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边疆治理的角度看，既失去了主动权，又缺乏威慑力
有学者认为，在茶马贸易等“互市”过程中恩威并施，“既利用禁止互市作为制裁周边民族的手段，又利用互市作为怀柔周边民族的手段”，“这是宋王朝适应商品经济的发展，在民族政策上的重要创新”[64]。南宋的吴泳在其《互市》也有相似的表达：“互市博买之权，当使操之在中国，不当使专之在四夷……使蕃夷仰我之心常重，而汉人藉彼之力常轻，则置场市易以质剂相往来。”[65]但这种创新，对于军事实力不强的北宋来说（南宋更是如此），也是不得已而为之的。没有强大的军事力量作后盾，单靠经济手段获得的控制权是脆弱的、缺乏威慑力的，而且真正掌握控制主动权的往往不是北宋王朝。
纵观整个北宋与西夏、吐蕃政权的交往史，在处于敌对状态时，战争的主动发起者大多时候是西夏、吐蕃。特别是西夏的侵扰，一直让北宋统治者们惴惴不安，元丰七年（1084），神宗曾感慨：“夏羌自祖宗以来，为西方巨患历八十年，朝廷倾天下之力，竭四方财用以供馈饷，尚日夜惴惴然，惟恐其盗边也。”[66]西夏为什么要频频发动对宋战争，以至成“西方巨患”呢？李元昊年幼时劝其父李德明：“不若习练干戈，杜绝朝贡，小则恣行讨掠，大则侵夺封疆，上下俱丰，于我何恤？”[67]对于元昊及历代西夏统治者来说，让国家富足的最重要手段都是通过战争“恣行讨掠”“侵夺封疆”，以获取经济利益，因为“游牧民族与农业民族间，其贸易的成否与交易额数量的大小，是要以他们武力为后盾来决定的，其数量的大小，也会与他们武力强弱成正比的”[68]。西夏强盛时，几乎每一次战争都能从北宋捞到好处，如元昊时期在三川口、好水川、定川寨三次大规模战役后，与宋签订了“庆历和议”，西夏得到宋朝每年供奉银5万两、绢13万匹、茶2万斤的好处。这一时期，西夏选择战争还是贸易，取决于哪种方式能给自己带来更多的经济利益。熙河开边后，北宋从西夏夺取了横山这一重要的粮食产区，西夏国力衰退，主动发动的战争反而少了，这也从另一个侧面印证了游牧民族以夺取农业物资为目的的战争是要“以他们的武力为后盾的”。西北吐蕃由于实力较弱，在与北宋相处的六十余年里，多数时候与北宋交好，但当他们觉得战争能获取更多经济利益时，也会像西夏一样主动掠夺扰边，当他们觉得投靠西夏更有好处时，就马上背叛北宋。宋王朝给他们的封号、互市的好处以及直接的经济援助等，对他们当然有很大的吸引力，但由于宋王朝军事上的孱弱，这种控制根本不具备威慑力和约束力。如熙河开边后，“其首领青宜结鬼章寇河州踏白城，景思立死焉，帝命边臣招来之，（熙宁）十年，以鬼章及阿里骨皆为刺史”[69]，但元祐二年（1087），这个鬼章和阿里骨在得到西夏国相梁乙逋的厚礼后，马上又联合西夏发兵攻宋。所以，吐蕃与北宋的交往的动机其实跟西夏是一样的，还是为了经济利益。由于没有强大的军事力量作为后盾，战争和和平选择的主动权并不在北宋王朝的这边。即使是北宋后期最值得炫耀的熙河开边，最后也是以鬼章率军收复失地、北宋完全失败而告终。
相较而言，北宋对西南地区少数民族的羁縻，效果似乎要好得多，达到了“边民不识兵革，垂二百年”的程度。但当这些少数民族为了维护或想要得到更多经济利益时，他们一样会“长啸而起，出则冲突州县，入则负固山林”[70]，与北宋政府发生武力对抗，而北宋政府在这些军事行动中的表现，更能看出其军队的孱弱和对地方控制的无力。据李新《更生阁记》记载：政和七年（1117），“静涂诸羌叛，火折博市，杀居民千，掠妇数百，屠汶山聚落殆尽，羌媪竞掠财货，辇负而归”，当时守城的杜掌手下戍兵百余人、土丁三百余人，并且已得知“贼纵饮，至漏泽园昭惠祠，朋醉莫能兴”，守城士兵纷纷主动请缨，但杜掌却不许他们出战。后来朝廷从成都派兵四千余名，与“羌贼六百迎战”，结果却是“王师皆陷，凡偏裨将十一人不战而死，无一骑一卒逃者”。兵败之时，主将丘永寿“犹卧营中，不知师败。比闻报，乃行至故州基，导以胡部乐，谓之奏凯而还，士皆窃笑”。而另一位将领张永铎“居帐中，股栗不能言”。在这次平叛的过程中，北宋投入兵力4400余名，而叛乱诸部仅600余名，“其胜兵者才七八十人耳”，却如此惨败，以至造成“凡费国用四百万缗，两蜀由是困矣”的后果[71]。可见，北宋末期，统兵将领已昏庸到了何等地步，宋兵已孱弱到了何等地步。贾大全也认为：“北宋王朝用将唯亲，庸人领兵所造成的严重恶果，是北宋军队不能抵抗少数民族军事进攻的最根本原因。”[72]更让李新惋惜的是，后来孙羲叟带兵平叛后，并没有一鼓作气打垮对方，反而是“即受旺烈等降，反慰安之。奏诸朝，赐守领官月给茶彩”[73]。可以说，在治边问题上，北宋孱弱的军事实力拖了经济的后腿。
总的说来，北宋后期利用茶马贸易等经济手段，加强中央政府对边疆及少数民族地区的控制的策略，有其积极的一面，也有其局限性。知古鉴今，这些政策及其实施效果对我们今天的政策及执行也具有一定参考价值。
【注释】
[1]李清凌. 北宋治理西北边疆民族的思想和实践[J]. 河西学院学报，2008（1）：1-7.
