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相如文学成就的高度评价
有文字记载的巴蜀文学始于汉代,司马相如是巴蜀文学第一人,他的横空出世掀起了巴蜀文学的第一个高峰,而这个高峰也是汉赋创作的最高峰。自西汉至北宋,历代文人对相如的文学才华及其在文学史上的地位都评价极高。扬雄《答桓谭书》称赞“长卿赋不似从人间来,其神化所至邪”[5],班固、刘勰称其“蔚为辞宗”[6],李白《大猎赋》开篇就写道“相如、子云竞夸辞赋,历代以为文雄,莫敢诋讦”[7]。“三俊”在继承前代观点的基础上又进行了发挥,对这位前代乡贤的文学才华进行了热情的歌颂,对其在巴蜀文化和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给予了充分肯定,并有一些新的见解。
“三俊”的文学成就都不高,与他们交往的也大多是中下层官僚和文士。在他们三人中,李新常借相如典故以抒情,如其《春昼歌》:“茂陵白马归不归,眼没平芜一千里。”[8]《浣溪沙·秋怀》:“未老功名辜两鬓。悲秋情绪入双眉。茂陵多病有谁知。”《新春道中口占》:“病渴相如今已老,悔将春事入琴心。”不管是借相如家居茂陵事来抒发伤春怀乡之情,还是借相如因患消渴疾免官事来抒发自己功名未就的无奈与辛酸,其间都不乏以相如之才自许的意味。有时李新还以相如来称誉他人,如其《过何权道幽居不遇》称:“素冠如遇文园宅,为我殷勤借子虚。”《上王知府书》称:“登高吊古,则相如扬雄之才。”前者借“文园”(相如曾任文园令)来借指何权道幽居,后者直接以相如来颂扬王知府的文才。李新的这些自称和称誉,在今天看来,都难免给人以不自量力和恭维夸谀之感,但它们所反映出的正是李新对相如文才的高度认可和赞扬。对相如的文学成就和地位,“三俊”也极力称颂,如杨天惠《悯相如赋》:“综艺文之要妙兮,申剑术之雄妍。载而之四方,吾将鼓行诸公之间。视骑郎之多冗兮,义不辱于周旋。顾严、邹之差强人意兮,聊步武于梁垣。”[9]在称扬相如艺文要妙、剑术雄妍的同时,认为与相如相比,同为梁孝王门客的严忌、邹阳等只能算作是差强人意;在《上吴大尹书》中,杨天惠又说:“汉有司马相如、王褒、扬雄,唐有陈子昂、李白,咸以文词为世宗长。”[10]认为自汉至唐,以相如为首的四川文人可算是当世文学的杰出的代表。郑少微《悯相如赋》在概括了相如赋“思眇眇以入微,辞蔚跂而易贡。骛八纮之津涯,括动植而错综”的特点后,特意强调“当其奋翼巴、庸,前无古人”,“纷齐鲁之老师,徒骋辩于说铃。蜕笔土梗,鼻端运斤。专兔园之右席,麾邹、枚于嚬呻”[11],认为在巴蜀文化史上,相如有开拓之功,是前无古人的第一人;在梁孝王的兔园[12],相如之赋也当属第一,邹阳、枚乘在他面前只能算作是嚬呻苦吟。李新在《上张丞相书》也提到“自汉到今,人材出兴,……如王褒、子云之智慧,何武、相如之辨才,君平、仲元之行业,谯周、子昂之多闻,俱得第一”,认为相如与陈子昂等都可算是巴蜀文化史上第一流的人才。
值得玩味的是,“三俊”中的郑少微还对屈原、司马相如进行了比较,认为马优屈劣。其《悯相如赋》开篇就是“韪长卿之绝尘,邈下视于屈、宋”,明确指出相如赋的创作成就,远超屈原、宋玉。屈、马优劣论,据可考资料,可能始于扬雄。《文选·谢灵运传论》李善注引《法言》[13]云:“或问屈原相如之赋孰愈?曰:‘原也过以浮,如也过以虚。过浮者蹈云天,过虚者叶无根。然原上援稽古,下引鸟兽,其着意于虚,长卿亮不可及。’”[14]其后是曹丕(洪兴祖《楚辞补注》卷一引,称“魏文帝《典论》云”):“优游按衍,屈原之尚也;穷侈极妙,相如之长也。然原据托譬喻,其意周旋,绰有余度矣。长卿、子云,意未能及已。”[15]扬、曹二人都认为屈、马各有所长,但总的说来马不及屈,曹丕在论述的时候还顺便拉上了扬雄。迄汉至宋,屈优马劣几乎成了文人们的定评。郑少微一反前人陈见,提出了相如优于屈原的观点,有意思的是,他还顺便拉上了宋玉。可惜他没有具体说出马优于屈的理由,只简单阐明了相如赋“思眇眇以入微,辞蔚跂而易贡”的特点,相如赋的确雄浑多姿,相如也因赋得到了汉武帝的赏识,证明其赋确有“易贡”的特点,但仅以此证明相如可以“邈下视于屈、宋”,理由明显牵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