纵横心态及对建功立业的渴望

相如生活在汉代走向鼎盛的时期，时代精神、中原文化及巴蜀文化的共同浸润，使他兼具儒家、纵横家的精神气质。他胸怀大志，年少时就喜欢读书，学习剑术，担任郎官期间为武帝通西南夷立下汗马功劳，因病免官后还为武帝创作封禅书，这些都表现出他顺应时代潮流、积极入世的一面。但在追求功名的过程中，相如因仰慕蔺相如为人而改名相如、赴长安前发下“不乘赤车驷马，不过汝下也”的誓言、旅居梁国依附梁孝王、作赋进献天子、作《喻巴蜀檄》等行为也明显表现出他会机变、懂智勇、善谋略、能决断的特点，极具纵横家的心态。

北宋是我国历史上统一中原的汉王朝中军事实力较弱的，但其崇文抑武的基本国策和“与士大夫治天下”的基本方针，使文人们对功业和社会价值的渴望比以往任何时代都要强烈。在追求功名的路途中，“三俊”一方面积极参加科考以获得功名，另一方面也利用各种机会积极干谒。如前所述，三人都曾向苏轼自荐，郑少微是在苏轼知贡举时中的进士，杨天惠以古律得到了苏轼的赞赏，李新经过刘泾推荐给苏轼后当场赋《墨竹》诗。在他们的诗文中，也有不少干谒诗（文），如郑少微在《代上嘉守书》就直接引用司马迁“不附青云之士，乌能施于后世哉”和韩愈“不借势于王公大人，则无以成其志”两句话，来表达愿意“咏归夫子之门”^[30]的心愿；杨天惠上书吴大尹，希望对方能“咳唾余泽于一二英才后”^[31]，对自己稍加提拔；李新在做太学生期间也频频给当时朝臣上书，希望能举荐自己，被罢官多年后仍上书张商英，希望对方在自己“以言语文字触突狂见，得罪流浪，选调洄洑，凡二十年”之际，伸出援助之手。“三俊”对相如纵横家心态的认同，导致了他们在宋人纷纷嘲讽相如“以赀为郎”“因狗官举荐得官”的背景下，还是对相如成功的途径表示了赞赏和艳羡。但“三俊”在仕途方面都不得意，郑少微任过德阳县令、朝请郎，杨天惠任过邛州学官、双流县丞、彰明县令等职，李新任过南郑县丞、梓州司法参军、资州司录、茂州通判等职。久滞下僚的他们，虽然常常自觉或不自觉地借佛道思想慰藉自己的心灵，但他们诗文中更多的还是对怀才不遇的愤懑、对沉沦下僚的不平和对建功立业的渴望。如郑少微在《自赞》中称自己“量虽褊，尚可容卿百倍；笔虽拙，犹堪倚马万言”^[32]；杨天惠在《次吕给事安昌岩避暑》中则用“恳乞鱼书得梓潼，曾司紫诰驳斜封”^[33]的诗句来表达自己渴望得到朝廷重用的心愿；李新在被废官后感叹“士不得志，故嗟叹之”“物不得平，哀也无期”（《蛙赋》），一旦被再启用就说“再服官箴，犹起功名之念”（《谢谢转运判官启》）。所以，虽然他们终其一生也没得到相如那样建节往使的机会，但在他们看来，相如能得到汉武帝重用并在通西南夷过程中立下功劳，肯定是一件值得羡慕和敬佩的事。