，充分反映了宋代的治水理念和广大劳动人民的智慧。
首先是秉承天人合一、道法自然的治水理念。天人合一、道法自然是人类与自然相依相存的重要原则，人类只有在充分尊重自然规律的基础上，才能利用自然，实现人类社会与自然的和谐发展。李冰“能知天文、地理”[45]，他充分利用山形和水势，主导修筑了都江堰这一庞大的无坝引水工程，鱼嘴、飞沙堰、宝瓶口科学连接、相互作用，有效地解决了引水、灌溉、防洪等重大问题，这本身就是天人合一、道法自然这一理念指引下的智慧结晶。这种理念，也深为宋代治水者所认同。张俞《郫县蜀丛帝新庙碑记》云：“大禹，大圣人也。智极于水，用能因天顺地，永生厥民。若丛与冰，道不行于周、秦，而能迹禹之功，厚利三蜀，非有大贤之业，安能至此？”[46]认为李冰与大禹一样，都能充分掌握水的自然特性，因天顺地，在治水方面做出了成绩，成就了他们厚利三蜀的丰功伟绩。王充《论衡·虚道篇》云：“夫血脉之藏于身也，犹江河之流于地。”[47]血脉、经络是人体的通道，江河是大地的通道。传统中医学中对经络体系的认识，也常常被应用于宋人的治水方法中。如席益《淘渠记》认为：“邑之有沟渠，犹人之有脉络也。一缕不通，举体皆病。按图而治之，则纤毫无敢郁滞者矣。”[48]城市中的大小沟渠枝分根连，就像是人体的经络一样，只要某一条沟渠不通，整个城市就会得病，所以就可以像绘制人体经络血脉图一样，绘制好城区沟渠和下水道的分布图，那样就可以“按图而治之”，“纤毫无敢郁滞者矣”。这无疑是一种十分进步的治水思想，表明宋代成都的城市引水和排水系统已经到了相当高的水平。
其次是坚持因地制宜的治水原则。明代的何乔新在总结孙叔敖、李冰、史起等先贤治水经验时说：“然诸君子有声于水利者，岂有他哉？亦惟相地势之崇卑，放沟洫之遗法。”[49]在都江堰灌区的水利建设中，历代主要采用都是筑堰疏导的办法。无坝引水的方式，不仅节省了财力、物力，同时还能解决好防洪、运输、灌溉及生产生活用水问题。前文提到的王觌和席旦、席益父子疏浚成都城市水系，刘熙古、文彦博修治縻枣堰、韩亿修复九升口、李璆修复通济堰、王刚中修复万岁池等，无一不是采用筑堰疏导的办法。范镇《东斋记事》曾记载鲜于惟几违背因地制宜原则筑堰被毁一事，“蜀州江有硬堰，汉州江有软堰，皆唐章仇公兼琼所作也。鲜于惟几蜀州人，为汉州军事判官，更为硬堰。一夕，水暴至，荡然无孑遗者”。他失败的原因是“蜀州江来远，水势缓，故为硬堰。硬堰者，皆巨木大石。汉州江来近，水声湍悍，猛暴难制，故为软堰。软堰者，以粗茭细石。各有所宜也”[50]，不因地制宜，硬将蜀州的硬堰搬至汉州，结果让洪水冲得荡然无存，这就是不按照自然规律办事的教训。
第三是尊重前人经验，充分利用民间智慧。都江堰是顺应自然规律的水利工程的典范，也是民间智慧的结晶。“深淘滩、低作堰”的治堰准则、“遇弯截角、逢正抽心”的治河原则、“岁必一修”的管理制度，都是劳动人民在长期与水斗争中总结出的治水经验。宋代的成都地方官员在治水活动中，十分重视对前人经验的继承，也能充分听取当地百姓的意见。如王觌在疏浚成都城市水系的过程中，先是“博访耆艾，得老僧宝月大师惟简”，在得知“往时水自西北隅入城，累甓为渠，废址尚在。若迹其原，可得故道”之后，再委派成都令李偲实地勘察，经过科学整治，让成都城市水系“疏治复故”；在后溪的疏浚过程中，“咨诹父老，不作新奇，尽循太师鲁公（文彦博）之治”。韩亿修复九升口前，先派官员“行视江流”，然后“访故老，得堰曰九升口，未始疏导，即命新酾为渠以注之”。赵纯祐修沙坎前，“访遗迹，按故道，参校图录，订以耆旧”。黎希声新筑唐安新堰时，刚好遇到“新津老人陈汝玉亦状本末以献”，他实地勘察了要害之处后，“布为巨楗，制导异派，归之旧踪”。而鲜于惟几虽然“名享多学，能棋，又善医，其为人自强，人谓之鲜于第一”[51]，可算是博学多才之辈，可其在汉州所筑硬堰一遇洪水就“荡然无孑遗”，就是因为他改变了唐代益州长史章仇兼琼旧有的做法。
总之，农业是封建社会经济的重要支柱，而水利在农业经济发展的过程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宋代统治者对水利工程的修缮与建设十分重视，形成了完善的水利制度和对官员任职期间的治水业绩进行考核的奖惩制度。在此基础上，宋代的都江堰也形成了较完善的岁修制度，虽然在管理中依旧存在种种问题，但也保障了都江堰的长期运行。同时，在朝廷的相关制度的激励下，在四川任职的地方官员也对都江堰灌区的水利工程做了大量修缮和建设工作，保障了成都的繁荣和富庶。他们在治水过程中的一些做法，也为后世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经验。
【注释】
[1]常璩撰，任乃强校注. 华阳国志校补图注[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133.
