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相如、文君人格操行的严厉抨击
相如才华横溢，但其为人却一直为后人诟病。尤其是对其所谓“窃妻”一事，自扬雄提出“司马长卿窃訾于卓氏”[24]后，嘲讽者代不乏人。如刘勰《文心雕龙·程器》云：“相如窃妻而受金。”[25]刘知几《史通·序传》云：“而相如《自叙》，乃记其客游临邛，窃妻卓氏，以《春秋》所讳，持为美谈。虽事或非虚，而理无可取。载之于传，不其愧乎！”[26]这种嘲讽在宋代几乎变成了谩骂，其激烈程度超越了汉唐。还是以苏轼为例，其《东坡志林》卷四认为相如归临邛后为了钱与王吉演了一场双簧戏，“及卓氏为具，相如又称病不往，吉自往迎相如，观去意，欲与相如为率钱之会耳。而相如遂窃妻以逃，大可笑”[27]。这个问题上，“三俊”中，杨天惠、郑少微的观点倒是苏轼高度一致，其嘲讽程度则比苏轼又过之。杨天惠《悯相如赋》云：
慨非余心之所悦兮，矧驵侩之与同盘。强要卿以俱行兮，卿固已薄其所以然。摽使者于门兮，出告之以不闲。何隆初而杀终兮，卒俯首而从旃。彼迁虏何为者兮，窃东向于肆筵。纷臭处之逼人兮，笑言呀以更欢。予意卿食不下咽兮，奚宴安乎末欢。酒参半而奏音兮，四座寂以无喧。嗟辇下之遗直兮，固淟涊而不鲜。嫮冶容而亡赖兮，猥自成乎哀弹。懿长离之文章兮，非鸾凰其谁匹。曷伻鸩以为媒兮，即游枭而接翼。弃朝阳之显敞兮，集此榛莽之蒙密也。吐竹梧之芬馨兮，争膻腥之余啄也。度将雏以授意兮，吾固不审卿之所谓也。卿纵怀彼枭以好音兮，吾恐彼枭之终弗类也。既么么又不材兮，曾何足以溷箕帚之役。决帷薄而夜奔兮，毁帨褵而不入。……厌儒衣之巨丽兮，袭隶人之亵服。虽杂作而忘劬兮，蔽泥水以为饰。怅迁虏犹不堪其愤兮，卿独何施于眉目！……胡中道自绝于前修兮，乃陷而入于桑濮之为？终吾伟卿之能赋兮，工谲谏而不怒。摄侈汰之澜翻兮，卒归之于王度。唁卿躬之不蚤正兮，尚何以禁切于人主？嗟乎，操行之不得兮，躏终古而增污。挽天河以自湔兮，吾恐垢氛之不能去。[28]
郑少微《悯相如赋》云：
夫何嫠人之艳艳兮，感熠耀之宵光！瞩绮疏以托诚兮，佩徽音而曷忘！嗟父母之不聪兮，昧彼都之丰臧。盻星河之照闱兮，径溯洄而往从。缙绅先生，而为此欤？凉德污行，既不胜诛。訚訚烈女，世未乏诸。足不下堂，步中瑀琚。纫幽兰以为裳兮，钿美玉以为车。岂无泳汉之游女兮，亦有采桑之秋胡。秉周礼以律身兮，谅冰雪之难渝。裨化国之阴教兮，饰家道之权舆。尔弗安于正吉兮，蒙恶声于简书。……搂处子者，迷忠义之大闲；窥邻墙者，訚富贵之危机。斥雁币之聘，媒妁之辞，墦间之夫，河间之妇，等亡羊耳。[29]
从上面两段摘录文字可以看出，杨、郑二人对相如、文君都极尽贬斥之能事。先来看对相如的抨击：杨天惠描述了相如的三大错误行为，一是在“污令”王吉的邀请下，到卓王孙这样的驵侩（市侩）之家赴宴，而且还“笑言呀以更欢”“酒参半而奏音”，认为这样的行为犹如食腐之鸟“争膻腥之余啄”；二是琴挑文君并与其夜奔，认为这样的结合不是鸾凰配对的良缘，而是以鸩为媒、两只“游枭”“接翼”的结合，夜奔则更是违背“帷薄之外不趋”的规矩；三是去儒衣而着隶人亵服，亲自参加酒店劳作，认为这是“迁虏犹不堪其愤”的行为。在杨天惠看来，相如的这些行为，都是有辱斯文的，是没有走正道、没有以礼自持的结果，是半道“自绝于前修”的行为，所以最终陷入了“桑濮之为”，而相如的错误和道德上的污点，哪怕是“挽天河”之水，也不能洗去了，杨天惠还在《乱辞》中告诫后人：“孰是人，斯而有是丑兮！尚俾来者，毋罹此垢兮！”与杨天惠相比，郑少微对相如“劣迹”的描述则要简单得多，但斥责力度却一点也不弱，认为相如作为读书人，做琴挑、夜奔这样的事，是“凉德污行，既不胜诛”，是“迷忠义之大闲”，相如、文君之间没有“雁币之聘，媒妁之辞”，所以他们就是“墦间之夫”“河间之妇”。再来看对文君的斥责：郑少微认为文君作为一个寡妇没有“秉周礼以律身”、没有“安于正吉”，在迷上相如美好的琴声和俊美的面容后，不听父母之言，与相如私奔，导致她最终“蒙恶声于简书”。杨天惠对文君的批判则要温和得多，他只是指出文君不该“怀彼枭以好音”，落入“溷箕帚之役”的境地。
与杨天惠、郑少微义愤填膺的斥责相比，李新的态度则较为暧昧。一方面，他看不起文君，如其《绮阁吟嘉州李使君命官妓段倩乞诗席上为赋》云：“茂陵白马何时归，江北枫花处处飞。”以文君对相如的等待来比喻官妓段倩对情人的期盼。另一方面，他又对相如、文君情事表示欣赏。如其《古意（其四）》云：“野人孤鹤姿，与云相伉俪。百禽相和鸣，了不关鹤意。彼美靓闺女，窥户欣客贵。复有琴心挑，中夜驾车至。词章灿星汉，市门甘涤器。竟使谁病痟，野人却歔欷。”他先感慨自己作为村野之人，只能与云作伉俪，接着用羡慕和欣赏的口吻描述了琴挑、私奔、涤器等相如、文君的爱情经历，对相如有如此赋才却甘心涤器市中表示感慨，对相如得消渴之疾表示叹息。
总的说来，“三俊”对相如所谓“窃妻”事，斥责多于赞赏，抨击的严厉程度也超过了同代文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