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地方政治

杨天惠长期在四川州县任职，因上书言事被罢职后更是长期寄居郫县，与他交往的都是一些四川地方官员。他的作品有的阐释了自己对于地方治理的独特理解，有的记录了当时地方官治蜀的政绩，为我们了解当时四川的政治状况提供了第一手资料。

杨天惠曾任邛州学官、双流县丞、彭山县丞、双流县令、彰明县令，有着丰富的地方工作经验，在其《双流县令题名记》里，他阐释了自己对县令职责的认识：

古今论贤令，咸曰西门豹之投巫妪，董宣之格主奴，何易于之焚诏版。此数者，诚难能，然某弗尚也。以为是特奋须臾之决，就谲奇之名耳，非所以为中行法也。彼县令自有职，调护柔良，知其苛痒；谨察幽隐，达其颦呻；经以德义，纬以法理；主以质实，附以文雅。若是者，顾不足就名耶？而何以惊世之迹为？今夫侯所谓贤令使人爱思者，有能出此耶？而所谓恶吏为人讥诟者，有能为此耶？尝试以此迹前人姓氏，而寻善恶之实，吾知其不可掩已。然吾闻二江有三相，皆旧县尹也。县人颇矜以为宠，常名其厅，存其像，而乡先生邓公又载诸诗以实之。其一人乃唐逍遥公韦嗣立也，当时之政号为二川最，人以故到于今传之。其二人则名与像俱亡矣，意其政无它异，故易泯也。嗟夫！以公相之尊，等县邑之陋，名数品级，孰为显晦？然朱邑为啬夫，去今千载，犹歆歆起人意。而二人者，生虽贵重无二，死曾不得与桐乡乌鸢共饱，此可为吾大诫。夫惟毋陋微官而恐忝所荷，有如潘河阳之志，则韦公无难为也，决为之而已矣。^[4]

杨天惠先是举了三个古代贤明县令的例子：战国时期邺令西门豹趁河伯娶妻的机会，惩治地方恶霸势力，禁止巫风；东汉时期雒阳县令董宣不畏权贵，拦住湖阳公主的车，捕杀其奴仆；唐代益昌县令何易于为了维护百姓的利益，甘冒革职坐牢砍头的风险，抵制上司的派遣，违抗朝廷的诏令。西门豹等人能在县令任上做这些事，的确是难能可贵的，但这还不是杨天惠所崇尚的。因为他们都只是趁着某个难得的机会，诡变出奇，成就自己的名声，但所行的不是地方官员的正道。县令之职位卑而职重，重要的是调护柔良，谨察幽隐，以德为经，以法为纬，守法循例，而不是做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只要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爱护百姓，就能在当地留下政声。他还比较了曾在双流做过县令的“三相”，唐代的韦嗣立能在题名碑厅留下姓名和画像，而其他两人“名与像俱亡矣”，原因就在于韦嗣立“政号为二川最”，而其他二人“其政无它异，故易泯也”。

其《张忠定公祠堂记》记录了北宋成都知府张咏在任期间励精图治，使成都地区社会治安良好、经济文化长足发展的状况。其文云：

特论公始所以治平乱纷，终所以辑美风俗，大抵气决严重如汲黯，而不强塞；拊循安和如倪宽，而不濡懦；操制英发如赵广汉，而不轻急；治体绵密如召信臣，而不寒俭。故内修刑政，外靖羌夷，皆有度程，不失尺寸。下至米盐、估直、燕游，皆在所讲，若纪律不可辄易。昔黄霸居颍川，盖八年功乃成；公镇西南，亦七岁治益显。^[5]

用汲黯、倪宽、赵广汉、召信臣四位西汉名臣来类比张咏在治平乱纷、辑美风俗、修刑政、靖边民和发展民生方面的政绩，用汉武帝时期名臣黄霸八年治理颍川来类比张咏七年治蜀。其《上吴大尹书》记载了熙宁年间知成都府的吴中复对四川文化建设方面的贡献，称吴中复“自开府以来，西南文艺之俊，联荐墨附宾籍者，焯焯有闻矣。其高者，殆将与之同升金玉于王度；其下者，犹欲使之有立鼓吹于儒林”^[6]。

此外，其《莫侯画像记》通过自己被罢职之后寄身于郫县的亲身经历，描述了郫县县令莫侯“敏于百治，而水政尤谨”^[7]、兴修水利使郫县“无旱暵之恐”，在蜀地其他地方“苗暍死町间，谷价翔贵”的情况下，郫县仍能保持“道里清垲，白水潋潋，弥望桤叶覆地，粳芋人立”的状况，有着农作物丰收的治理功绩。同时，他的描述，也让我们能在近千年后的今天，部分了解都江堰水利工程在宋代的修缮、建设和灌溉情况。他在政和元年写的《华阳赵侯祠堂记》更是详细记录了赵纯祐在担任华阳县令期间整治沙坎堰的过程。华阳县原有的沙坎堰，能浇灌三万多亩田，但在赵纯祐上任时已经是“堰浸堙缺，江流亦迁去。田因以废，夷在草间”^[8]，赵纯祐筹集资金，“访遗迹，按故道，参校图录，订以耆旧，遂相地宜，筑堤故处。高二十五尺，长四百四十尺。其址之阔，如高之数。用木五百章，揵竹二百个，役夫五万指”，不到十天，修好了沙坎堰。原来流落其他地方的老百姓又回来种庄稼了。《国朝二百家名贤文萃》卷一三八收录了杨天惠的《黎州来威堂记》一文，在文中，杨天惠强调了黎州在边防中的重要性，记载了杜无逸“完郛栅，精械仗，通关市，坚约束”^[9]四条治理黎州的方法，提出了“非来而驯驭之难也，既来而抚循之实难”的观点。这种观点，对于当时少数民族地区的边疆治理，有较强的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