[2]脱脱. 宋史[M]. 北京：中华书局，1977：3863.
[3]脱脱. 宋史[M]. 北京：中华书局，1977：3922.
[4]脱脱. 宋史[M]. 北京：中华书局，1977：4055.
[5]《宋会要辑稿》食货 11之27—28、63之18—186，见徐松. 宋会要辑稿[M]. 台北：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1965.
[6]脱脱. 宋史[M]. 北京：中华书局，1977：3186.
[7]脱脱. 宋史[M]. 北京：中华书局，1977：2260.
[8]脱脱. 宋史[M]. 北京：中华书局，1977：9469.
[9]脱脱. 宋史[M]. 北京：中华书局，1977：2316.
[10]李吉甫. 元和郡县图志[M]. 北京：中华书局，1983：432.
[11]1 974年3月3日，在都江堰外江闸下游出土李冰石像，前胸及两袖有题刻隶书文字：“故蜀郡李府君讳冰”“建宁元年闰月戊申朔二十五日都水掾”“尹龙长陈壹造三神石人珍水万世焉”。
[12]脱脱. 宋史[M]. 北京：中华书局，1977：8758.
[13]脱脱. 宋史[M]. 北京：中华书局，1977：2376.
[14]曹学佺. 蜀中广记[M]//纪昀等编. 文渊阁四库全书. 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
[15]此文原有碑刻现已失。此据冯广宏等编. 都江堰文献集成·历史文献卷：先秦至清代[M]. 成都：巴蜀书社，2001.
[16]陆游著，钱仲联校注. 剑南诗稿校注[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387.
[17]脱脱. 宋史[M]. 北京：中华书局，1977：2377.
[18]脱脱. 宋史[M]. 北京：中华书局，1977：8759.
[19]袁说友等编，赵晓兰整理. 成都文类[M]. 北京：中华书局，2011：884.
[20]王安石. 临川文集[M]. 长春：吉林出版集团，2005：768.
[21]魏华仙，徐瑶. 宋代四川地区饥荒述论[J]. 中华文化论坛，2014（6）：59-66.
[22]李焘. 续资治通鉴长编[M]. 北京：中华书局，1995：6181.
[23]脱脱. 宋史[M]. 北京：中华书局，1977：1325.
[24]脱脱. 宋史[M]. 北京：中华书局，1977：1471.
[25]袁说友等编，赵晓兰整理. 成都文类[M]. 北京：中华书局，2011：178.
[26]袁说友等编，赵晓兰整理. 成都文类[M]. 北京：中华书局，2011：480.
[27]吕陶. 净德集[M]//纪昀等编. 文渊阁四库全书. 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
[28]脱脱. 宋史[M]. 北京：中华书局，1977：10943.
[29]袁说友等编，赵晓兰整理. 成都文类[M]. 北京：中华书局，2011：511.
[30]袁说友等编，赵晓兰整理. 成都文类[M]. 北京：中华书局，2011：513.
[31]袁说友等编，赵晓兰整理. 成都文类[M]. 北京：中华书局，2011：660.
[32]杨慎. 全蜀艺文志[M]//纪昀等编. 文渊阁四库全书. 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
[33]脱脱. 宋史[M]. 北京：中华书局，1977：10299.
[34]袁说友等编，赵晓兰整理. 成都文类[M]. 北京：中华书局，2011：679.
[35]李新. 跨鳌集[M]//纪昀等编. 文渊阁四库全书. 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
[36]百字疑衍，此处所称之堰即通济堰，灌溉面积不可能如此之大，万顷则较为可信。
[37]脱脱. 宋史[M]. 北京：中华书局，1977：11654.
[38]脱脱. 宋史[M]. 北京：中华书局，1977：12863.
[39]脱脱. 宋史[M]. 北京：中华书局，1977：12699.
[40]吕陶. 净德集[M]//纪昀等编. 文渊阁四库全书. 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
[41]袁说友等编，赵晓兰整理. 成都文类[M]. 北京：中华书局，2011：872.
[42]袁说友等编，赵晓兰整理. 成都文类[M]. 北京：中华书局，2011：677.
[43]吕陶. 净德集[M]//纪昀等编. 文渊阁四库全书. 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
[44]魏了翁. 鹤山集[M]//纪昀等编. 文渊阁四库全书. 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
[45]常璩撰，任乃强校注. 华阳国志校补图注[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132.
[46]袁说友等编，赵晓兰整理. 成都文类[M]. 北京：中华书局，2011：630.
[47]王充. 论衡[M]. 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3：426.
[48]袁说友等编，赵晓兰整理. 成都文类[M]. 北京：中华书局，2011：513.
[49]何乔新. 椒邱文集[M]//纪昀等编. 文渊阁四库全书. 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
[50]范镇. 东斋记事[M]. 北京：中华书局1984：35.
[51]范镇. 东斋记事[M]. 北京：中华书局1984：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