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都江堰灌区水利工程的修缮与建设
据魏华仙、徐瑶《宋代四川地区饥荒述论》统计：两宋时期，《宋史》《续资治通鉴长编》中记载的益州路饥荒有13次，而在这些饥荒记录中，与水灾、旱灾有关的达8次[21]。也就是说，水旱灾害是引发宋代成都地区饥荒的主要自然灾害。如《续资治通鉴长编》就记载了熙宁七年的一次旱灾：“北尽塞表，东被海涯，南逾江淮，西及邛蜀，自去岁秋冬，绝少雨雪，井泉溪涸，往往涸竭，二麦无收，民已绝望，孟夏过半，秋种未入，中户以下，大抵乏食，采木实草根以延朝夕。”[22]这是一次包含“天府之国”成都在内的范围极广的旱灾，从前一年的秋冬到第二年的夏天，一直干旱无雨，导致大量民众缺乏粮食，只能采摘木实草根充饥。再如“（乾道八年）六月壬寅，四川郡县大雨水，嘉眉邛蜀州、永康军及金堂县尤甚，漂民庐，决田亩”[23]，直接导致“（乾道九年）春，成都、永康、邛三州饥”[24] 。连都江堰所在的永康军及主要灌区成都府都因为遭遇水灾而导致饥荒，“水旱从人，不知饥馑”的“天府之国”的称号在这时已名不副实了。而造成这样的局面的，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水利工程年久失修，难以起到雨季防洪和在旱季灌溉的作用。如前文提及的赵不
任成都转运判官期间见到的“堰不固而圮，田失水”的情况，就是因为“吏盗金，减役夫”造成的。所以说成都地区的灾荒，一半是天灾，另一半却是因官员贪腐、懒政导致的人祸。但总的说来，两宋三百多年间，成都地区发生水旱灾害和饥荒的次数并不算多，频率也不高，而且很少爆发大规模的饥民暴乱事件。宋代是成都城市高速发展的黄金时代，成都是当时最富裕的地区之一，田况《成都遨游诗》（其四）称：“惟兹全蜀区，民物繁他州。春宵宝灯燃，锦里香烟浮。连城悉奔骛，千里穷边陬。”[25]范百禄《成都古今集记序》也曾写道：“成都，蜀之都会，厥土沃腴，厥民阜繁，百姓浩丽，见谓天府。缣缕之赋，数路取赡，势严望伟，卓越他郡。”[26]从中我们不难想见宋代成都的繁华盛况。 如前所述，成都的繁荣和富庶是建立在先进和完善的水利系统基础上的，而富裕的成都也能支撑更多水利工程的修缮和建设，而且宋王朝也将水利工程的修缮与建设作为地方官员考核的重要内容。在此背景下，一些长期在成都地区任职的官员也自然会将治水作为自己的重要职责，如吕陶在《蜀州新堰记》中特别指出：“西南虽号沃壤，然赋敛百出于农。耕夫日夜劬劳，而三时有馁色；百亩之家，占名上籍，而歉岁或不免饥。惟是沟畎渠防之务，于政最切。上之人苟置不议，非所以抚惠赤子也。”[27]特别提出了主政者要重视水利工程建设的忠告。两宋时期，王觌、刘熙古等一大批官员在主政成都期间，对都江堰灌区的水利工程加以修缮，并建设一些新的服务于地方农业的水利工程。
绍圣年间以宝文阁直学士知成都府的王觌，面对成都“江水贯城中为渠，岁久湮塞，积苦霖潦而多水灾”的局面，彻底对其进行整治，“疏治复故，民德之，号‘王公渠’”[28]。成都人吴师孟也记录了王觌在成都的治水事迹，其《导水记》云：
今宝文王公，勤恤民隐，目睹水事，憪然疚怀，博访耆艾，得老僧宝月大师惟简，言往时水自西北隅入城，累甓为渠，废址尚在。若迹其原，可得故道。遂选委成都令李偲行视，果得西门城之铁窗之石渠故基。循渠而上，仅十里，至曹波堰，接上游溉余之弃水，至大市桥，承以水樽而导之，其水樽即中原之澄槽也。自西门循大逵而东注于众小渠，又西南隅至窑务前闸，南流之水自南铁窗入城。于是二渠既酾，股引而东，派别为四大沟，脉散于居民夹街之渠，而辐凑于米市桥之渎。其委也又东汇于东门，而入于江。众渠皆顺流而驶，有建瓴之势，而无漱啮之虑……凡为澄槽二，木闸三，绝街之渠二，木井百有余所。而民自为者，随宜增减，不可遽数焉。[29]
