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内部统治的角度看，常因取息太重、立法太严，致生民怨

茶马法的实施，使北宋政府财政收入大幅提高，也带动了四川茶叶生产和销售，但对于四川百姓来说，茶马法给他们带来的不是财富，而是更多的剥削和沉重的税负。一方面，政府大幅增加园户和茶商的赋税，将园户缴纳的茶税从一分提高到了三分，茶商到茶场买茶“一般是政府收购价再加价二分至三分”^[50]，这样就将政府从园户和茶商那里所收茶税的税率从通商法时期的15%左右提高到了50%～60%；另一方面以严刑峻法强制推行茶马法，园户生产的茶叶只能“尽卖于官场，更严私交易之令，稍重至徒刑，仍没缘身所有物，以待赏给”^[51]，“园户赍茶往不置场处并用有引茶及空引带私茶”等都要入刑，而且还鼓励揭发私茶交易，告捕者“一斤以上赏钱三贯文，每一斤加三贯，至三十贯止”^[52]，商人与园户“有以钱八百私买茶四十斤者，辄徒一年，出赏三十贯”^[53]（苏辙《论蜀茶五害状》），越界贩茶、贩卖茶籽茶苗、运输不及时及官吏缉私不严等都要入刑。实际上，园户除了向政府缴纳茶税外，还要遭受官吏、茶商、牙人的压榨，如园户每斤本应“卖得七八十文，今来只卖得五十文，除牙子钱，只得钱四十七文”，每袋茶十八斤，“牙子只称作十四五斤，若是薄弱妇女卖时，只称作十三四斤”^[54]（吕陶《奏为官场买茶亏损园户致有词诉喧闹事状》）。茶官还常常“每岁秋成籴米，高估米价，强依茶户，谓之茶本，假令米石八百钱，即作一贯支依，仍令出息二分。春茶既发，茶户纳茶，又例抑半价，兼压以大秤，所损又半，谓之‘青苗钱’，及至卖茶，本法止许收息二分，今多作名目，如牙钱、打角钱之类，至收五分以上”^[55]（苏辙《论蜀茶五害状》）。黄纯艳根据吕陶熙宁年间的奏疏分析，在实行通商法时，四川园户出卖中等茶每斤之利可得20文，实行茶马法后，园户在年景较好时每斤可得利8文，官府每斤得利为36文，是园户得利的4.5倍^[56]，再加上官府常常压价收购，园户受到的剥削显然更为严重。

沉重的税负与官吏、牙子的层层盘剥，让蜀中百姓民不聊生，“一路之民，遂生怨诽”^[57]（吕陶《奏具置场买茶旋行出卖远方不便事状》），刘挚在其《论川蜀茶法疏》中指出：“于园户名为平市，而实夺之也。园户有逃以免者，有投死以免者，已而其害犹及邻伍，欲伐茶则有禁，欲增植则加市，故其俗论谓‘地非生茶也，地实生祸也’。”^[58]畸高的赋税和严苛的刑罚也导致北宋中后期私茶盛行，虽然被抓获的私茶贩子遭遇极其悲惨，李新《上皇帝万言书》曾记载：“比年禁其私贩，五木巨械，钳首贯足，考一逮十，考十连百，图图常空，刑余半道，而冤痛之声，至不忍闻。”^[59]但这也禁止不住一些园户和茶商铤而走险，私自交易，越界贩卖，甚至产生了专门的“茶寇”。一些园户和茶商在逼到绝境后，甚至选择武力反抗。据吕陶上奏的《奏为官场买茶亏损园户致有词诉喧闹事状》：熙宁十年四月十九日，堋口茶场秘书丞尹固、蒙阳主簿薛翼因没准备好现钱，要延期收茶，导致园户不满，“其园户却致打本官手下公人，兼扯破薛翼袍䄂，更寻牙人，意要相争。”而吕陶认为，其原因主要在于“官场买茶，取息太重”，“其园户既被亏损，无可申诉，遂便聚众喧闹，人数颇众，难为约束”^[60]。吕陶记录的只是极小的一次骚乱，虽然北宋没有像汉唐一样爆发全国性的农民起义，但根据何竹淇《两宋农民战争史料汇编》的统计，北宋有史料记载且形成一定规模的民变就有近300起，北宋民变的主体主要是流民、饥民、茶（盐）贩等^[61]。这些民变也让大臣看到了问题所在，那就是赋税太重。如冯京就曾这样跟宋神宗分析四川王小波起义的原因：“囊时西川因榷买物，致王小波之乱。”^[62]王黼给徽宗皇帝总结方腊起义的原因时也说：“腊之起，由茶、盐法也。”^[63]而北宋之所以一直实行高赋税，除了官僚机制的臃肿外，一个关键原因就是治边成本太高，每年需要的供奉太多，这些都是要从农民那里盘剥而来的。所以，假使北宋没有亡于金，估计也会在其末期爆发全国性的农民起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