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强了对西北、西南少数民族的控制

在茶马贸易中所交换的马，可分两类，据《宋史·兵志·马政》“其一曰战马，生于西陲，良健可备行阵，今宕昌、峰贴峡、文州所产是也；其二曰羁縻马，产西南诸蛮，短小不及格，今黎、叙等五州所产是也。”^[25]在宕昌等地市马，不仅使北宋得到了急需的战马，也加强了北宋与吐蕃诸部的合作，使一些吐蕃部族自愿接受北宋王朝的统治。熙河及周边地区自吐蕃王朝解体后，一直散居着各吐蕃部族，呈分离割据局面。吐蕃虽然在生活习惯和风俗上与党项都很相近，但在北宋王朝“联蕃制夏”战略影响下，受经济、政治利益的诱惑，他们往往选择与北宋联合对抗西夏。如吐蕃最实力最强的唃厮啰一系，唃厮啰在天圣年间就被授予“宁远大将、爱州团练使”的封号，其子孙也都由北宋授予封号，甚至在康定年间还与北宋联合出兵攻打西夏。设置熙河路后，这些地区的吐蕃部族就成了北宋的属民，其间虽时有因对汉人统治不满而发生的武力斗争，但北宋王朝能在这样一个以少数民族为主的地区，组建一个类似于内地统治结构的行政区域，并维持一段时间的实际统治，甚至在这期间还不时发生周边吐蕃首领率部族来附的事件^[26]，这与当时多数吐蕃部族及其首领的认同是分不开的。吐蕃部族对北宋王朝的这种认同，虽有来自北宋熙河开边军事威压下的屈从，但很大程度上也是建立在经济利益的基础上的，正因为北宋政权意识到“非茶马无以招集蕃汉人族”^[27]，对蕃族实行较为宽松的贸易政策，采取了制定优厚的茶马比价体系、调整市马地点以方便蕃族卖马（如熙宁六年六月“徙秦州茶场于熙州，以便新附诸羌市易”^[28]）等措施，方便了吐蕃各部的交易并让他们从中得到实惠，才得到了他们的拥护和支持。杨天惠《都大茶马司新建签厅架阁记》称：“故自阶、文、龙、茂并塞之区，以及洮、岷、湟、鄯穷边之徼，凡兵若民，咸指日望赐，待我而后出入食饮。”^[29]茶马贸易对边疆少数民族的重要性由此可见一斑。对于农耕落后、主要靠市马获利的蕃族各部来说，北宋这一庞大卖马市场的得失，直接关系到他们的经济发展，直接决定了他们能否获得茶、盐等生活必需品，这就使贸易合作甚至内附成了吐蕃各部最能得到实惠的选择。

与在宕昌等地相比，在西南黎、叙等州的市马中，北宋朝廷好像更加吃亏，因为“秦州买四岁至十岁四赤四寸大马一匹，用名山茶一百一十二斤，每斤折价钱七百六十九文（原注：疑“七百”乃“一百”之误），比黎州减得茶二百三十八斤，又减省银绢等不少，衮比马价钱止四分之一”，而“黎州见买四岁至十三岁四赤四寸大马，每匹用名山茶三百五十斤，每斤折价钱三十文”^[30]。在黎州与秦州买同样的马，价格却要贵得多，且黎州等地所市之“羁縻马”大多“短小不及格”，无法在战场上使用。那么，北宋为何要花更高的价购买这些不能上战场的马呢？主要是基于政治上的考虑，对少数民族“曲示怀远之恩，亦以是羁縻之”^[31]，也就是要发挥经济的作用，安抚西南诸蛮，保持西南边境安全。有宋一代，对西南少数民族始终实行“树其酋长，使自镇抚”^[32]、以蛮制蛮的羁縻政策，茶马贸易是其羁縻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据贾大泉《宋代博买羁縻马数量表》：自熙宁七年至崇宁三年（1074—1104），朝廷购买黎、叙等州羁縻马在每年4000～5000余匹之间，是嘉祐（1056—1063）年间年购买量的2倍多^[33]，可见，北宋虽有大量来自西北的战马，与西南地区少数民族的茶马交易也是非常兴盛的。整个宋代，西南边疆地区政局基本稳定，以至到绍兴二十六年（1156），黎州知州唐秬还称赞：“边民不识兵革垂二百年”^[34]，这与朝廷在这一地区实行以茶马贸易为主的经济控制不无关系。

更有意思的是，在与西夏断断续续的贸易中，茶马贸易也是北宋王朝控制对方重要的“经济武器”，有时这个武器的威力甚至超过了真枪真刀的厮杀。五路伐夏大战及其后的议和就是一个有趣的典型例子。元丰四年（1081），神宗皇帝趁西夏国内政乱发动战争，想攻克兴、灵二州，却被西夏水淹营地，又绝粮饷之道，再次遭遇到了军事上的惨败。于是神宗皇帝开始祭出另一件武器，“既绝岁赐，复禁和市”，配合军事行动，“又命沿边将吏，迭行攻讨”，结果造成“羌中穷困，一绢之直至十余千”，“横山一带皆弃不敢耕，穷守沙漠，衣食并竭，老少穷饿不能自存”^[35]（苏辙《论西事状》）。这样，在军事上的失败靠经济手段找了回来，西夏政权又再次被迫议和，向宋称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