这是一项“经始于仲春，迄成于季秋”的大工程，在王觌组织整修之前，“虽有沟渠，壅阏沮洳”，雨大就淹，雨少就旱，一遇火灾，也无水可救，而且居民还常常因此染病，“春夏之交，沈郁湫底之气渐染于居民，淫而为疫疠”。王觌上任后，访问了熟悉情况的老人，派出成都令李偲实地考察，找到了旧渠位置，从曹波堰接引灌溉余水到大石桥，再设水槽，引水至西门，顺着大路向东开渠，分水给各条小渠，在城西又设闸引渠水入城中，使两大干渠恢复通畅，并把水引到了居民街道之中，最后再汇于东门，注入二江。这番整治增加了水槽两处、木闸三处，恢复水井一百多眼，民间工程不计其数。这样，成都的居民用水、消防、防洪等都得到了保障。可以说，这是在宋代成都建设史上较为重大的一次工程。在整修过程中，王觌还能做到“不妨民田，不劳民力”，不枉民众将其修治的沟渠称为“王公渠”。其后，席旦、席益父子又分别对成都的城市水系进行了整治。席益《淘渠记》记述了父亲和自己疏浚城区沟渠和下水道的过程，席旦在大观二年（1108）春带领百姓淘挖沟渠内的淤泥。三十年后，同样任成都知府的席益，在上任之初，就面临因为暴雨和城中沟渠淤塞导致的洪流以及灾后瘟疫流行的局面，上任的第二年，他按照父亲当年的办法开始淘渠和整修，补筑了大西门外的堤防，在引水入城的渠道上设置了三道闸门，又修了积水塘的排水沟和防护矮墙。水道整治后，泥泞清除了，瘟疫也消失了。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席益在此次疏浚过程中，专门绘制了地图，方便后世掌握涵道位置，以便及时淘淤。他认为：“刊图以示，后之君子，如有志于民，意诚而令信，于斯图也，将有考焉。”[30]这无疑是城市疏浚工作中一种进步的举措。
在成都地区水利工程的维护中，作为“两江抱城”重要节点的縻枣堰的修缮，最具有典型意义。据何涉《縻枣堰刘公祠堂记》：“乾德四载秋七月，西山积霖，江水腾涨，溃堰，蹙西阊楼址以入。排故道，漫莽两堧，汹汹趋下垫，庐舍㕓闬，浩乎若尾闾横决，傍无厓漘。”刘熙古上任之初，面临的就是水灾导致城区沟渠大量被淹没的局面。“开宝改号之初……刘公熙古帅州，始大修是堰（即縻枣堰），约去讫民害。招置防河健卒，列营便地，伺坏隙辄补，以故连绝水虞”。成都民众“比屋蒙仁，多绘像而拜恩之”[31]。刘熙古开宝元年（968）所修治的縻枣堰，乃唐末名将高骈修建护城河时所筑的导流堤。通过縻枣堰，郫江北流东行，在城东又折向南行，沿城东向南流，变成了今天的府河。刘熙古不但组织大修縻枣堰，还建立了一支专业的维修队伍，保证一有损坏就立即修补，基本解决了成都城区水患问题。庆历五年（1045），文彦博知成都，再次对縻枣堰进行了大修，据前引何涉文，文彦博“尝从僚吏，诣所谓縻枣堰者”，感叹道：“以吾为尹于兹，诚不可遗西人它日戒惧”，“由是大营工揵，益庳附薄，为数十百年计。盘据广袤，罔分坞属，汤汤洪波，演漾徐转” 。文彦博的大修主要是在刘熙古修治的基础上将低凹单薄的堤堰加厚加固，提高堤堰的防水和导流能力。直到淳熙年间，四川制置使兼成都府尹范成大在糜枣堰下修建亭榭，命诸生杨甲作记，杨甲在其《縻枣堰记》中感慨道：“縻枣堰……虽肇于唐高骈，然陴陋易圯，不足以堙洪源，折逆流。逮隆崇基以洒沈澹灾，引注灌溉，膏我粱稻，而无汜滥决溢者，宋端明殿学士刘公熙古之力也。自开宝以迄于今，逾二百年，而沃野之利溥矣。享其利而忘其功，不可也。”[32]刘熙古组织大修之后的縻枣堰，能够在两百年间无溃决，其功劳能在两百年后仍被人铭记，可见其工程之坚固。
