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记

巴山蜀水，钟灵毓秀；巴蜀文化，诡谲神秘。自一九九五年入渝同窗求学，我们已在富饶的巴蜀大地生活了二十五年，也被巴蜀旖旎的山水和瑰丽的文化滋养、濡染了二十五年。二十五年的时光，我们一起学习，一起舌耕，一起育儿，哪怕只是因钓于斯游于斯的关系，我们也早已将这个昔日的他乡当作了故乡。“蹴蛩蛩，辚距虚，轶野马，轊陶駼，乘遗风，射游骐”“噫吁嚱，危乎高哉！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翳翳桑榆日，照我征衣裳”“大江东去，浪淘尽”，每天我们都会与来自全国各地的莘莘学子一道，与这些巴蜀奇才的锦绣文字“耳鬓厮磨”。舌耕多年后，我们决定更深入地走进这些文字，走进写出这些文字的巴蜀才子的世界。于是，我们开始沿着巴蜀文化研究先贤们开创的道路蜗行摸索，尝试性地申报一些小课题，先是完成了四川省教育厅课题“《花间集序》作者欧阳炯生平及词学思想研究”、绵阳社科联课题“《彰明附子记》作者杨天惠生平研究”“《杨天惠集》辑佚校注”的研究任务，继而又以“北宋蜀中‘三俊’研究”为题目申报了教育部省属高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四川师范大学巴蜀文化研究中心二零一六年度项目，本书就是“北宋蜀中‘三俊’研究”的结项成果。如果日益兴盛的巴蜀文化研究是一座不断成长的繁茂森林，我们愿意这本书成为这座森林脚下最不起眼的一株小草，装饰它而不影响到它的美。

“三俊”之称来自曹学佺《蜀中广记》卷四十二：“郑少微，华阳人，字明举，元祐中进士。是时苏轼知贡举，得少微，与古郫杨天惠、隆州李新，号为‘三隽’。” 作为灿若星辰的北宋巴蜀作家中的三个小作家，他们是同声相应、同气相求、志同道合的好友。他们都生于蜀、长于蜀、官于蜀、死于蜀，都受知于苏轼，也都在当时酷烈的党争中随苏轼一起浮沉。他们在生命的早期，都曾有一颗昂扬向上、积极进取的心，有着想要报效朝廷、改革政事的社会责任感；在仕途失意后，又都表现出一种偷安自适、任性逍遥的精神风貌。他们一生久滞下僚，文名亦不显，是北宋蜀地中下层文人的典型代表，虽不能像苏轼这样的文坛巨匠一样光炳千秋，但他们也是那个时代巴蜀文化的亲历者和书写者，凭借着自己的智慧和对人生的书写，与三苏、张商英等文坛名家一道，让巴蜀文学在宋王朝的文化版图上熠熠生辉。把“三俊”作为一个整体研究，除了考虑他们身份、经历的相似，也主要考虑到他们的作品大多表现蜀地政治、经济、教育、水利、宗教、城市建设及边地风光。将他们作为一个整体来研究，更方便我们了解宋代蜀地中下层文人的生存和思想状态，了解宋代巴蜀社会经济政治状况，并能为北宋时期巴蜀其他方面的研究提供可供参考的资料。

郑少微曾经在成都筑一小堂，名之曰“渊乐”，取的是上与陶渊明、白乐天为友的意思。在本课题四年的研究过程中，我们与研究的三位主角—— 李新、杨天惠、郑少微从初识到相交到相知，也好像变成了知心好友一样。在搜集材料、考证作品、展开论述的时候，我们恍惚觉得，他们也在遥远的九百多年外，注视并关心着研究的进展。所以，尽管教学繁忙、俗务缠身，但研究进程却一直在缓慢推进。今年初，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爆发，除夕当夜，我们从湖北一路驱车返蜀，接下来就是漫长的自我隔离，隔离虽有千般不好，却给了我们相对充裕的时间，让我们完成了课题的研究。书稿即将付梓，不久的将来，我们也可以用它来向“三俊”表达我们的千载尚友之意。

由于本课题主要是以专题论文的形式进行的，故而在体例上不按照章节排列，而是先以个案研究的形式来展现“三俊”的人生与创作，再合论他们作品中所展示的渊深的巴蜀文化。其间，《〈容安馆札记〉批评北宋作家李新发微》《北宋蜀中“三俊”眼中的司马相如—— 兼论北宋后期蜀地文人心态》《蜀茶禁榷在北宋后期治边中的作用及其局限性》《李新生平考》等论文，作为课题的阶段性成果，曾在《中华文化论坛》《西华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农业考古》《绵阳师范学院学报》等刊物上发表。这些成果，在此次成书的过程中，我们又做了一些内容上的修订。

从课题的申报到本书的付梓，恩师房锐先生一直关注并推动我们的研究工作。在这本书初稿完成时，她欣然命笔，为之作序。巴蜀文化研究中心邹一清老师、颜信老师在课题开展、结题延期等方面给予了大力的帮助和支持。学校杨达副校长始终关注着本课题的进展情况，也曾指点我们的研究与写作。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的罗在伟、居碧娟、何宝华等编辑老师为编审此书，倾注了大量心血，参阅各种古籍版本，纠正了引文上的讹误。在此一并致以最诚挚的谢意！

应该指出，由于材料分散，收集难度较大，加之作者水平有限，书中疏漏、谬误之处在所难免，切望关心巴蜀文化、关心此书的学界贤哲不吝赐教。

李延芳 杨兴涓

2020年6月记于李白故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