[2]据贾大泉、陈一石统计，北宋时期东南地区年产茶约2300余万斤，四川产茶量约为3000万斤。见贾大泉，陈一石. 四川茶叶史[M]. 成都：巴蜀书社，1988：38.
[3]据苏辙《论蜀茶五害状》：“五代之际，孟氏窃据蜀土，国用偏狭，始有榷茶之法。及艺祖平蜀之后，放罢一切横敛，茶遂无禁，民间便之。”见苏辙. 栾城集：卷三十六[M]//纪昀等编. 文渊阁四库全书. 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
[4]脱脱. 宋史[M]. 北京：中华书局，1977：4478.
[5]吕陶. 净德集[M]//纪昀等编. 文渊阁四库全书. 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
[6]脱脱. 宋史[M]. 北京：中华书局，1977：4498.
[7]脱脱. 宋史[M]. 北京：中华书局，1977：4945.
[8]李焘. 续资治通鉴长编 [M]. 北京：中华书局，2004：6191.
[9]如通远军设置了市易司，“熙宁五年至熙宁七年间“收本息钱五十七万余缗”，熙宁八年朝廷采纳高遵“岷州铁冶暴发，若增置一监，岁可得钱四十万”的建议，在岷州设置铸钱监。见李焘. 续资治通鉴长编[M]. 北京：中华书局，2004：6093，6562.
[10]朱熹. 宋代名臣言行录[M]//纪昀等编. 文渊阁四库全书. 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
[11]朱熹. 宋代名臣言行录[M]//纪昀等编. 文渊阁四库全书. 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
[12]吕陶. 净德集[M]//纪昀等编. 文渊阁四库全书. 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
[13]方宝璋. 略论宋代商税[J]. 税务研究，2013（10）：93.
[14]据吕陶《奏乞罢榷名山等三处茶以广德泽亦不阙备边之费状》原注：“川茶贵者每斤三百，贱者三二十文，今总计为五十文。”见吕陶. 净德集：卷三[M]//纪昀等编. 文渊阁四库全书. 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
[15]贾大泉，陈一石. 四川茶叶史[M]. 成都：巴蜀书社，1988：55.
[16]吕陶. 净德集[M]//纪昀等编. 文渊阁四库全书. 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
[17]袁说友等编，赵晓兰整理. 成都文类[M]. 北京：中华书局，1983：546，
[18]吕陶. 净德集[M]//纪昀等编. 文渊阁四库全书. 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
[19]徐松. 宋会要辑稿[M]. 北京：中华书局，1957：5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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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傅增湘. 宋代蜀文辑存[M]. 新文丰出版公司，1974.
[22]李焘. 续资治通鉴长编[M]. 北京：中华书局，2004：6412.
[23]脱脱. 宋史[M]. 北京：中华书局，1977：43969-3970.
[24]贾大泉，陈一石. 四川茶叶史[M]. 成都：巴蜀书社，1988：86.
[25]脱脱. 宋史[M]. 北京：中华书局，1977：4956.
[26]据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 31 7：“（元丰四年）十月丁巳，种谔既破米脂援军，退攻城，凡五日距 
城，其守将都钤辖凌结阿约勒率酋长五十余人请降。谔下令入城敢杀人及盗者斩，乃降之，收城中老小万四百二十一口。”卷 49 5：“（元符元年）三月辛亥……有西蕃大首领李额叶将妻男并人户约千人、牛羊孳畜等归附。”
[27]徐松. 宋会要辑稿[M]. 北京：中华书局，1957：3367.
[28]李焘. 续资治通鉴长编[M]. 北京：中华书局，2004：6529.
[29]袁说友等编，赵晓兰整理. 成都文类[M]. 北京：中华书局，1983：5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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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脱脱. 宋史[M]. 北京：中华书局，1977：45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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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贾大泉，陈一石. 四川茶叶史[M]. 成都：巴蜀书社，1988：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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