天圣年间出镇成都的韩亿修复了九升口。韩亿出镇成都时，益州发生了严重的旱灾，韩亿不但“倍数出粟（原来的规矩是岁出官粟六万石），先期予民，民坐是不饥”，而且“疏九升江口，下溉民田数千顷”[33]。阎灏《韩忠宪公祠堂记》对此有更为详尽的记载：“骄亢寖久，府江几涸。莳稼将瘁，沟浍填阏。提封暵然，浇润靡及。公（韩亿）遂遣官行视江流，访故老，得堰曰九升口，未始疏导，即命新酾为渠以注之。水行径便，均溉诸邑。后常修决，倚为滋植，而利甚丰博。”[34]韩亿组织疏通的九升口是外江的一条支渠口，在今温江、郫县交界，在他下令开挖新渠口，解决了几个县数千顷农田的灌溉问题，其后他还令人随时修补决口，获得了极大的效益，韩亿也因治蜀成绩卓著而被蜀人立祠纪念。
李新《成都后溪记》则详细记录了后溪在北宋后期的疏浚过程。由于长时间疏于管理，成都城区北沟渠淤塞，连菜地都无法浇灌，“人多疵疠，天灾流行，万井皆涸，不舒不泄，物无精华”，文彦博主政四川后，“使治水者循大皂之源，得会仁、濯锦二乡，使余之水自曹翁堰导小渠，承以木樽，环武库至西楼”，解决了衙门里的用水问题，“复凿水溪于阅武堂后，入诸部使者之寺，与凡帑藏所在，园无衡官，支分派决，均受漏泉之赐”，将水分配到了各个部门，解决了大家的找水之苦。在文彦博离开四川三十年后，后溪因缺乏维护又逐渐淤塞，王觌到任后，“咨诹父老，不作新奇，尽循太师鲁公之治，数月而政成，浚开后溪故道，水行如昔”[35]。花了几个月的时间，使后溪恢复了旧观。
李璆任四川安抚制置使期间修复了通济堰。据《宋史》本传：“三江有堰（即通济堰），可以下灌眉田百万顷[36]，久废弗修，田莱以荒。”李璆率领地方官员“合力修复”，“眉人感之，绘像祠于堰所”[37]。绍兴二十八年（1158），王刚中以龙图阁待制知成都府、置制四川，当时成都万岁池（今白莲池）“岁久淤淀”，王刚中“集三乡夫共疏之，累土为防，上植榆柳，表以石柱。州人指曰：‘王公之甘棠也。’”[38]。张逸曾四次到蜀为官，深知蜀地民情，仁宗时以枢密直学士知益州，“会岁旱，逸使作堰壅江水，溉民田”[39]。在宋人文集中，也零星记录了都江堰及灌区水利工程的修治活动。如吕陶《朝请大夫知邛州常君墓志铭》记载了常珙在怀安军（今金堂县境）解决三江堰的用水纠纷、修复堤堰的治水事迹：“怀安军三江堰，以侵竞致讼，历四十年不能已……君钩索本末，得其情，归所侵田而复其堰，溉润之利凡四千顷。”[40]杨天惠《莫侯画像记》记载了他在崇宁三年（1104）被罢官后寄居郫县时县令莫侯的治水事迹。当时郫县境内也有岁修制度，但以前的官员不大过问水利，以至于“偶一愆雨，水辄廞涸，故岁多失稔”，而莫侯上任后，经过精心治理，“堰之高厚倍于旧，而沟之深广什之”[41]。杨天惠在《华阳赵侯祠堂记》中还详细记录了华阳县令赵纯祐修沙坎堰的事迹，能够灌溉三万七百九十亩农田的沙坎堰年久失修，农田也因水源断绝而荒芜，赵纯祐上任后，“访遗迹，按故道，参校图录，订以耆旧，遂相地宜，筑堤故处。高二十五尺，长四百四十尺。其址之阔，如高之数。用木五百章，揵竹二百个，役夫五万指。不浃旬，功告就”[42]。水进了沟渠，灌溉的需求被满足了，原先的农民又争先恐后地回来落户种田了。吕陶《蜀州新堰记》记述了唐安（北宋蜀州唐安郡治，在今崇州市）新堰的建设情况。该堰建成于“熙宁七年冬十二月朔”，背景是“江之故道日漏且涸，弃失余润，不能浸远，永堧之稼，屡植尽槁，盖八九年矣”“时旱甚谷贵，流徙满道”[43]，蜀州知州黎希声用以工代赈的方式，用新津老人陈汝玉的治理方案，在逃荒灾民中招募了三千人，在要害处布置堤坝，将冲乱的河道恢复原来的路线，经过四个月的建设，建成了灌溉面积达三万九千亩的新堰，使五千户农民避免了洪涝灾害。魏了翁《永康军评事桥免夫役记》记载了修建评事桥的过程：“淳化元年，安定梁公楚以大理评事来守此邦，冬仍其旧；夏则为石笼、木栅、竹绳，而属绳于栅，植于笼，跨江而桥焉，民至今赖之，即其官以名桥，示不忘也。”[4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